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利比亚反对派占领首都的黎波里，后卡扎菲时代正在开启。有专家指出，卡扎菲倒台不是拐点，利比亚乃至中东北非局势仍处于发酵、扩展和不确定阶段，未来走向依然扑朔迷离，充满悬念。人们不禁追问，下一个倒台的政治强人会是谁？

　　中东北非，居于世界“枢纽”位置，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历来都是大国角力的重要场所。年初以来，这一地区不少国家爆发游行示威、街头政治甚至内战冲突，搅动着世界神经。有专家指出，这股强大的反政府浪潮虽然不足以称之为“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但强烈展现了中东北非民众渴望国家变革的政治冲动。

　　如果说全球一盘棋，那么，在这盘错综复杂的棋局里，中东北非显然是一个重要“棋眼”，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迄今，这一地区旧体系分崩离析，新势力错综复杂，动荡局势将使全球并不稳定的经济政治形势充满变数。甚至有专家指出，这股反政府浪潮有可能会彻底打乱世界发展的节奏，深刻改变了维持半个多世纪的世界格局。

　　中东北非乱局的深层次根源何在？强人政治时代是否终结？西方民主能否拯救中东北非？未来局势将走向何方？动荡局势带给我们怎样的警示？围绕上述问题，人民论坛杂志约请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进行了深刻阐析，值得品读。

　　韩志斌：卡扎菲威权垮台的深层逻辑

　　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曾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卡扎菲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行动常常令人难以捉摸。比如，他在帐篷里办公和会见外宾，他到国外访问，也要住在自己带去的帐篷里。

　　最近肇始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和埃及的“街头革命”，引起北非重大政治动荡，而利比亚的政治危机更为严重。如果说，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危机是政治体系治理危机等内因造成的，利比亚的政治危机则更多的是外因，即埃及和突尼斯的“示范效应”而引发的利比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的历史延续，这也反映了中东强人政治“魅力平凡化”的逻辑。

　　部族因素成为利比亚政治危机的极为活跃的因素

　　与其他国家政治危机不同的是，部族因素成为利比亚政治危机的极为活跃的因素。在中东地区，强大的部族势力通常都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将使他们的权益受到威胁，因此普遍会要求新建立的国家应以部族势力占主导地位。关于建立民族国家或建立部族国家的两种倾向的冲突，是利比亚独立后一直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冷战结束后，卡扎菲思想在利比亚政治实践中发生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强化了对部族主义的依赖。如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主要从卡扎法等部族中任命，部族领地扩展到包括所有的昔兰尼加地区。

　　卡扎菲革命民族主义的思想理念中是反对部族主义的，建立民族国家与排斥部族国家是卡扎菲执政后构建革命民族主义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方面。卡扎菲求助于部族主义，依靠强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这种做法在暂时巩固政权的同时，也使其政治体系具有部族政治的特征，这对于现代政治模式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更重要的是，卡扎菲重用个别部族成员参与政治，疏远了那些没有得到重用的部族。卡扎菲任用部族的不同态度造成部族对待卡扎菲政权的亲疏离散，导致部族中形成了许多反对派。

　　反西方情结引来祸水

　　卡扎菲的革命民族主义与反西方情结是离不开的。利比亚与西方和美国之间的对抗与打压、挑战与应对是卡扎菲树立威信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不断挑战西方大国，卡扎菲也招致了西方政府对挑战自己政府的厌恶。

　　尽管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承担洛克比空难家属赔偿费用以及与欧美国家建交，但其统治所依靠的意识形态革命民族主义中的反西方情结并没有动摇。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在一年一次的九月革命纪念日上，仍将反西方作为赢取民众支持的革命民族主义话语，历数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殖民伤害成为卡扎菲获得政治合法性的程序性演讲内容。这也是以法国为首的北约支持反对派，打击卡扎菲的深层历史原因。

　　威权政治对“反水反对派”的形成至关重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利比亚的现代化发展主要是在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种发展模式首先是要在意识形态上对利比亚社会实施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卡扎菲“民众革命”的实践，表面上是将民众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带有明显的“乌托邦”和“理想化”色彩。

　　同时，利比亚现代化发展的各种举措又被完全置于政治需要和政治考量的前提之下，目的在于无条件地树立和确保卡扎菲个人的绝对权威，并由卡扎菲人为地来设定利比亚的发展方向。从本质上看，利比亚现代化发展动力并未超越传统权威主义的范畴。因此，昔日与卡扎菲称兄道弟的革命志士(即所谓的“反水反对派”)之所以反目成仇，很大程度是不满卡扎菲垄断权力，或者自己的权力欲没有得到满足。因此，这次利比亚政治危机从本质上仍是卡扎菲利益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延伸，再加上外部力量(特别是北约)的干预，从而使危机扩大化，发展成为利比亚战争。

