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转型阵痛与中国角色
阿拉伯转型阵痛与中国角色
—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阿拉伯世界研究》主编朱威烈
文|本刊记者|陈统奎 发自上海
今春以来，阿拉伯多国政治动荡经久未歇，9月下旬宁夏回族自治区却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22个阿盟成员国悉数派高阶代表团与会，凸显中阿关系热络的一面。近日，就此番阿拉伯变革的动因、潜在影响及中国的相关角色等问题，本刊记者走访了中国阿拉伯研究的重镇——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求教于所长朱威烈教授。
“社会转型期的阵痛”
《南风窗》：2011年可谓阿拉伯变革年，您如何估计这场变革的深度、广度？历史上有类似的变革潮吗？
朱威烈：这次中东的变局，应该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不仅触动了处于伊斯兰世界核心地位的几个阿拉伯国家，而且波及整个伊斯兰文明体系。伊斯兰会议组织1969年成立，到今年6月28日在哈萨克斯坦开会改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现有成员国57个，人口10多亿，因此对它的影响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回头看，阿拉伯世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纳赛尔革命、伊拉克革命、也门革命等，出现了一个民族主义浪潮，很多国家独立，或摆脱殖民统治，或推翻封建王朝，最后一个是利比亚革命，1969年卡扎菲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成立了利比亚大民众国。第二波政治浪潮发生在1970年代，就是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之后，伊斯兰的复兴主义抬头了，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79年霍梅尼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了，成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最近这次，是第三波浪潮，从突尼斯开始到埃及到也门到利比亚到叙利亚，波及面非常广阔，从来没见过。性质也不是反对外来侵略，而是内部的民主、民生等问题。根本问题是政经领域的发展模式还没有确定下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管理方面弊病丛生，大众对伊斯兰价值观的认知产生了分歧，主流的意识形态无法建立。所谓的变革就是针对这些问题来的。
在过去，中东国家往往把所有的国内问题都推在外因上，归咎于以色列占领、美国侵略等等，而不是自己想办法往前走。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跟上了，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没跟上，所以当前这个转型，从群众运动到武装起义多种表现形式，反映的都是民众要求改变现状，让本国跟上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当地媒体以“艰难的分娩”来形容，我则称之为“社会转型期的阵痛”，转过去不是一帆风顺，要付出代价。
《南风窗》：相比其他地区，阿拉伯世界更容易给人以“乱世”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朱威烈：第一是因为国家多，现在的热点问题都在这些国家身上，比如说利比亚的战争从3月份开始到现在有半年多了，卡扎菲还没抓到，叙利亚的问题又出现了，也门的问题也没解决，一个接着一个。埃及从年初解放广场事件(当地人称“1·25革命”)到现在，也还在进行对穆巴拉克的审判，在准备议会选举；巴勒斯坦也在申请加入联合国。热点问题都产生在这个地区，矛盾集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多，使大家有这么一个印象其实也不奇怪。
再有就是平民的正常生活受冲击。无论“突尼斯革命”那样的和平方式，还是利比亚朝野加北约的军事手段，抑或也门恐怖主义组织的浑水摸鱼，总会造成民众或多或少的损失，从而给人以“乱世”的感觉。
多面，难于一统
《南风窗》：阿拉伯富国里，卡塔尔、阿联酋似乎走的是开明专制路线，贸易、金融、媒体、体育，都搞得风生水起。相反，沙特遭人非议的地方就比较多，像女性权利、选举权等等，但沙特与美英关系又特别好，是否就因为这点它才缺乏改革动力？
朱威烈：我不太愿意用专制、民主等概念将国家分类，只能比较它们的对外开放程度怎么样。包括沙特，我差不多每年都去，沙特这几年变化很大，现在的阿卜杜拉国王提出了对话观、和平观，也提出了一个接受异己观——不是只跟穆斯林来往，我也要接受他者，更加宽容、更加开放。当然，伊斯兰的两大圣地都在沙特，它又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就此而言它的宗教色彩比较浓，最后平息巴林事件时它是领头的。
