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斯特罗默  诗人纯粹

　　许多年的这个时候都有记者守在他家门口，今年他们如愿了：

　　中风11年、已经没法说话的诗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本刊记者 李宗陶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终于轮到诗人。10月6日下午1点，瑞典学院宣布2011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80岁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上一次诗人获奖是15年前，波兰人辛波丝卡。

　　毫无争议地，大家都认为这个奖项是迟到的实至名归。多年前，诺奖得主、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就说：“瑞典学院应该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奖颁给特朗斯特罗默，尽管他是瑞典人。”

　　瑞典学院终身秘书彼得•恩隆德给诗人打电话报信。正在听音乐的特朗斯特罗默“显得很惊讶”，“感觉非常好”——他已经没法说话，由妻子莫妮卡代为传达简单的意思。

　　当天下午，诗人所住公寓的楼梯井前挤满了世界各地的记者。事实上，许多年的这个时候都有记者守在他家门口，今年，他们如愿了：中风11年的诗人在轮椅上现身，他的姿态和往常一样，右手蜷着，放在心脏的右边；而他的眼睛，一如既往，像梅拉伦湖一样深邃(诗人蓝蓝语)。莫妮卡转达“获奖的喜悦”后，他们很快挪进了前厅。

　　特朗斯特罗默诗作的主要译者李笠告诉本刊记者，作为瑞典国宝级诗人，几年前特氏已从韦斯特罗斯搬到首都斯德哥尔摩，住在市政府特拨的、大约九十平米的公寓里。房子虽然不大，但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海。

　　布罗茨基偷过他的意象

　　瑞典学院的颁奖词称：特朗斯特罗默“通过其凝炼、通透的意象，给予我们通往现实的崭新路径”。

　　“蟋蟀疯狂地缝着缝纫机”，“孤独的水龙头从玫瑰丛中站起，像一座骑士的雕塑”，“桥：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李笠说，这种个人的、独特的、连通自然与形而上的意象在托马斯两百多首诗作中俯拾皆是。1987年诺奖得主、美籍俄裔诗人布罗茨基也承认：“我偷过他的意象。”

　　李笠说，他看到过一张诗人四十多岁时的照片，神情安宁，目光向上，像在聆听树梢、天空或飞鸟。他还记得诗人在北京吃火锅的情景：“认真地咀嚼着嘴里的食物。这种咀嚼，或者品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聆听，聆听事物深处的语言。”

　　托马斯用瑞典语创作。李笠说，尽管是北欧最大的语种，瑞典语也只有900万人在讲，不到讲上海话的人的一半。北欧气候寒冷，阔叶林很少，几乎没有肥硕果实；瑞典语冷硬、直接、具有逻辑性，瑞典人也多沉默、沉郁，那里的一切，仿佛都已被事先削减——这些，也许令那里的诗歌更加硬朗、枯瘦，具有线条感。

　　瑞典盛产诗歌，有不少诗人获得过诺贝尔奖，比如维尔纳•冯•海登斯坦、帕尔•拉格克维斯特、哈里•马丁松……

　　但特朗斯特罗默与这些传统诗人不一样。1981年，正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三年级的李笠第一次接触到他的诗，感觉有障碍，“他的诗中含有丰富的隐喻，不是一眼就能看懂的。”

　　1983年，马悦然托人带给诗人北岛一本特朗斯特罗默新出的诗集《野蛮的广场》，北岛译了其中9首，感觉“果然厉害”，“托马斯的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是独一无二的”，“冷峻节制，修辞严谨，不含杂质，有纯钢般的力量”，“他典型的警句风格是又稳又准又狠，既突然又合理”。

　　诗人于坚认为，特朗斯特罗默的诗之于瑞典语，犹如在汉语中出现了唐诗。他的诗，充满了味道、颜色、振动和杂音，与保罗•瓦莱里的“纯诗”相近；和20世纪的叶芝、里尔克、艾略特、聂鲁达、希克梅特等大诗人一样，他的诗，具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东西。

