三联生活周刊201137期封面

4月14日，利比亚艾季达比耶，反对派武装人员向政府军所在地发射火箭

1978年6月19日，卡扎菲访问索非亚大学

1973年9月7日，萨达特（前左）与卡扎菲（前右）签署建立统一国家的协议

　　现代“酋长”启示录

　　抛弃卡扎菲

　　主笔◎吴琪

　　与其把卡扎菲看做一个国家领袖，实际上他更像一个放大版的贝都因传统部落的酋长。卡扎菲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现存制度都表示不满，否定资本主义，否定社会主义，认为只有他的人民直接执政最好，但是他建立的“民众国”却是个人高度集权的国家，与现代政治制度逆向而行。新政权直到1970年12月才发布了它的一个施政纲领。确切地说，它并没有说明国家的发展方向，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驱逐外国军事基地，国家团结，取缔所有政党——所有这些措施都被小心翼翼地和伊斯兰精神挂钩。

　　在执政的40多年里，卡扎菲一直支配，并乐于不断调整利比亚社会的财富分配。在“黄金10年”，他向民众慷慨解囊。政府在住房、医疗卫生以及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投资大大增加。但是随着卡扎菲家族和相关部落的权力建构，利比亚的政治制度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牢笼，家族和小利益集团成为石油财富的最大受益者。卡扎菲被本国民众抛弃，正是他用原始办法管理现代国家的后果。

　　物价上涨、失业率攀升、贫富差距加大，这些困扰着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的难题，被阿拉伯世界谙熟互联网、要求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享有基本民主权利的年轻一代，演变成了一系列中东变局。卡扎菲的垮台将标志着阿拉伯世界在位时间最久的统治者的倒台，虽然他曾在长年与美国的对抗中巧妙地周旋于各种国际势力，利用利比亚优质独特的石油资源获得谈判砝码。

　　阿拉伯世界由内而发的变革，被普遍看做自20世纪50年代阿拉伯民族运动以来，这一地区最具深远影响的一场变化。西方认为，中东各国要求政府对人民负责的强大呼声，正在重塑地缘政治格局。对本土自由的渴望，胜过了对西方的敌意。

　　对于是否要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涉，欧美国家曾有着不同的利益推敲。德国前外长、曾任驻美国和英国大使的沃夫冈·伊辛格告诉本刊：正是先前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和平的政权更迭，让欧洲人都抱定了一个信念——和平变革是顺应时代的。卡扎菲宣称要在班加西屠城，在这个时候显得异常不合时宜。尽管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危机决策时刻，欧洲领导人都怕自己违背了时代的潮流。欧洲国家在这一刻，找到了一个情绪发泄的出口。萨科齐决意让法国扮演急先锋的角色，既有与卡扎菲个人的间隙，也在为他明年参加的总统选举造势。

　　美国原本认为自己在利比亚的利益是中东北非地区中最少的，对进行军事干涉犹豫不决。在克林顿政府中任职、因未能制止卢旺达大屠杀而无法摆脱罪恶感的苏珊·莱斯，哈佛大学专门研究人权问题的年轻左派教授兼记者萨曼莎·鲍尔，在这个时刻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另外，与当年美国把“洛克比空难”的罪责归于利比亚一样，“干涉利比亚看起来是个又快又轻松的军事行动，与干涉其他的中东国家，比如叙利亚相比，政治风险要小得多”。

　　对欧洲人而言，欧盟的5亿人口与北非地区1.7亿人比邻而居。“这些人自西向东，从摩洛哥阿加迪尔一直到埃及的塞得港，就在欧洲的门口，憧憬着繁荣和民主。”利比亚既可以成为他们打开北非之门的钥匙，又有可能成为带来难民、宗教极端分子的不安全通道。美国既要表现出对民主自由等价值观的“支持”，又不希望真正卷入利比亚重建的泥沼。在利比亚民众起义之前，西方的利益已经在利比亚得到了充足的保证，例如利比亚最大的油田和潜在气罐的勘探都掌握在西方石油集团的手里。但是在西方人认为更为牢固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权迅速倒台后，为了及时表现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一方”的强烈意愿，对中东民众呼吁的顺应，并埋葬与突尼斯、利比亚等旧政权合作的尴尬记录，抛弃比穆巴拉克政权重要性更小的卡扎菲，实在不是个为难的抉择。

