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稳定惟有在进程中才有意义。如果稳定意味着万事不变、没有增进的话，最终也就不成其为稳定，且无法持续。稳定意味着为进步、为发展创造一个环境，而不是为稳定而稳定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9•11”那天，托尼•布莱尔正在布赖顿准备给英国工会联盟作两年一次的演讲。当地时间13点45分，也就是美东时间8点45分左右，离演讲还有一个半小时，他的办公室发言人阿拉斯泰尔走进房间，告诉他：“你得看看这个。”

　　电视上正播放纽约世贸中心的画面，北塔像是被人砸出了一个大窟窿，浓烟滚滚。15分钟以后，第二架飞机径直撞入南塔，这一画面被镜头捕捉到，向全世界直播出来。

　　“没有其他路可走。只有战争。”近十年后出版的自传《旅程》中，布莱尔回忆当时的想法，“这并不是为了争夺领土而战，也不是两国之间的战争，这是为了保卫21世纪的思想和价值观而战。”

　　他取消了演讲，赶回伦敦，和普京、施罗德、希拉克以及贝卢斯科尼依次通了电话。第二天早晨，美国总统布什到办公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致电慰问的各国领导人回电话，第一通电话回给了布莱尔。“我与布莱尔之间的友谊是最为紧密的，”在几乎同时推出的自传《抉择时刻》里，布什说，“之后几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时决策愈加困难，有些盟友动摇了，但托尼从未动摇。”

　　布莱尔说自己的外交政策“觉醒”于1999年科索沃冲突期间，“在不确定的前景下，找到方向的惟一途径是问几个道德问题：此类事件是否允许发生？这样的政权是否仍应继续保留？”他进一步解释，提出道德问题并不一定会导致军事行动，却为此搭建了一个框架，一个与传统外交政策出发点完全不同的结构。传统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这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吗？在布莱尔和克林顿的合力推动下，北约发起了对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军事打击，行动并不限于空袭，也包括在必要时出动地面部队，“在某一层面上，我们都比较随和，但当你深入我们内心底层却会发现，那里是由许多花岗岩组成的。”

　　而这一次，他追随的是不用深入内心就能发现花岗岩的小布什，在决定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后者说：“开始吧，我们来做点实事。”

　　布莱尔回忆说，一开始他们的设想很简单：消灭塔利班、让阿富汗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选举，给这个国家大量资金去发展建设。在2006年之前，阿富汗的确正走向正轨，选举大规模展开，妇女权益得到保障，但此后塔利班卷土重来，战争陷入僵局，一拖十年。

　　可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已无法承受再一次放弃阿富汗的代价。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沙特和巴基斯坦支持了那些来自伊斯兰世界“圣战者”的反苏斗争。1989年苏联撤军，美国也对继续援助失去兴趣，阿富汗很快出现权力真空，混乱中激进势力塔利班夺取政权，推行严酷的宗教律法，并为本•拉登这样的恐怖分子提供荫庇，而这些“圣战者”最终把矛头对准了美国。

　　布莱尔承认，阿富汗战争持续至今，代价和后果都令他始料未及，他想到了这会是一条漫漫长路，没想到的是，“极端主义对于它的拥护者们的想象、意志和生活方式牢固而又深入的控制”。

　　他说，极端分子的人数并不多，但是同情他们的人却比我们想象的多，“很多人并不认同恐怖主义，但是他们‘理解’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那些谴责恐怖分子的人，同时以好奇又危险的方式认同恐怖分子的某些世界观，比如认为美国是反伊斯兰教的、对阿富汗的入侵就是对穆斯林国家的入侵等等。在伊斯兰世界，这一群人一直延伸到了光谱的中间位置。而即便谴责恐怖分子和他们世界观的人，也无法自信地表达一种改革的和现代化的伊斯兰教观点。

　　2007年卸任英国首相后，布莱尔发起成立了信仰基金会，力图促进宗教之间的沟通与和解。“很多政治文章和分析都说，极端主义和宗教无关，是贫困或者其他什么问题，但其实你没法回避宗教问题，否则你就是失去了重点。”他告诉本刊记者。

　　他依旧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辩护，“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我们知道的有限，而现在我们依然知之甚少。在那样的情况下，在当时所能理解的范围内，惟一能做的就是跟随直觉和信念。”

　　开放心灵与封闭心灵的对立

　　人物周刊：你在《旅程》中说，“9·11”那天，你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这一事件是由一小撮狂热分子策划实施的，并无代表性，可以而且也应该被挫败。但后来，你发现事情和你预想的不一样。你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

　　布莱尔：并非某一天顿悟，而是逐渐意识到的。虽然极端主义者数量极少，但那些听信极端主义者所讲述的(关于伊斯兰教、关于西方)故事的人却很多。这样一来，你所要做的就不只是打败极端分子，而且要打败他们讲述的故事。这殊为不易，同时也是布莱尔信仰基金会在中东为巴以和平而开展宗教对话工作的目的之一。问题已经很严重，所以需要很长时间的工作才能奏效。

　　人物周刊：你有一个判断：“这不仅仅是我们和极端主义分子的斗争，这也是为了伊斯兰教的思想、心灵和灵魂的根本性战斗。”你不觉得这种提法听起来太危险，乃至有点儿“政治不正确”吗？