　　李笠说，托马斯拥有丰富的传统资源，从古罗马的贺拉斯到日本的俳句，从瑞典前辈诗人埃克罗夫到现代主义的宗师艾略特，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艾吕雅到俄国象征主义的帕斯捷尔纳克。他承上启下，融会贯通，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中开创出自己的道路。

　　1984年，《美国诗评》指出欧洲诗的质量超过美国，列举了米沃什、布罗茨基、希尼、蒙塔莱等诗人，并认为特朗斯特罗默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的诗被译成六十多种语言，英译版本多达二十余种，研究他的专著已超出其作品页数的千倍。

　　用左手弹奏一曲

　　特朗斯特罗默1931年生于斯德哥尔摩，父亲是记者，母亲是教师。从职业上讲，他首先是心理医师，其次才是诗人，他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心理学系和少年犯罪管教所任职。

　　1980年代中期，中国诗人北岛、李笠等人，通过不同途径与特朗斯特罗默相识，遗憾的是，还没有来得及谈到他早年的生活，他就失语了。

　　他是怎样从一个幻想成为铁路工程师的孩子成长为一个诗人，无法由他亲口告诉我们，只在他的自述文章中略有踪迹可寻。

　　5岁左右，他第一次被带到自然历史博物馆，从此醉心于动物学。“我收集昆虫，几乎所有甲虫。我开始了自己的收藏。它们存放在家中的食品柜里。从11岁直到我满15岁。”李笠展示了一张照片，是中风后的特朗斯特罗默和李的一双儿女在一起：诗人收集的蝴蝶标本被印成小册子，他正跟孩子们一道欣赏这些标本。

　　他画素描，也弹钢琴，15岁那年冬天因受焦虑折磨，猛烈地捶击钢琴。李笠说，托马斯喜欢弹奏巴托克和李斯特的作品。

　　“我的诗深受音乐语言的影响，也就是形式语言、形式感、发展到高潮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我的诗与绘画接近。”诗人自己说。

　　最近几年，李笠陆续陪着严力、王家新、蓝蓝、陈东东等十多位中国诗人造访特朗斯特罗默时，诗人常会热情地掀开琴盖，为大家弹奏一曲。俄罗斯作曲家埃利格尔专门为半身不遂的托马斯写了用左手弹奏的曲子。

　　“中学的倒数第二年，我用心写起现代诗来。同时，我迷上了古老的诗歌。拉丁文课上，从关于战争、元老院和执政官的历史课本进入卡塔拉斯与贺拉斯的诗歌……”他开始用古典格律写诗，且一出手就“如此纯真而显得老练”。

　　18岁那年，他写出最早期作品之一《果戈理》，用一首短诗来概括一个作家的一生，并在结尾处用一个辉煌的意象照亮全诗：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显示出惊人的成熟，一出场就已达到了顶峰，后来的写作只不过是扩展主题丰富音域而已。”(北岛语)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经北岛、李笠等人的努力译介，特朗斯特罗默的诗作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出版物上，对众多中国诗人产生影响。

　　李笠说，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常常从一个鲜活的现场，比如在咖啡馆喝咖啡、乘坐地铁、夜间行车、林中散步等等出发，然后突然更换镜头，穿插个人经验，或者将细节放大，变成特写，写得饱满而富有张力，对语言、节奏的控制极好。

　　好诗人都有一颗童心，特朗斯特罗默也是。

　　1985年他到过上海，使馆让他保存好所有发票。发票多半是中文的，他在公园里颠过来倒过去看，引得闲人注目，于是有了这首《上海的街》开头两句：“公园的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我爱这菜白色，像是真理扑动的一角。”

　　北岛曾跟托马斯一家去林中采蘑菇，“穿着长筒胶靴，笨拙得像登月的宇航员。托马斯走在前头，用小刀剜起蘑菇，搁嘴里尝尝，好的塞进口袋，坏的连忙吐掉，说：‘有毒。’”

　　2001年春天他到过昆明，李笠见识了70岁的诗人品尝鸡血鸭血、动物内脏的新鲜快活，尽管妻子在一旁皱着眉头。“那是他开放、可爱的瞬间。其实，生活中他就像个大孩子一样。”李笠说。

