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山 别和专制一起老去

　　“如果他们在内容方面抓不到我的把柄，就会从人事、税务部门下手，

　　所以当你持续挑战他们的时候，你自己真的必须干干净净”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开罗

　　按照海山•卡塞姆(Hisham Kassem)短信里给出的办公室地址，我来到一个大工地的5层。光线不好，地板上满是黄白色的粉尘，电线裸露，角落里堆着木材和水泥袋，脚下偶尔传来电钻的声响。一个工人把我迎了进去，里面是长方形的一大间，窗户还没装好，接纳着开罗街道永不停歇的鸣笛声。大概是朝向问题，房间稍显昏暗，一盏节能灯挣扎着发出光亮，海山先生从一张破旧的桌子前站起来跟我握手：“这是我的新办公室。”

　　埃及颇富国际声誉的媒体人在这里办公不免让人惊讶，房间里惟一看起来和“办公室”有关的就是桌上那台苹果电脑，也许是用得太久，居然和地板一样，泛出黄白色的光。

　　“我花了一年半时间才找到这里，在市中心找一个出租的大地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介绍说，“这栋楼原来是行政部门的，一直没好好打理，我们打算把电梯、出口、窗户什么的全部推倒重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设计编辑部。我会和建筑师一块工作，任何其他人都没法完全明白我的心思，所以我一定要参与到每个细节中来。”

　　这将是他创办的第3家媒体。

　　把自己当作一个透明人

　　2004年，海山创办了一份名为《今日埃及》(Al Masry Al Youm)的日报。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1950年代以来埃及第一份独立报纸”。“其实早在1990年代初就应该出现独立报纸的，但穆巴拉克一直打压，直到国际社会给他施加相当的压力，特别是美国在2003年、2004年以后对他的敲打。”

　　很长时间以来，埃及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以《金字塔报》为代表的国营媒体，每天头版少不了报道领导人的各种活动，有意思的是，领导人太太的活动也不会落下——第一夫人苏珊•穆巴拉克被塑造成几乎所有慈善组织的领袖、几乎所有妇女运动的支持者。有人调侃说，报纸对苏珊各种活动的报道，超过对埃及其他女性报道的总和。

　　海山相信新闻业应该独立，既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资本。在《今日埃及》之前，他创办过一家独立新闻杂志。当年的一位老部下对媒体评价海山：“他脾气不好，很难缠，但懂得审时度势。他知道如何拿捏尺度并适时撞线，但不会让报纸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海山推崇新闻专业主义，强调报纸应该提供可靠的新闻。他厌恶耸动的报道方式，“独裁者其实喜欢(耸动的新闻)，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转移开。”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今日埃及》影响力迅速提高，尤其受到智识阶层的认可。

　　在这个市场上，很多人都对拥有一家媒体感兴趣，但报纸创立之前，海山对老板说得很清楚：我要办的报纸，不会为你的利益服务。

　　“报纸出来后就不是这回事了。谁是大股东，谁就总想干涉采编。把他们挡在内容提供和服务读者之外，是一项持续不断的斗争。有时候你能成功，但有时候你不能。”

　　海山的另一个身份是人权活动家、穆巴拉克的公开批评者。为此他经常毫无理由地被传唤，有时他干脆对问这问那的人说：不要再让法院传唤我了，如果我犯法，你们可以逮捕我。

　　事实上他从未被逮捕过。

　　“我懂法律，为人权组织服务了10年，他们骚扰我之前也会三思。他们会监视你，监听你的电话，会让报纸写些丑化你的文章，但如果他们没有总统的命令就不敢逮捕你，否则这会成为国际事件。”

　　海山说，在穆巴拉克政府统治下，他早已把自己当作一个透明人，“对法律零违反”。他总是告诉报社的财务总管，你那儿是最容易被政府抓住把柄的地方，我们照章纳税，不欠分毫。“如果他们在内容方面抓不到我的把柄，就会从人事、税务部门下手，所以当你持续挑战他们的时候，你自己真的必须干干净净。我的银行账户、我的书都可以摊给你看。总之，他们会想尽办法让你陷入麻烦。”

　　但做得再好也只能控制自己，控制不了老板。“最终你会看到，我创办的这份报纸在经济上独立了，但其他方面还是不够独立，也做不到完全独立，所以2007年我辞职了。”

　　从2007年到2009年，海山考察了世界上最好的一些报纸，然后回到埃及准备重出江湖。他原本打算再办一份新报纸，但两年的考察让他有了新的想法：编辑部已经变得和从前不同，同样的内容，除了在报章杂志发表，也必须考虑如何在互联网上呈现。这一次，他决定成立一个多媒体集团。

