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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转型阵痛与中国角色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0月10日10:16  南风窗 微博

  阿拉伯转型阵痛与中国角色

  —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阿拉伯世界研究》主编朱威烈

  文|本刊记者|陈统奎 发自上海

  今春以来,阿拉伯多国政治动荡经久未歇,9月下旬宁夏回族自治区却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22个阿盟成员国悉数派高阶代表团与会,凸显中阿关系热络的一面。近日,就此番阿拉伯变革的动因、潜在影响及中国的相关角色等问题,本刊记者走访了中国阿拉伯研究的重镇——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求教于所长朱威烈教授。

  “社会转型期的阵痛”

  《南风窗》:2011年可谓阿拉伯变革年,您如何估计这场变革的深度、广度?历史上有类似的变革潮吗?

  朱威烈:这次中东的变局,应该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不仅触动了处于伊斯兰世界核心地位的几个阿拉伯国家,而且波及整个伊斯兰文明体系。伊斯兰会议组织1969年成立,到今年6月28日在哈萨克斯坦开会改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现有成员国57个,人口10多亿,因此对它的影响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回头看,阿拉伯世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纳赛尔革命、伊拉克革命、也门革命等,出现了一个民族主义浪潮,很多国家独立,或摆脱殖民统治,或推翻封建王朝,最后一个是利比亚革命,1969年卡扎菲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成立了利比亚大民众国。第二波政治浪潮发生在1970年代,就是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之后,伊斯兰的复兴主义抬头了,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79年霍梅尼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了,成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最近这次,是第三波浪潮,从突尼斯开始到埃及到也门到利比亚到叙利亚,波及面非常广阔,从来没见过。性质也不是反对外来侵略,而是内部的民主、民生等问题。根本问题是政经领域的发展模式还没有确定下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管理方面弊病丛生,大众对伊斯兰价值观的认知产生了分歧,主流的意识形态无法建立。所谓的变革就是针对这些问题来的。

  在过去,中东国家往往把所有的国内问题都推在外因上,归咎于以色列占领、美国侵略等等,而不是自己想办法往前走。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跟上了,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没跟上,所以当前这个转型,从群众运动到武装起义多种表现形式,反映的都是民众要求改变现状,让本国跟上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当地媒体以“艰难的分娩”来形容,我则称之为“社会转型期的阵痛”,转过去不是一帆风顺,要付出代价。

  《南风窗》:相比其他地区,阿拉伯世界更容易给人以“乱世”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朱威烈:第一是因为国家多,现在的热点问题都在这些国家身上,比如说利比亚的战争从3月份开始到现在有半年多了,卡扎菲还没抓到,叙利亚的问题又出现了,也门的问题也没解决,一个接着一个。埃及从年初解放广场事件(当地人称“1·25革命”)到现在,也还在进行对穆巴拉克的审判,在准备议会选举;巴勒斯坦也在申请加入联合国。热点问题都产生在这个地区,矛盾集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多,使大家有这么一个印象其实也不奇怪。

  再有就是平民的正常生活受冲击。无论“突尼斯革命”那样的和平方式,还是利比亚朝野加北约的军事手段,抑或也门恐怖主义组织的浑水摸鱼,总会造成民众或多或少的损失,从而给人以“乱世”的感觉。

  多面,难于一统

  《南风窗》:阿拉伯富国里,卡塔尔、阿联酋似乎走的是开明专制路线,贸易、金融、媒体、体育,都搞得风生水起。相反,沙特遭人非议的地方就比较多,像女性权利、选举权等等,但沙特与美英关系又特别好,是否就因为这点它才缺乏改革动力?

  朱威烈:我不太愿意用专制、民主等概念将国家分类,只能比较它们的对外开放程度怎么样。包括沙特,我差不多每年都去,沙特这几年变化很大,现在的阿卜杜拉国王提出了对话观、和平观,也提出了一个接受异己观——不是只跟穆斯林来往,我也要接受他者,更加宽容、更加开放。当然,伊斯兰的两大圣地都在沙特,它又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就此而言它的宗教色彩比较浓,最后平息巴林事件时它是领头的。

  像卡塔尔跟阿联酋,开放度就高一些,特别是阿联酋的迪拜,想打造成海湾的香港。卡塔尔现在也动作频频,包括争取世界杯足球赛,争取奥运会,希望成为海湾的国际会展中心。卡塔尔大概七八十万人口,卡塔尔国籍的人不到30万,如果不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外籍劳工的话,它的人均GDP肯定要超过10万美元了。卡塔尔是小国想办大外交,小国想做国际中心。这一次打利比亚,卡塔尔是最积极的国家之一,派飞机,而且人都进去了。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也是非常活跃。