　　在昆明，于坚第一次见到坐着轮椅的特朗斯特罗默：“我有幸在春天的一个黄昏见到了托马斯，活人，对昆明好奇着。这老诗人已经中风，说话不清楚。他的相貌看上去有些狡黠，像一个通灵的巫师……他从轮椅中站起来拄着金属支架行走的时候，总是低着头，认真地看着地面，似乎正在向一只蚂蚁致敬。”

　　在昆明，有位年轻诗人用一套高深语汇谈论完对特朗斯特罗默作品的理解后终于说：“好诗是否就像从泥土探出的花朵一样自然？”

　　疲惫的诗人突然抬起低垂已久的头，目光闪烁，提高嗓门响亮地应了一声：“Ja(对)！”

　　要是我在中国生活3年，

　　也许会写一首诗

　　特朗斯特罗默作品不多，从1954年的第一本诗集《17首诗》至今，总共发表了两百余首诗歌(包括俳句)，印成诗集也只薄薄16本。许多诗人钟爱其中的《半完成的天堂》。

　　1988年秋天，李笠与托马斯第一次见面时谈到一位著述丰富的瑞典诗人和小说家，托马斯说：“他去中国一个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要是我在中国生活3年，也许会写一首诗。”

　　李笠说，托马斯写长诗《画廊》几乎用了10年时间，而短诗《有太阳的风景》从他第一次看到手稿到发表历经了7年时间。

　　2001年夏，于坚去龙马岛拜访诗人时，曾问及他的写作。托马斯说：“一个夏天写了4首。”

　　莫妮卡对李笠说过：“有人以为托马斯作品少是因为他半天上班的缘故。但即使他不上班，作品也不会多到哪儿去。他写诗确实很慢。”

　　1990年12月，特朗斯特罗默因患脑溢血而右半身瘫痪。北岛说诗人当时“语言系统完全乱了套，咿咿呀呀，除了莫妮卡，谁也听不懂”。

　　诗人的听力没有问题，只是没法表达。莫妮卡充当他与外界交流的舌头，连猜带比划。“其实误差太大了，常常见老头在那儿着急，眉也皱着。我们看着，也只有叹息。”李笠说。

　　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已经停止，特朗斯特罗默还在可能范围内写诗。他给北岛看过抽屉里的两个八开横格本，上面是左手的字迹，“像是地震后的结果，凌乱不堪”。

　　2001年特朗斯特罗默又出了本集子《监狱》，只有9首俳句；2004年，再出诗集《巨大的谜》。但别说遗憾，因为“一流的作品已经被他写出来了”。

　　并且，好诗人都是有人格魅力的人。“托马斯是一个谦和、平静、宽容的诗人，那宽容来自他的智慧。他不像有些诗人自恋到可怕，跟他在一起你会很舒服，他的明朗清澈让人喜欢，让人觉得可以亲近，这也是我愿意翻译他诗作的一个原因。”

　　一次，诗人严力和麦城来到斯德哥尔摩，在李笠家吃晚饭。天降大雪，大家正担心受邀的特朗斯特罗默来不了，却见他坐着轮椅，同妻子冒着雪赶来。

　　2007年，李笠的第6本诗集《源》在瑞典出版，有一个诗歌朗诵会。想到托马斯出行不便，李笠没有通知他。不想在现场，赫然看到老先生穿得整整齐齐正襟危坐在第一排。李笠很感动：“他一点没有大诗人的架子，自己看到广告就来了。”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瑞典诗坛有许多人对特朗斯特罗默的诗不以为然，也有左派声称要“打倒他”，认为他的纯诗“背离现实”，他的心情与创作一度低落。从1980年代初开始，风向转变，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渐渐如日中天。李笠说，这说明，相对于艺术，政治只是过眼云烟。

　　如今，老诗人享受国宝级待遇。比如夫妇俩去斯德哥尔摩美术馆，导游认出后，大声向观众们说：“这是我们的托马斯！”

　　于是全体向他们鼓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