像卡塔尔跟阿联酋，开放度就高一些，特别是阿联酋的迪拜，想打造成海湾的香港。卡塔尔现在也动作频频，包括争取世界杯足球赛，争取奥运会，希望成为海湾的国际会展中心。卡塔尔大概七八十万人口，卡塔尔国籍的人不到30万，如果不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外籍劳工的话，它的人均GDP肯定要超过10万美元了。卡塔尔是小国想办大外交，小国想做国际中心。这一次打利比亚，卡塔尔是最积极的国家之一，派飞机，而且人都进去了。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也是非常活跃。
这些海湾君主国的富裕程度超过了一般的国家，而且都是逊尼派掌权，但现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出现了有7000多万人的伊朗什叶派政权，还有3000多万人的伊拉克什叶派政权，这两个政权加在一起，以什叶派主控，对沙特来讲压力比较大——地缘政治的压力，包括宗教格局上的压力。沙特跟美国很早就是盟国，现在也是相互倚重。不能简单说改革就得由外部推动，沙特的改革开放是渐进性的，它大多数的出色精英都是留欧、留美的，人数还相当多，各个部都有，它也在考虑用一些女性的高级官员，但是精英们在改革问题上很慎重。
《南风窗》：以前有些国家曾梦想阿拉伯统一，但在看到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例子后才发现此路危险，现在还有人提阿拉伯统一事业吗？
朱威烈：阿拉伯统一是阿拉伯民族追求的一个理想，有这样的研究中心，也有名义上的阿拉伯联盟，从理念上来讲他们不会放弃，但要变成现实得考虑多方面因素。譬如产油国、劳务输出国资源怎么整合，君主制、共和制怎么沟通，怎么融合，包括卡扎菲之前一会儿想跟埃及联合，一会儿想跟突尼斯联合，他也做过很多尝试，但总体来说比较困难，主客观条件都还不具备。
阿拉伯国家曾在1998年提出建立“大阿拉伯市场”，互免关税，有决议了，但是讲得多，做得少。相比之下，6个阿拉伯君主国在1981年组建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安全、贸易上合作都比较多，不过，其一直想建立的统一货币“海湾第纳尔”，到现在也没实现。
北非被多方垂涎
《南风窗》：阿盟前后两任秘书长都是埃及人，但该组织受沙特等海湾国家影响大，卡扎菲在阿盟不得志，很多年前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非洲，这次利比亚战后，北非马格里布国家会否重新唯阿盟马首是瞻？
朱威烈：阿盟的秘书长由埃及人担任，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阿盟的总部就放在埃及，在解放广场旁边，我都去过。埃及的纳赛尔之后，阿拉伯世界群雄并列，始终没有定下来到底谁能领导群雄。卡扎菲总想当阿拉伯世界的头，因此他跟沙特国王、跟已故约旦国王的关系就很紧张，跟埃及的关系也紧张，甚至有一度他跟巴解主席阿拉法特的关系也紧张。
阿盟的议程设置，很少谈到北非怎么办，比较多的是关注伊拉克、巴勒斯坦。在这种情况下，卡扎菲就转向了，就要把“非统”变成“非盟”，然后就想当“非盟”的头。卡扎菲对奥运会、世博会等等都没有兴趣，他就对“非盟”有兴趣，他给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援助，所以好多国家都欢迎卡扎菲逃亡到它们那儿。利比亚反对派推翻卡扎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卡扎菲把太多的资源放到援助其他非洲国家上了，而本国的民生没有得到及时的关照。反对派们还有一句话叫：“利比亚成名的人物就是卡扎菲一人。”整个的宣传机器只宣传卡扎菲一个人，当然他的身边人、利比亚的知识界，都不高兴。
北非这些国家，不管卡扎菲在不在台上，肯定还要参加阿盟。西北非有个马格里布组织，一共是5个国家：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过去利比亚驻华大使离职时我问他回去以后搞什么工作，他说去阿拉伯马格里布工作，我说这个组织好像睡着了。睡着了，就是它没有作为，阿拉伯世界有三大组织，一个阿盟，一个海合会，一个马格里布联盟，这个马格里布联盟相对来讲比较弱，没有影响。
看到北非这一部分这么弱，法国近年很起劲，提出了一个环地中海的合作。1995年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欧盟就提出来一个“巴塞罗那进程”，希望环地中海国家联合起来，搞成一个经济圈。现在卡扎菲倒了，接下来怎么发展，就看欧盟有什么新招。如果欧盟提出的发展和治理项目合理，马格里布国家肯定往欧洲靠。
《南风窗》：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最近去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都是以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地，他支持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的占领，支持北非民主等，问题是，阿拉伯人买他账吗？土耳其民主模式适合阿拉伯国家吗？
朱威烈：土耳其在二战以后，跟伊斯兰世界比较隔膜，特别是近一二十年，一直追求进入欧盟，但是欧洲国家可以接受它加入北约，却不能接受它加入欧盟。在多次碰壁以后，土耳其转弯了，还是回到中东来发挥作用，包括在伊朗核问题、叙以关系上，它都插手。土耳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支持，阿拉伯国家是欢迎的，也是为它叫好的，因为它跟以色列的关系趋于紧张，包括它的船被以色列扣留，还死了9个人，今年还要援助加沙地带，以色列又拒绝了，它跟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下降了。