  这些海湾君主国的富裕程度超过了一般的国家,而且都是逊尼派掌权,但现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出现了有7000多万人的伊朗什叶派政权,还有3000多万人的伊拉克什叶派政权,这两个政权加在一起,以什叶派主控,对沙特来讲压力比较大——地缘政治的压力,包括宗教格局上的压力。沙特跟美国很早就是盟国,现在也是相互倚重。不能简单说改革就得由外部推动,沙特的改革开放是渐进性的,它大多数的出色精英都是留欧、留美的,人数还相当多,各个部都有,它也在考虑用一些女性的高级官员,但是精英们在改革问题上很慎重。

  《南风窗》:以前有些国家曾梦想阿拉伯统一,但在看到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例子后才发现此路危险,现在还有人提阿拉伯统一事业吗?

  朱威烈:阿拉伯统一是阿拉伯民族追求的一个理想,有这样的研究中心,也有名义上的阿拉伯联盟,从理念上来讲他们不会放弃,但要变成现实得考虑多方面因素。譬如产油国、劳务输出国资源怎么整合,君主制、共和制怎么沟通,怎么融合,包括卡扎菲之前一会儿想跟埃及联合,一会儿想跟突尼斯联合,他也做过很多尝试,但总体来说比较困难,主客观条件都还不具备。

  阿拉伯国家曾在1998年提出建立“大阿拉伯市场”,互免关税,有决议了,但是讲得多,做得少。相比之下,6个阿拉伯君主国在1981年组建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安全、贸易上合作都比较多,不过,其一直想建立的统一货币“海湾第纳尔”,到现在也没实现。

  北非被多方垂涎

  《南风窗》:阿盟前后两任秘书长都是埃及人,但该组织受沙特等海湾国家影响大,卡扎菲在阿盟不得志,很多年前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非洲,这次利比亚战后,北非马格里布国家会否重新唯阿盟马首是瞻?

  朱威烈:阿盟的秘书长由埃及人担任,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阿盟的总部就放在埃及,在解放广场旁边,我都去过。埃及的纳赛尔之后,阿拉伯世界群雄并列,始终没有定下来到底谁能领导群雄。卡扎菲总想当阿拉伯世界的头,因此他跟沙特国王、跟已故约旦国王的关系就很紧张,跟埃及的关系也紧张,甚至有一度他跟巴解主席阿拉法特的关系也紧张。

  阿盟的议程设置,很少谈到北非怎么办,比较多的是关注伊拉克、巴勒斯坦。在这种情况下,卡扎菲就转向了,就要把“非统”变成“非盟”,然后就想当“非盟”的头。卡扎菲对奥运会、世博会等等都没有兴趣,他就对“非盟”有兴趣,他给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援助,所以好多国家都欢迎卡扎菲逃亡到它们那儿。利比亚反对派推翻卡扎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卡扎菲把太多的资源放到援助其他非洲国家上了,而本国的民生没有得到及时的关照。反对派们还有一句话叫:“利比亚成名的人物就是卡扎菲一人。”整个的宣传机器只宣传卡扎菲一个人,当然他的身边人、利比亚的知识界,都不高兴。

  北非这些国家,不管卡扎菲在不在台上,肯定还要参加阿盟。西北非有个马格里布组织,一共是5个国家: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过去利比亚驻华大使离职时我问他回去以后搞什么工作,他说去阿拉伯马格里布工作,我说这个组织好像睡着了。睡着了,就是它没有作为,阿拉伯世界有三大组织,一个阿盟,一个海合会,一个马格里布联盟,这个马格里布联盟相对来讲比较弱,没有影响。

  看到北非这一部分这么弱,法国近年很起劲,提出了一个环地中海的合作。1995年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欧盟就提出来一个“巴塞罗那进程”,希望环地中海国家联合起来,搞成一个经济圈。现在卡扎菲倒了,接下来怎么发展,就看欧盟有什么新招。如果欧盟提出的发展和治理项目合理,马格里布国家肯定往欧洲靠。

  《南风窗》: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最近去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都是以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地,他支持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的占领,支持北非民主等,问题是,阿拉伯人买他账吗?土耳其民主模式适合阿拉伯国家吗?