　　“阿拉伯之春”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对海山来说，最大的变化当然是他的“脱敏”。他重新出现在国家电视台的谈话节目里，不再有人一天到晚问他：“你最近在做什么啊，家里来的客人是谁啊……”过去有些商人忌惮政府，不敢给他的媒体投资，这时也消除了疑虑。现在海山手握3000万埃镑(约合人民币3600万元)，准备招60到80人来实现他的新闻理想。这次没有一家投资方的股权超过10%，“确保资本不会干预采编。事实上，以后你会看到股权分散化的巨大影响。”

　　他带我下到4楼去参观未来的编辑部。这里已经完成了网络铺设，接下来要安装空调，房间与房间还没有分隔开来。海山一手叉腰，一手指向空空如也的大平面，“这里会是接待区，这里是机房，这里是评论部，这里是新闻部，对了，还有喝咖啡的地方……”这时你才看见他难得的微笑。

　　革命以后新闻更难做了

　　我们谈起在解放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他说革命后埃及人变得富有批判性，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包括媒体)塞给他们的一切。我问，对于那些在革命前被迫说谎的媒体人，人们应该原谅他们吗？“这是很难的问题，现在所有人都说我们做这些做那些是迫于压力，但他们的确在过去的日子里帮助着维持一个巨大的谎言。”海山说，“那些有较高职位的人永远不应该得到谅解。我以前认识一些这样的人，我们会在咖啡馆聊天，我知道他们为穆巴拉克工作，但我们仍能成为朋友，直到他获得某个高级职位。他们开始攻击你，变得气势汹汹。他们自己做了错误决定，现在得为此付出代价。但这条原则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某个层级以下的人可以被宽容，当然，他们会带着一份耻辱继续生活。”

　　“如果有人说‘我要生活，我不得不说谎’，不管这些谎言是否那么过分，都是不可接受的，要知道埃及40%人口处在贫困线下。我很清楚他们的立场，那些自愿为穆巴拉克说话的人，他们得到了无数的特权和财富，而直到1月24日，我都不确定第二天的游行是否会如期举行。我一直怀有这样的念头：我很可能此生也见不到独裁的结束。但我不在乎，我会继续坚持做对得起自己的事情。”

　　但解放广场本身也在对新闻业施加影响。如今记者们不再担心“信息部”的禁令，却容易被民意左右。有记者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在前政权之下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你很难置身事外，不去推动革命进程。我们会尽力做好报道，但毕竟这是我们的埃及。”而民众也会立刻对媒体的报道做出反应，那些被认为“不友好”的媒体甚至不被允许进入广场。

　　“昨天(6月3日)的解放广场就非常不好，民众攻击一个据说是以色列人的电视台女记者，实际上她是为一家科普特基督徒的电视台工作，也不是以色列人，”海山说，“不管是不是以色列人，都应该允许他们来这里报道，正如我们也要去以色列做报道一样。”

　　海山说，解放广场那些天是埃及历史上一个美妙的时刻，但它已经过去，“你可以组党、造势、宣传、竞选，这都是参与政治，但如果一有问题就去广场，那广场就不再是当初的广场了。”

　　在他看来至少有3类人对广场恋恋不舍。其一自然是年轻人，他们担心政治进程会越来越将他们排除在外；其二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断制造事端，以为只有这样自己才有机会，一旦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改变立场；第三类人则是一些难以转换身份的反对派。“他们一辈子都在反对，反对的时间太长，把自己也陷进去了。现在反对的目标没有了，他们却没法完成向寻常政治的转换。”说到最后这一群人时海山小小地感慨了一下，“其实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但已经无法提出新想法了。这主要应该归咎于专制，想想你在一个党派里奋斗了30年，却始终无法进入议会的感受。”

　　新闻界也有类似的一群人。“以前人们很尊敬他们的立场，他们也勇于站出来发声，是英雄般的人物；但现在新闻报道更需要的是分析能力，他们需要继续前进，不能再停留在勇气那棵树上了。”

　　显然不止他一个人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再是政府和反对派双方的事情，在解放广场和其他地方，有许多反对团体和个人，每个人都在提供视角、观点和事实。”开罗一家报纸的编辑说，“革命以后新闻更难做了。”

　　“有我们呢！”海山说。他早已不年轻了，却没被专制催老、拖垮，这真让人高兴。

　　(本文参考PBS、Financial Times、The Jerusalem Post、Londonprogressive journal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