　　随着利比亚战事谜底不再，人们或许才意识到利比亚正走上一段后果难料的漫漫长路。推翻卡扎菲的统治成为各股力量合力的目标。但是在军事破坏之后，利比亚这样一个北非国家如何重建，才是变革能否变得具有意义的核心价值所在。对于一个所谓新崛起的中东，欧洲和美国又开始担心他们在失去曾经合作的“老朋友”之后，会不会面临一个更加不确定的、让自己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可能受到威胁的陌生政体……■

　　卡扎菲的权力之路

　　2011年2月15日这个星期二对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来说原本是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唯一的新闻发生在警察局。数个家庭聚集在这栋大楼门口，要求释放一位名叫法特赫·特比尔的人权律师。特比尔一直在代理由这些家庭组成的一个团体。该团体称政府在1996年由于秘密杀害了包括他们家人在内的1200名异见人士，要求公开相关信息。当天晚些时候，警方息事宁人，释放了特比尔。但人群非但没有就此消散，两天以后，一场名为“愤怒日”的示威游行活动在班加西蔓延开来，目标直指首都的黎波里。

　　记者◎徐菁菁   实习记者◎张冉

　　这不是卡扎菲遇到的第一次挑战。执政40多年来，他历经数次暗杀、政变、骚乱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打击，挺过了美国战机的狂轰滥炸和严酷的经济制裁。他以强硬著称，但也并非不知妥协。2月21日，他的二儿子赛义夫·卡扎菲在官方电视上露面，承诺将修订新宪法，创造一个“新的利比亚”。这是一个利比亚人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42年前，年轻的卡扎菲确实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国度。但这一次人们却不再相信他。

　　应运而生

　　“告诉纳赛尔总统，我们将这场革命献给他。”1969年9月1日凌晨2点半，驻扎在班加西的年轻军官卡扎菲率领着大约只有70名成员的“自由军官组织”开始了挑战伊德里斯王朝的政变行动。

　　这时，王国的建立还不到20年。1951年建国前，由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与费赞三个地区组成的利比亚只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苏尔特湾与苏尔特大沙漠将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分开。独立前，昔兰尼加的交往方向主要是东边的埃及以及马什里克地区。反之，的黎波里塔尼亚与西部马格里布的三个北非国家往来。费赞地区人口稀疏，其注意力主要是南部的撒哈拉沙漠，以及靠近撒哈拉的非洲国家。大多数利比亚民众都认为自己是的黎波里塔尼亚人、昔兰尼加人或费赞人，而非利比亚人。“二战”结束后，流亡的伊德里斯国王回到利比亚，他告诉美国和其他盟国他只想统治昔日的领土昔兰尼加，因为合并利比亚困难而又危险。

　　然而，“二战”发掘了这片土地的战略价值：这里既可以近距里运送物资去欧洲，又扼守着地中海。怎样建国已经不再是利比亚人自己的事情。6年的权衡博弈之后，在联合国主导下，1951年，利比亚国民大会通过了《宪法》，宣布建立世袭的君主制政权和联邦政府，采取折中的办法认定班加西与的黎波里均为首都。