　　卡扎菲的魅力不断褪色

　　卡扎菲统治利比亚40多年，虽然以民众革命为核心构建政治体系，以赢得合法性，但这种政治动员缺乏国民士气和公共精神所需求的能量，表现出威权政治的恶性循环逻辑。笼罩在这里的景象，不是政治的发展，而是它的衰朽。卡扎菲强人政治的魅力已今非昔比，也就是所谓“魅力平凡化”，即领导人的政治魅力不断褪色的过程。

　　一是卡扎菲与美国对抗，以及随后的联合国制裁，国家陷入贫困，追随者在思想利益与物质利益方面获得的质量与数量日益减少。国民富裕，统治者就是成功的，如果国民贫困，统治者的情况就不容乐观。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谋求阿拉伯统一与非洲统一的宏伟夙愿化为明日黄花。这也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众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非洲民族主义失去吸引力，而这是卡扎菲构建魅力的关键所在。

　　二是接班问题也会导致魅力平凡化。民众陶醉于现任统治者的魅力并不等于认同其世袭制，也就是说民众认同于统治者的魅力并不等于承认其子孙后代的魅力。一旦有魅力的统治者显示出将统治权力让渡给自己后代时，其魅力会在民众中大打折扣，转入平凡统治的模式。卡扎菲培植赛义夫抛头露面，家族、部族统治的治理方式，减少了民众对其统治权力的认同。

　　三是利比亚碎片化的地缘结构也会导致魅力平凡化。利比亚的历史——社会——文化秩序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那就是碎裂化的地缘格局，这里有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有部族地方原始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就三个省的实际情况来说，甚至存在着文化断裂和间隙，种族、文化和语言方面更加复杂多样。这种根深蒂固的多种政治认同阴影日益浮现，政治权力结构沿着种族、教派界限出现断裂的可能性增大。利比亚危机始于班加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东部地区和班加西的部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

　　总之，地缘分裂决定了利比亚民族国家构建的不稳定，革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注定利比亚难以与西方国家从内心深处握手言和，而部族政治则使得卡扎菲政权仅能得到少数部族的支持，这也为政治分裂危机打下基础，从而也使卡扎菲的“四射魅力”“黯然失色”。而卡扎菲能够支撑数十年统治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统治方式的不断变换。因此，这次利比亚政治危机是北非政治危机“滚雪球效应”引发的利比亚国内政治斗争的扩大化，外来力量的加入以及北约国家的干预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这也反映了利比亚现代化中威权政治的衰朽，卡扎菲强人政治“魅力平凡化”的历程。(作者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王林聪：强人陨落后的中东政治悬念

　　8月21日，利比亚民众涌上首都“绿色广场”，庆祝反对派武装攻入的黎波里，统治利比亚近43年的强人卡扎菲已不知所踪，反对派正在展开搜捕。显然，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政坛“常青树”，最初依靠军事政变上台(1969年9月1日)，如今却被推翻。从2010年底以来，中东地区风云激荡，民众抗议浪潮此起彼伏，中东政治强人或轰然倒下，或摇摇欲坠：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仓皇出逃，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受审、素以强硬著称的卡扎菲政权已土崩瓦解、也门总统萨利赫被炸在外疗伤正艰难支撑……历史前进的脚步向人们传递着一个重要信息：中东强人政治时代走向了衰落。

　　强人政治的盛行

　　强人政治又被称之为威权主义统治或“威权政治”。强人政权在统治方式上通常实行高度集权和独裁，并依赖权威领袖个人威望和影响维系其统治。中东地区是产生强人政治的“沃土”，强人政治曾有着“辉煌”的岁月，特别是在现代民族独立运动时代，涌现出一批诸如凯末尔、纳赛尔等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传奇经历、超凡能力和卓越贡献，以及特殊的国际环境都是造就强人政治的现实基础。

　　权威领袖们虽然大权独揽，却又能凝聚共识，引领国家从贫弱走向独立，推动中东变迁进程。同时，延续了千余年的“敬主忠君”的权威观，统治者长期以“牧羊人”自居，以大家长、族长、酋长或教长的心态出现在民众面前；普通民众则有着突出的顺从和归属感，臣民意识。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心态根深蒂固，具有强大惰性和历史惯性，既存在于当权者的观念中，也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潜意识中。于是，在很长时期，即使步入了现当代，强人政治仍是中东舞台上的常见现象，并成为实现国家独立，进行社会整合的一种选择。反过来，国家独立与社会整合的需要，又为强人政治统治注入了合法性内容。

