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的困境

　　诺贝尔奖作家君特·格拉斯已经84岁，头发没有全白，背却驼了。他对于德国和以色列都那么重要，以致在历史问题上，不管说什么，都会招致批评。

　　陆晶靖

　　今年8月初，德国历史学家戈茨·阿里出了一本谈论犹太人的书，书名叫《为什么是德国人和犹太人？》。德国每年都会出不少这个题材的书。戈茨·阿里认为，过度的反思也有可能走向反面导致麻木，他说：“德国人对于纳粹和大屠杀谈论得越多，他们就越相信，这些都是外星人干的事儿。”大概两周后，君特·格拉斯的回忆录《剥洋葱》的希伯来语版本发行，84岁的作家接受了以色列报纸《Haaretz》的采访。这本来是件好事，《剥洋葱》在被翻译成30种语言后，终于有了希伯来语版。可是格拉斯对人们反复追问他加入党卫军的事已感到十分厌烦，自从这本书在2006年问世，这类问题就没有消停过。

　　他谈到有600万德国俘虏死在苏联人的手里，这在德国和以色列都招致了许多人的反感，因为在“二战”中，被纳粹杀害的犹太难民数目也正好是600万，难道德国人受的苦能和犹太人相比吗？《明镜》周刊说，“600万”这个数字又够他受一阵子的了。格拉斯显然岁数大了有点糊涂，真正被苏军杀死的德国俘虏只有100万。1939年，欧洲还有800万犹太人，希特勒杀害了3/4。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说，当代德国人对于历史问题有一种“恶毒和怀疑”的情绪，反思过度的特征之一就是习惯于给别人贴上有污点的标签，似乎这样就能撇清自己和纳粹的关系。《剥洋葱》里只用两页左右说了被征召参军的事，为此格拉斯在晚年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今年8月，我参观了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整个建筑主体都在地下，墙壁摸上去冰凉，每个房间的墙壁构造都不规则，给人以很不安的感觉。纪念馆几乎所有文字说明里都用的是“纳粹”而非“德国人”，并且主张大屠杀不仅是犹太人的灾难，也是共产主义者、吉普赛人和同性恋者的灾难。我找了几个参观者采访，能感受到他们压抑的情绪。其中一位的祖父曾经住在波兰，自从逃亡到这里以后，便再也不说波兰语，全家都改用希伯来语。一个原住在汉堡的犹太人后代说，德国在战后送给她全家在德国的永久居留权，但她父亲拒绝了。我告诉他们在德国的历史类图书里，关于大屠杀的书很受欢迎，他们将信将疑，其中一个还反问我，那为什么现在还有光头党？在耶路撒冷老城的一个小规模的大屠杀纪念馆门外有一块石碑，上面用英文和法文刻着：“千万不要忘记，德国人杀死了600万我们的同胞。”没有德文。

　　格拉斯说的“600万”，当然会让这样的民族感到很不高兴。批评他的人认为，在大屠杀面前强调其他苦难，是要把纳粹的罪行相对化。在历史问题上，马丁·瓦尔泽评论《剥洋葱》的话依然适用——人们习惯于扣帽子而不是真正复杂地思考。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的时候，格拉斯说：“这种负罪感成了耻辱压迫着我。对于我来说，它始终和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你当时能够认识到你会遇上的事情吗？”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不但格拉斯，“二战”前连绝大多数欧洲犹太人都无法设想这场空前的大屠杀，可是几年过去，许多像艾希曼(纳粹德国高官，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一样的普通人真的造就了也服从了这场罪恶。格拉斯在部队里装病逃过了几个星期的训练，当时已是1944年，几个月后，他就在战地医院被美军俘虏了。他没有被命令去杀犹太人，他说：“我很幸运。”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曾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忏悔，外界普遍认为德国在反思纳粹的态度上值得称道，可当时只有41%的德国人认为这么做是“合适的”，48%的人觉得这是一场过火的政治秀。吕贝克大屠杀博物馆的墙上，至今还挂着这个公投结果。反思不等同于“认错”，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一个国家和民族应该为自己的罪行忏悔，但在根本上，反思是每个人的事，就像格拉斯说的那样：“回忆就像洋葱，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格拉斯为勃兰特写过很多演讲稿，还一起出访过以色列。在战后那种讲求实际的重建风潮中，他看到了德国人和犹太人看待历史的双重困境：“战后首届西德政府里有许多人有纳粹污点，比如汉斯·格罗布克(阿登纳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之一，曾在纳粹政府里任职)，可是他大力帮助重建以色列，于是以色列对他的过去便不再计较。”反思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利益纠缠之外，还有概念和术语构建的理论迷雾。无论是读汉娜·阿伦特还是看《印第安那·琼斯》，谁都知道纳粹罪大恶极，可是难道这些人不是现在大多数德国年轻人的祖父母吗？在评价自己的亲人和邻居时，人们往往习惯用一套世俗的道德标准，例如乐于助人、谦逊、品位高雅等等，“纳粹”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似乎这样的人从来没有存在过。可是在希特勒时代，人们也曾经那样称呼过自己的邻居，然后去上班对付犹太人。历史学家迈克尔·巴伦鲍姆说，银行冻结犹太人的资产，统计局提供犹太人各方面的数据，邮局将一项项的反犹政策送到全德国甚至占领地，受害者的对面不仅是军队，还有整个社会。

　　同样的复杂性也在以色列存在。巴伦博伊姆曾经率领德意志歌剧院在耶路撒冷演出，返场曲目选用了瓦格纳的音乐，次日报纸上就充满了批评。他说：“我们还没有转变为以色列的犹太人，仍然纠缠于过去的联想——作为提醒我们自己是犹太人的一种方式。”但海法交响乐团的团长莫提对我说，理查·施特劳斯和瓦格纳的作品迟早会解禁。就在7月底，以色列室内乐团还在拜罗伊特音乐节上演奏了《齐格弗里德牧歌》，指挥巴特诺斯特罗的母亲就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人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宽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剥洋葱》的希伯来语版本才得以在以色列发行，即使人们早已经知道，这个伟大作家曾经有过几个月无所事事的党卫军生涯。

　　在德国，格拉斯招致的批评并没有停止，类似的困扰也许将持续到他去世。“纳粹”这个字眼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将它驱赶到理论的高阁。鲍曼早就指出了这种困境，学者们从宗教、历史、政治上去研究大屠杀，暗藏的前提是：研究者自身被排除在大屠杀之外，研究越深入、越客观，对于大屠杀的批评越强烈，其余的“我们”就越安全，道德感就越不容易受到触犯。最终纳粹成为孤立的存在，总有一天会成为奇谈。德国和波兰合拍的电影《钢铁苍穹》中，纳粹就在1945年逃到了南极，并在那里登月，打算在未来反击地球。

　　格拉斯说，这些年他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他的同龄人感谢他终于说出了他们从不敢提起的话，而年轻人则感谢他提供了另一种视野去理解自己的祖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