　　王国建立前已蕴藏危机。1950年7月，联合国牵头的协商会议决定，利比亚国民大会成员应该来自3个省，各省派出20名成员。由于利比亚2/3人口居住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来自那里的代表希望国民大会席位按照人口比例分配，但没有得到支持。1952年，利比亚独立时代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就以失败告终。由于选举公正性受到怀疑，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发生暴乱并向起义演化。政府镇压了暴乱，从此所有的政党或被禁止，或公开声称为反对党，脱离了政治舞台。《利比亚史》作者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总结说，从此，利比亚政治大体上成为家族、部落与宗教力量角逐的舞台，许多利比亚人得出确切的结论：一小撮家族控制并决定利比亚联合王国的命运。

　　但不管怎么说，利比亚独立了。从16世纪奥斯曼帝国横扫这片土地开始，利比亚人就再也没有尝过独立的滋味。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的部队沿着利比亚和埃及的边界建起了200英里的铁蒺藜墙，防止利比亚人逃跑。在纳粹统治下，每年有1.2万利比亚人被处死，还有数以万计的人死在集中营里。很少有家庭能完整无缺地延续下来。卡扎菲的祖父死于这一时期。他所在的卡扎法部落有300人被逼得走投无路，逃到乍得。

　　然而，联合王国再次令利比亚人失望。在整个五六十年代，纳赛尔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在阿拉伯世界掀起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和反殖民斗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尖锐冲突让阿拉伯人深感被西方背弃。就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考虑如何团结起来抵御以色列和西方的背景下，联合王国的政策却大体与英美保持一致，成为当时阿拉伯世界最传统、最保守的政府。

　　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是无奈之举。国家的经济严重依赖外部援助，特别是美英军事基地所支付的费用。从1954到1959年末，利比亚是世界上人均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虽然1955年开始的石油钻探打开了财富之门，但没有西方的帮助，利比亚根本无法开发这笔财富。其结果是，普通利比亚人一边眼睁睁看着石油被西方人拿走，一边目睹昔兰尼加地区势力强大的家族和王室成员侵吞着国家的财富和权力。

　　60年代的利比亚文学弥漫着这种深刻的挫败感。哈利法·塔卡巴里在小说《尊严》中描写了一个利比亚工人反抗三个提出侮辱性要求的美国石油工人的故事。1967年“六月战争”前夕，作家艾哈迈德·法格赫写道：民众中日益流行着以下观点，即认为新财富应该是所有民众的共同财富。但现在这些财富却被权势集团所控制，他们与民众的渴望与抱负格格不入。利比亚工人遭受着石油公司的残酷剥削，美国人与英国人的基地仍像往常一样忙碌。

　　1963年，贝因都青年卡扎菲报名加入班加西皇家军事学院。军队是像他这样出身社会底层、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雄心抱负的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最好机会。他在米苏拉塔读中学期间建立的关系网中有许多人也追随他进入军校。和当时许多的年轻人一样，他们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收听埃及领导人纳赛尔在埃及电台“开罗之音”中的讲话。卡扎菲意识到，由于禁止政党存在，军队是政治变迁的唯一工具。在入军校两年间，他就成立了自由军官组织，并精选12名干将，组成中央委员会。

　　政变的到来一点也不突然。伊德里斯国王的英国顾问洛上校观察到，国王害怕军队。“我们给他搞到6辆坦克，但是他害怕军队暴动到这种地步，以至于把这些坦克锁起来。”颇为讽刺的是，据说，当时英国顾问的任务之一就是不要让军队装备得太好，这符合伦敦和伊德里斯国王的利益。他还观察到：“一些明显的变化正在发生。受过教育的利比亚人在军队里组织委员会，然后他们坐在咖啡馆的桌子旁谈论政治。他们有两个装备着萨拉丁式装甲车的装甲师，但他们一个月也不去一次，比我们一个星期去一次要少得多。”这位英国顾问甚至在1965年时就将目标锁定了卡扎菲，他注意到，1964年卡扎菲参加班加西的通讯部队时“订购了很多他们根本不需要的精密无线电设备”，“可以覆盖整个利比亚”。

