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

　　十年前的9月11日上午，美国纽约的天空，云淡风轻，人们一如往昔地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忙碌着。然而，巨大的悲剧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突然发生了。

　　当被恐怖主义分子挟持的三架巨型客机先后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世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头版头条发表醒目的标题：在这一天，世界将因此而改变。

　　随后，美国总统布什在全球范围内迅速竖起了一杆反恐联盟的大旗，除了反法西斯战争之外，美国还从没有像十年前那样站在一个无上的道德制高点。在反恐的名义下，美国先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打响了两场战争。世界地缘政治的图景似乎确实为之而变。在布什新近出版的自传《抉择时刻》中，反恐战争被他自己津津乐道为执政八年最重要的成就。

　　但十年过后，当历史的尘埃逐渐沉淀下来之后，我们发现，“9·11”远远没有当初人们惊呼的那样改变了世界。

　　人类进入21世纪，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版图的或许是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攀升，并历史性地超过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老牌发达国家；或许是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国际社会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反思和革新；或许是IT经济破灭之后世界市场对下一个经济增长点的苦苦探寻。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肯定不是“9·11”，世界政治的主题依然是传统的大国权力政治的竞争与角逐，而不是反恐战争。“9·11”以及其引发的反恐战争，顶多只是改变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权，美国至今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两个国家的本质特性。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克，最基本的社会文明秩序依然十分匮乏。

　　很多时候，我们被政治的力量所诱导，夸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这种夸大甚至蒙蔽了我们去发现人类真实灾难的眼睛。

　　如果仅仅从死亡人数来看，“9·11”事件并非人类最近几十年来最惨痛的伤亡。毋宁说那两次令人类刻骨铭心的世界大战，也不用说持续数年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战争，即便在最近十年里，中国的大地震，日本和印尼的海啸，非洲的饥荒，在死亡人数上都比“9·11”要多得多。

　　“9·11”事件没有能引发美国社会对恐怖主义的系统性反思，当美国因为遭受重创而“杀红眼”时，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对美国的反恐扩大化进行“纠偏”，这带来了新的危险，因为这意味着反恐和推广民主人权一样，很有可能被当作一面道德的大旗，而事实上沦为政治利用的工具。当美国依然在用以暴制暴的传统方法来捍卫自身安全、维持世界秩序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对世界的前景感到乐观。

　　因此，当“9·11”十年之后，我们再次回望，虽然美国本土确实并没有遭受类似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打击，但恐怖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行为并没有消失。过去十年里，在欧洲、在非洲、在中东、在亚洲，包括在中国，恐怖主义的现实和潜在威胁，仍然时隐时现。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恐怖主义的真正根源都是贫富不均、政治不公和社会失序，不对这些顽疾进行根本性的疗治，简单地以暴制暴，完全无助于从源头上消灭恐怖主义。“9·11”不是文明的冲突，而依然是政治的冲突。不同文明之间，其实要比想象的更容易和平相处，它们通常只是被政治的需求所挑动，而被贴上各种反文明的标签，而当弱者陷于无奈和绝望之际，它们只能通过恐怖主义的非对称方式发动对强者的反击，尽管它们选择的袭击对象是我们决不能接受的。

　　“9·11”十年来，人类的财富总量又达到了新的高峰，防护自身安全的技术手段也有了新的进展，但是人类的社会治理水平，人类的政治文明程度，却并没有同步取得进展。

　　很多时候，我们依然停留在对人肉炸弹的制造者进行简单的道德挞伐，而很少去深刻反思，为什么那些袭击者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而执意决定要去伤害更多的与他们一样的平民百姓？在恐怖主义面前，激情和义愤总是轻易地压倒理性和慎思。十年过去，人类在面对恐怖主义时所展现的文明素养并没有多大进展。这是令人可悲的。

　　今天，回眸“9·11”，面对那些在恐怖袭击中湮灭的同胞们，我们汗颜而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