　　布莱尔：我所说的斗争，指的是伊斯兰教内部两种趋向的斗争，一种是让伊斯兰教与21世纪调和，一种则是极端保守，要回到7世纪(伊斯兰教创立之初)。这的确是为了伊斯兰教心灵和灵魂的战斗，但最终只有从内部才能赢得胜利，需要穆斯林站出来拥抱现代世界的价值观。这正是当今世界的挑战。

　　人物周刊：不少人喜欢说，反对恐怖主义必须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你看来这个根源到底是什么？是否可能消除？

　　布莱尔：显然，你得两手抓，一手反恐，一手治恐。在我看来，其根源就在于对伊斯兰教义的歪曲。你必须要促进不同信仰人们之间的理解。很多人会说是经济原因等等，但我的看法是，你不能忽略宗教的作用。很多政治文章和分析都说，这和宗教无关，其实是贫困或者其他什么问题，实际上很多恐怖分子一点儿也不贫困，他们只是被某种教义所激发。当然如果社会状况更好的话，会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但你同样无法回避宗教。以巴基斯坦为例，小孩子被送到宗教学校，忙于学习教义，他们如何能在全球性经济体系中生活？这些问题你要是回避了，就失去了重点。

　　人物周刊：你在首相任上参与处理过北爱问题、中东问题、科索沃问题，当然还有应对“9·11”带给全球的挑战，你是否曾被一个问题困扰过：为什么人们要彼此仇恨？

　　布莱尔：这里的问题在于，人们会把彼此不同当成一种威胁。换句话说，“9•11”、北爱问题、中东问题有共通点，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通过移民、旅行和上网，不同的人们被推到了一起。在此情形下，问题就成了：人们是把彼此的不同当作威胁，还是机会？今日世界的一个重大分歧就是开放心灵与封闭心灵的对立——前者把开放当作好事，并试图从中获益；后者则以差异为敌，不断在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展开战斗。那些以宗教名义杀人的极端主义者，对世界的认识图景极为狭小。一些人希望生活在封闭之中，认为全球化会毁掉他们。在世界上某些地方，这种情绪引发了极端主义，而在西方这种情绪引发了对移民的反对。其实是一回事，都是狭隘心灵的体现。所以当世界越来越开放时，让人们为此兴奋，并给予他们更多可能性便格外重要。前几天我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世界变好了吗？我说，当然。你看中国，仅仅在30年前，你们还有超过一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你们变得更好是因为开放，而非锁国。

　　稳定惟有在进程中才有意义

　　人物周刊：那就让我们谈谈中国。“阿拉伯之春”后，中国的社会管控有所加强，两个月前政府第一次提出了“稳定是硬任务”的口号。你在书的前言里说，(这种管控)隐含了一种真正的担忧：如果失去坚强领导，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将何去何从。可否认为你抱持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

　　布莱尔：我相信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它的政治也会得到发展，而它的人民也会要求更多的话语权、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对政府的控制。但我也认为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稳定格外重要，(只有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才能惠及民众。这是一种平衡，你得好好把握。其实说回到中东问题，我个人倾向于演进而非革命。有时候演进之路行不通，但只要有可能，演进总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革命的问题不在于它如何开始，而在于它如何结束，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人物周刊：你做了10年首相，历经大事无数，如何理解“稳定”的意义？

　　布莱尔：我认为稳定惟有在进程中才有意义。如果稳定意味着万事不变、没有增进的话，最终也就不成其为稳定，且无法持续。稳定意味着为进步、为发展创造一个环境，而不是为稳定而稳定。

　　人物周刊：对于中国现存的一些问题，你觉得外部世界应该采取什么姿态，如何平衡？

　　布莱尔：我们需要建立伙伴和对话机制。你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用意，而我们也应该理解你们面临的挑战。重要之处在于使进步得以持续，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人权当然是重要的问题，但我们理解你们的渐进之路也很重要。

　　人物周刊：中国政府可以从阿拉伯世界的变革中学到些什么？一些人感到紧张，但也许挑战可以变成一种机遇？

　　布莱尔：首先两地至少有两大不同：其一，你们不像阿拉伯一些国家那样领导人长年执政；其二，阿拉伯民众的经济诉求一点儿也不亚于政治诉求，但他们没有你们这样的机会。

　　不过有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不管在哪里，民众都会对腐败感到愤怒。在阿拉伯世界人们不满的一点是，由于腐败，国家的经济发展把绝大多数人排除在外了，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强劲也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在我看来，如今说到一个政府，更应该看的是它的执政效力而非意识形态，看它完成事情的能力。阿拉伯民众的挫败感部分来源于政府的不闻不问，而在多数人看来，中国政府对民众是有回应的。当然人们会对它有更多的要求，人类发展史就是如此。

　　人物周刊：我对你在前言中提及的一个难题印象很深：“中国如何让民间自由表达，又不耽于威胁着社会统一的各种运动”，你的答案是什么？

　　布莱尔：这是个挑战。对这个挑战的回答是，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继续进步，与此同时，让领导层与民众保持不同层面的密切接触(engagement between leaders and people)。顺便说一句，全世界都如此。你看看社会性媒体的应用，民意的快速聚合与迅猛表达，这意味着领导层与民众的关系必须重构，要有更深更高层次的对话，当你做出某项决定时，它也必须同时得到解释和获得认可。在世界范围内，那种拍板走人的做法已经不行了，现在的人们希望被倾听，你得去劝服他们。这是现在的政治领袖的任务，无论在中国、美国还是英国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