　　“九月革命”的全过程多少显得有些荒诞。凌晨2点半，在班加西，卡扎菲带队前去占领电台。据说，行至半道，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光杆司令，后面的车辆在岔路口跟丢了。革命队伍绕城一周，竟没有找到电台。同时，助手米海什奔赴首都的黎波里接管军营，却把武器和子弹落在车上。城外负责接管防空部队的战友指挥的600名士兵只有1050发子弹可用。所幸，整个政变只在突袭班加西国王卫队时发生了短暂交火。“我在那天早上驾驶着一辆空坦克来到班加西大街上。”卡扎菲后来接受《现代非洲》杂志采访时说，“在警察部队营房门口，我将炮口对准营房，炮膛里空空如也。国王的士兵一看到坦克马上就投降了，只要求不要开火，放他们条生路。”凌晨6点，的黎波里的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军乐曲，半个小时后，卡扎菲在班加西电台宣布夺权。

　　比兵不血刃更重要的是，英国政府拒绝了伊德里斯国王及其支持者呼吁军事干预的请求。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戴维·纽森与大使约瑟夫·帕尔默认为，应该给卡扎菲一个机会。他们很快与卡扎菲接触，鼓励他接掌政权。英国和美国认为，要想获取在利比亚的最大利益，明智的做法就是在外交层面承认革命政府：利比亚一些高级官员和知识阶层与纳赛尔可能有联系，一旦他们夺权，利比亚会脱离他们的掌握，和埃及结成紧密的联盟。而卡扎菲和他毫无名气的青年军官组织主要受个人野心推动，是可以加以控制的。

　　虽然美英在1970到1971年的外交信函中逐渐表现出对革命政府充满失望的情绪。但许多分析家还是认为，卡扎菲是在掌握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出现的恰当人物。1971年9月30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对“九月革命”两年来的评估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卡扎菲近乎是利比亚“不可或缺的人物”，如果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利比亚的“不稳定秩序将有可能接踵而至”。在革命初期的几个月里，美国甚至不止一次向利比亚提供一些反对派试图推翻革命政权的情报。

　　蜜月

　　卡扎菲生于利比亚南部费赞沙漠地区一个柏柏尔人普通牧民家庭。尽管他在班加西利比亚大学攻读过历史，后来进入军事学院，并曾赴英国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受训，但夺取政权这一年，他只有27岁，没有任何政治治理经验。他所有的政治体验几乎都来自卡扎法的部落关系，王国时期蹩脚的现代政治体系和等级森严的军队生活。

　　由纳赛尔派到的黎波里的埃及情报官员法蒂·迪卜协助新政权进行了最初的管理工作。行政机构的大部分日常工作都由埃及人完成。卡扎菲领导的12人“革命指挥委员会”被新宪法确定为：“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革命指挥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任何人不得反对。”在这个委员会里，的黎波里塔尼亚人占了上风，有5名成员，昔兰尼加人只有3名。值得注意的是，从一开始，卡扎菲的领袖形象就是卓然的。有关其他11名成员生平的信息少得可怜。直到1970年1月，他们的名字与图片才出现在官方公报上，这已经是推翻君主政权4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新政权直到1970年12月才发布了它的一个施政纲领。确切地说，它并没有说明国家的发展方向，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驱逐外国军事基地，国家团结，取缔所有政党——所有这些措施都被小心翼翼地和伊斯兰精神相挂钩。

　　尽管国家前途依旧模糊，但新领导人的平民主义和革命主义论调令人耳目一新。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全然不同于从前的统治者：都来自中低阶层，所属的部落和家族并不显赫，每个人都有乡村生活经验，都那么年轻，几乎都有高学历。卡扎菲还举行了一系列问题研讨会。新政权自由表达意见的作风在最初阶段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许年轻的卡扎菲尚不知道如何令国家长治久安，但他显然明白如何满足人们最迫切的需要。

　　他给他们长期渴望的尊严。虽然事实上“九月革命”只是“自由军官”组织的单方面行动，但它被描绘成利比亚人民反抗腐败的亲西方君主统治的集体功勋。政府成立特别民众法院，审判前政权官员，罪名是通敌叛国与贪污腐败。