  朱威烈:土耳其在二战以后,跟伊斯兰世界比较隔膜,特别是近一二十年,一直追求进入欧盟,但是欧洲国家可以接受它加入北约,却不能接受它加入欧盟。在多次碰壁以后,土耳其转弯了,还是回到中东来发挥作用,包括在伊朗核问题、叙以关系上,它都插手。土耳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支持,阿拉伯国家是欢迎的,也是为它叫好的,因为它跟以色列的关系趋于紧张,包括它的船被以色列扣留,还死了9个人,今年还要援助加沙地带,以色列又拒绝了,它跟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下降了。

  土耳其的发展道路,阿拉伯国家会不会认同,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毕竟奥斯曼帝国从16世纪开始,统治了阿拉伯人好几个世纪。这一段的历史,阿拉伯教科书都称是“衰落时期”,所以要阿拉伯国家来认同土耳其的发展模式,从感情上不能接受。当然,土耳其跟沙特是G20仅有的两个伊斯兰国家,如果土耳其有一些成功的经验,阿拉伯国家也会借鉴,但是不要简单地用“土耳其模式”来定义,那样的模式人家绝不会接受。它们会采取自己的开放政策和现代化建设模式。一个大民族采取别的民族的发展模式,从感情上不太容易接受。

  中国的角色

  《南风窗》:有人认为,中国以往与阿拉伯世界打交道,主要是平衡与以色列的关系,现在却不得不在利比亚问题上站队,中国外交面临哪些得失?

  朱威烈:我不太同意这个提法,不存在中国站队的问题。中国跟阿拉伯国家于去年的5月17日在天津开外长会议,温家宝总理去做了演讲,定下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对待阿拉伯国家,我们有“两个尊重”,尊重各国对制度的选择,尊重各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在利比亚出现变局以后,联合国1970号决议,我们投的是赞同票;1973号决议,即设立禁飞区,我们投的是弃权票,这个并不是押宝的。我们去征求了阿盟和非盟的意见,即到一个主权国家设立禁飞区,应当赞成还是不赞成,“阿盟”跟“非盟”两个秘书长都答复希望设立,但这跟我们的政策不符,我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金砖五国”会议都不主张用战争的手段,所以我们投了一个弃权票,让这个决议过。这在客观上帮了反对派。

  另外,当一个政权出现反对派的时候,我们必须看清楚究竟人民最后的选择是什么。在此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与反对派接触。这里面不存在站队问题。从现在来讲,俄罗斯突然变脸了,中国没有变脸,中国逐步逐步地做,我觉得将来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如果我们经常变来变去,将来跟任何一个国家打交道,人家都害怕你。从最近报道来看,利比亚现在的执政当局,对中国还是强调加强合作,因为中国在它的战后重建当中仍会起很大作用。我们之前在利比亚有50个项目,并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石油利益,其中很多是民生项目,应该都能得到保全。

  《南风窗》:有人说埃及变天标志着美国在当地霸权失落,中国可将埃及提到与伊朗同等重要的外交位置上,甚至可与“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宗教力量建立联系。您觉得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是中国外交的契机和商业的大舞台吗?

  朱威烈:毫无疑问,埃及仍将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埃及宪法的修改,未来议会的选举,总统的选举,中国都高度关注。埃及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1999年穆巴拉克访华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也是阿拉伯国家当中第一个,后来我们又跟沙特建立了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关系,再接下来是跟阿尔及利亚,一直到去年,跟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建立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关系,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穆巴拉克下台后,过渡政府的官员也到中国来访问,这个互动没有停止过。将来在埃及建设过程中,中国也会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也可以考虑跟西方国家或海合会国家一道帮助其重建。我们也可以鼓励中国企业家到埃及投资,问题是它的制度要完善,法律要健全,比如它的《投资法》、《经济特区法》。之前苏伊士运河搞了一个经济发展特区,我也去参观了,但土地只有20年免税,20年的话,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就不高。我们会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但如果投资环境不好,鼓励不等于害人了吗?

  至于跟埃及在野党打交道,属于我们公共外交的范畴。我们现在跟美国打交道,不仅跟民主党打交道,也和共和党打交道,将来阿拉伯国家制度建立起来,党派比较稳定了,我们的交往面可能会宽一点,除了跟执政当局,也会跟合法的在野党打交道,增加我们的接触面,不光是要掌握信息,也让它们了解中国的政治,了解中国的国情。它不能直接了解你,就通过西方了解你,往往你的形象就被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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