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撕下高福利社会标签
叶 檀
因为主权债务危机,欧洲高福利时代结束。这只是序幕,接下来,全球都将告别高福利时代。
为了获得救援,欧洲主权债务核心国家希腊不顾民众抗议,开始对高福利政策动刀。9月21日,希腊内阁宣布新的经济紧缩政策,包括裁减国营企业人员,削减退休金,降低个税起征点等。一名官员透露,今年将有3万名公务员停职并只能领取部分薪水,政府还将削减每月1200欧元以上的养老金以及55岁以下公民的福利。
不仅希腊,一向以高福利著称的法国由于延长退休年龄,而引发抗议潮。德国等欧洲国家已经实行或打算实行福利削减计划。
高福利是欧洲社会的标志,人们曾经羡慕在高福利下的社会稳定。低经济增长下的高福利是南柯一梦,注定要经受梦醒的痛苦。
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面临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政府支出的一半用于福利开支。据德国《柏林日报》报道,在欧盟较富裕的国家中,社会福利支出约占GDP的四分之一;德国的这一比例更高,达43%。
德国《明镜周刊》为欧洲最勤勉的德国人的生活画出一幅素描。普通德国人的典型生活是:每天早上要花将近半小时时间泡澡或淋浴;然后67%的德国人开私家车去上班,只有13%的人选择公共交通。开的车很多是豪华型的奥迪A4、宝马X5R32等。每周在公司上班4到5天,每天工作8小时中,有2小时午休,两个各半小时咖啡时间。下班后,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平均每年德国人休假时间长达173天,几乎相当于工作1天休息1天。
连德国都如此,其他欧洲国家可以想象。梦醒来时,欧洲人发现高福利建立在高负债的基础上,负债迟早要还,债主一旦催债或者无人愿意借贷给欧洲,危机立马爆发。
恰当的福利能够保证人的基本生存尊严,有助于经济发展。如北欧的福利与就业挂钩,保证了基本的经济增长,而南欧的高福利则是撒上糖霜的毒品,对经济有害无益。
过高的、不与经济挂钩的福利必然导致经济衰退,高福利社会往往与经济发展迟滞并行。不与就业相挂钩的高福利制度引发福利欺诈。疾病福利制度使得人们没完没了地“泡病号”,谎称有病而不上班。瑞典1955年每人因病请假的天数为14天,上个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26天。
痛苦的债务危机是契机,欧洲正在进行一项从未能顺利实行的改革——削减福利。
如果不削减福利、发展经济,整个欧洲经济体将崩溃。据欧盟统计局数据,上世纪50年代,欧盟成员国雇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为7:1,到2050年,欧洲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增加一倍,如按现行退休年龄计算,届时雇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大幅降至1.3:1。欧盟表示,要将退休年龄的设定与人们预期寿命的增长挂钩,计划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把欧盟成员国的退休年龄限定在70岁。
更糟糕的是,轮番爆发的危机令欧盟各国的养老金基金损失惨重,仅2008年私人养老金基金就缩水了20%。法国退休基金会赤字总额在两年内翻了两倍,已经达到320亿欧元,倘若不进行必要的改革,到2020年,退休金赤字总额可能会攀升到450亿欧元。
推而广之,日本、美国等国家,养老金均已呈现黑洞状态,根本无法支撑较高的福利体制,换言之,无论在哪个发达国家,未来希望靠政府保障老年生活,已是奢望。
高福利社会与低福利社会取得均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欧盟需要削减福利与财政支出匹配,而中国这样的低收入、低福利国家则需要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全体公民的安全感。
全球福利制度改革,是社会与经济制度的大变革。从欧洲到亚洲、美洲,为摆脱经济危机,放弃懒惰的高福利制度,而进入保障基本生活的、美国式掠夺式竞争的保障体系、高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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