　　强人政权缘何衰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在中东光芒耀眼的政治群星相继陨落，许多国家的安全环境没有改善，社会发展屡屡受挫，不仅政治强人的权威性不断递减，而且其统治的合法性逐渐丧失，最终导致强人政治时代的衰落。它的深层原因在于时代的变化与发展：一方面，当代中东社会现实表明，政治强人统治本身存在着巨大局限性，政治强人难以解决现代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另一方面，新的时代催生着人们观念的变化，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主体意识和公民意识逐步觉醒，他们(她们)不仅要求改变现状，而且要求结束强人政治统治，建立一个公平、平等的民主政权。

　　政治强人的集权、恋权和独裁造成政治体制僵化，必然导致社会经济治理乏善可陈，民生问题突出。与政治权力高度垄断相伴而生的是严重的政治腐败，它从根本上瓦解了政权合法性根基。这次动荡程度最为明显的几个国家，例如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叙利亚，都是被透明国际组织认定为腐败程度最严重的国家。腐败问题更是反政府力量包括伊斯兰主义者抨击现政权的主要把柄，常常在普通民众中引起共鸣，腐败现象损害现政权的形象，甚至危及统治。此次突尼斯政治变局中，媒体披露本·阿里家族巨额腐败问题并很快在示威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可以说加速了本·阿里政权的垮台。

　　政治强人统治的高压政策和强化社会控制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剧了民众与政权之间的对立。许多国家长期实施紧急状态法，其权限早已超出了打击暴力恐怖袭击的范畴，实际上成为敲打或镇压反对派的一把利剑，干扰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对普通民众造成了伤害，甚至漠视民众基本权利，因而受到人们的指责。凡此种种，极大地损害当政者在民众中的权威。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使得普通民众越来越看清了强人政治统治的弊端和危害，公民意识和民权意识不断增强。此次中东政治动荡不同于以往的自上而下的精英阶层领导的运动或军人政变，而是“起于青萍之末”，具有草根性质。中东政治动荡见证了青年群体的崛起。在埃及，青年主导着“倒穆运动”向着不妥协的方向发展，提出了“青年决定埃及命运”口号。青年人在抗议示威运动中扮演着急先锋作用，有着强烈实行民主、推进政治变革的愿望，因此被许多人称为“青年革命”。可以说，普通民众诉求从最初民生问题上升为政治变革，甚至提出要求执政者下台，改变政权，表明强人政治的权威性和正当性已经急剧衰落，最终形成了强人政治统治的全面危机，政治强人主宰中东政治的时代渐渐结束。

　　未来中东政治充满悬念

　　人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在中东这个世界级的热点地区，时局瞬息万变，变幻莫测，因此，强人政治的衰落并不是高枕无忧、弹冠相庆的事情。

　　政治强人的倒台不等于民主政治的自动降临。例如，在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仍缺乏一整套现代治理机制，如政党制度、公民社会等，向民主政权过渡还缺乏基本的制度基础。其次，拔除政治强人的统治很可能揭开脆弱、无序甚至是无政府状态的潘多拉盒子。众所周知，长期处于高压控制的社会随着威权政权的崩塌，很可能如同泻闸的洪水，突然释放大量矛盾，而新的政治架构和社会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充满着各种变数。

　　以利比亚为例，推翻卡扎菲政权或许是难度最低的部分，利比亚真正的困难是国家的转型。随着反对派军事行动的结束，作为反对派的班加西政权如何实现全国各种力量之间的整合？利比亚是否会陷入四分五裂状态，反对派内部裂痕正在扩大，7月底反对派军事领袖尤尼斯被杀，此事至今未完全调查清楚，它提醒人们关注反对派内部分裂的危险。

　　实际上，在漫长的过渡期里，一旦出现失序状态，要么强人政治或者军事独裁又会接踵而来，这种情形在东南亚、拉美、非洲等地司空见惯；要么就会陷入缺乏强有力政府的混乱状态，即使在政治建构上点缀一些民主选举的政治符号，也很可能陷入许多非洲国家的那种“逢选必乱”的可怕怪圈。所以，许多人开始担忧利比亚会出现“伊拉克化”或“索马里化”的可能性。再次，强人政治曾经是阻遏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一道屏障，如今，强人政权陷入危机甚至垮台，这给激进主义或极端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中东未来政治版图如何描绘存在很大的悬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强人政权瓦解之后的中东国家充满着风险和悬念。(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国际关系室主任、研究员、博导)

　　中东地区的政治强人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

　　1981年10月当选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此后一直执政。2011年2月11日宣布离职，目前被监禁于开罗郊外的一家军事医院中，8月15日穆巴拉克第二次出庭受审。

　　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

　　1989年4月，本·阿里当选突尼斯总统，此后一直执政。2011年1月14日晚，本·阿里因突尼斯国内骚乱放弃总统权力，离开突尼斯前往沙特阿拉伯。

　　也门总统萨利赫

　　今年6月4日，萨利赫离开也门前往沙特阿拉伯疗伤。能否重返故土，迄今仍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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