　　在利比亚人眼里，卡扎菲强硬地和西方石油公司谈判，维护利比亚财产，显得无所畏惧。1970年2月28日，英国人撤离阿丹姆基地；6月11日，美国人告别惠勒斯基地。尽管基地的使用期限本已将尽，但这依旧被视为重大外交胜利。这两天成为利比亚法定假日，每年都要举行庆典纪念。1972年6月11日，在美国从惠勒斯基地撤军两周年纪念活动中，卡扎菲在演讲里评论阿拉伯人在西方国家控制下遭受的侮辱与不公待遇，言辞极其尖刻辛辣，以至于英美两国大使在庆祝会中间就悄悄离场。

　　在阿拉伯世界，利比亚仿佛突然从叛徒变成了领袖。1972年初，与卡扎菲会谈后，乌干达总统阿明就将几百名以色列顾问驱逐出国，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1973年，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第四次会议在班加西举行。利比亚提出，提供贷款，促进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语言的传播。

　　美国人发现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接近卡扎菲。帕尔默大使在3年任期内仅仅见过卡扎菲3次：刚到任时、基地谈判初期和离任时。而他还是卡扎菲会见次数较多的大使。

　　不得不说，是时局给了卡扎菲和西方撕破脸皮的资本：1969年9月4日苏联官方就承认了革命政府，并暗示乐意提供必要援助。次年7月，第一批武器到达利比亚，此后10年，革命指挥委员会一直从苏联购入军事设备，其中双方在1974到1975年就达成了10亿美元的一揽子交易。

　　更重要的是，国家迎来了财富井喷的黄金时期。1961年，利比亚每天生产石油1.8万桶，1970年已经暴增到331万桶。在油价飞升的70年代，每天的石油产量都保持在200万桶左右。与此对应，国家税收从1970年的13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2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5亿美元升至1979年的245亿美元。人均收入从1951年的40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8170美元，甚至超过当时意大利和英国的平均水平。

　　就像贝都因传统部落的酋长一样，在执政的40多年里，卡扎菲一直支配并乐于不断调整利比亚社会的财富分配。在“黄金10年”，他向民众慷慨解囊。政府在住房、医疗卫生以及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投资翻了20倍。社会上极度贫困的人员可以免费从政府那里得到住房。农民可以获得旧时代被没收的土地，以实际价格1/10的低价购买农业用具以及牲畜。在企业里，所有雇员在10人以上的企业依据法规要将1/4的利润分给工人；50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必须有两名雇员参加董事会。这些都有助于将利比亚的石油财富进行更为广泛的分配。

　　70年代初，政策甚至还有助于创造资本阶层。国家银行向任何申请人可提供最高达商业企业运作资金95%的贷款。一些行业被免征赋税和关税。在海滨城市萨布拉塔，革命之前有3家公司分享政府的订货，而1971年却有30家公司在竞争。的黎波里塔尼亚在革命后的头7年内便发放了4万家新杂货店的营业执照。

　　当然，财富的流向并非无可指摘。按照1972至1977年间利比亚的首席审计师、后来的反对派“拯救利比亚国家阵线”领袖穆罕默德·马加里埃弗的说法，最初美国的石油公司和的黎波里的革命政权进行交易时，他们对于对方的诚实感到吃惊，那些人并没有提出索要回扣，而这种行为在伊德里斯王朝时十分疯狂。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走回到老路上去了。“大部分钱花得都不是地方。毫无疑问，在1972至1975年的这段时间中，有20亿至30亿之多的美元进了相当一部分政治领导人、高级行政官员和技术人员的腰包或其在国外所开的银行账户。”在接受布伦蒂采访时，马加里埃弗背诵着一连串钱财被私吞的事实。但对于一夜暴富的利比亚人，谁又在乎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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