土耳其的发展道路，阿拉伯国家会不会认同，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毕竟奥斯曼帝国从16世纪开始，统治了阿拉伯人好几个世纪。这一段的历史，阿拉伯教科书都称是“衰落时期”，所以要阿拉伯国家来认同土耳其的发展模式，从感情上不能接受。当然，土耳其跟沙特是G20仅有的两个伊斯兰国家，如果土耳其有一些成功的经验，阿拉伯国家也会借鉴，但是不要简单地用“土耳其模式”来定义，那样的模式人家绝不会接受。它们会采取自己的开放政策和现代化建设模式。一个大民族采取别的民族的发展模式，从感情上不太容易接受。
中国的角色
《南风窗》：有人认为，中国以往与阿拉伯世界打交道，主要是平衡与以色列的关系，现在却不得不在利比亚问题上站队，中国外交面临哪些得失？
朱威烈：我不太同意这个提法，不存在中国站队的问题。中国跟阿拉伯国家于去年的5月17日在天津开外长会议，温家宝总理去做了演讲，定下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对待阿拉伯国家，我们有“两个尊重”，尊重各国对制度的选择，尊重各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在利比亚出现变局以后，联合国1970号决议，我们投的是赞同票；1973号决议，即设立禁飞区，我们投的是弃权票，这个并不是押宝的。我们去征求了阿盟和非盟的意见，即到一个主权国家设立禁飞区，应当赞成还是不赞成，“阿盟”跟“非盟”两个秘书长都答复希望设立，但这跟我们的政策不符，我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金砖五国”会议都不主张用战争的手段，所以我们投了一个弃权票，让这个决议过。这在客观上帮了反对派。
另外，当一个政权出现反对派的时候，我们必须看清楚究竟人民最后的选择是什么。在此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与反对派接触。这里面不存在站队问题。从现在来讲，俄罗斯突然变脸了，中国没有变脸，中国逐步逐步地做，我觉得将来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如果我们经常变来变去，将来跟任何一个国家打交道，人家都害怕你。从最近报道来看，利比亚现在的执政当局，对中国还是强调加强合作，因为中国在它的战后重建当中仍会起很大作用。我们之前在利比亚有50个项目，并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石油利益，其中很多是民生项目，应该都能得到保全。
《南风窗》：有人说埃及变天标志着美国在当地霸权失落，中国可将埃及提到与伊朗同等重要的外交位置上，甚至可与“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宗教力量建立联系。您觉得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是中国外交的契机和商业的大舞台吗？
朱威烈：毫无疑问，埃及仍将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埃及宪法的修改，未来议会的选举，总统的选举，中国都高度关注。埃及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1999年穆巴拉克访华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也是阿拉伯国家当中第一个，后来我们又跟沙特建立了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关系，再接下来是跟阿尔及利亚，一直到去年，跟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建立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关系，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穆巴拉克下台后，过渡政府的官员也到中国来访问，这个互动没有停止过。将来在埃及建设过程中，中国也会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也可以考虑跟西方国家或海合会国家一道帮助其重建。我们也可以鼓励中国企业家到埃及投资，问题是它的制度要完善，法律要健全，比如它的《投资法》、《经济特区法》。之前苏伊士运河搞了一个经济发展特区，我也去参观了，但土地只有20年免税，20年的话，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就不高。我们会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但如果投资环境不好，鼓励不等于害人了吗？
至于跟埃及在野党打交道，属于我们公共外交的范畴。我们现在跟美国打交道，不仅跟民主党打交道，也和共和党打交道，将来阿拉伯国家制度建立起来，党派比较稳定了，我们的交往面可能会宽一点，除了跟执政当局，也会跟合法的在野党打交道，增加我们的接触面，不光是要掌握信息，也让它们了解中国的政治，了解中国的国情。它不能直接了解你，就通过西方了解你，往往你的形象就被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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