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回忆黛安娜王妃

　　我觉得我的工作是保护君主体制，在愤怒转化为狂暴之前进行开导，使整件事基本上能够得到一个积极、团结的结局，而不是沦为紧张、分裂和苦难之源

　　文/[ 英 ]  托尼·布莱尔

　　1997年8月30日，11点30分左右，我去睡觉。半夜两点，最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切丽一旦睡着是很难醒过来的，而我却惊醒了，发现床边站着一个警察。你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惊吓。当我竭力恢复清醒时，他告诉我，他按过门铃，可我没有听见；他说，黛安娜王妃遭遇车祸，受了重伤；他还说，我应该立刻给身在巴黎的英国大使迈克尔·杰伊打电话。

　　我彻底清醒了。切丽也醒了过来。我跟她解释了情况，然后冲下楼梯。唐宁街把迈克尔的电话转了过来。情况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明显，黛安娜生还的机会非常渺茫。迈克尔说了说她的伤势，还告诉我说，她的男朋友多迪·法耶兹和司机当场死亡，保镖还活着，但是昏迷不醒。

　　我给阿拉斯泰尔打了电话。在那么多信息来源之中，他是通过媒体监控听说此事的。我们都深受震撼。我无法相信。她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在我们的国家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她本身又是一个如此清晰、确实、无可替代的生命，我无法想象她去世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到了凌晨四点，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她真的走了。迈克尔对法国人的处理手段大加赞赏：内政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卫生部长贝尔纳·库什内和总统希拉克都十分体贴、合作和恭敬。从那时候开始，电话接连不断，其间我们一直在竭力思考应该如何应对此事。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无情。我悲痛万分。我喜欢她，我为她的两个儿子深感痛心，可是我也明白，这事非同小可，它关乎全国，事实上还会影响全球。不论对国内还是国外，英国的表现都非常重要。我是首相，我必须决定如何处理此事。我必须把悲痛和失落的感情浪潮以一种庄严的、能够传达人们对她的感情和爱戴——  用这个词一点也不过分——  的方式表述清楚。

　　如果是女王去世，那么，从某个方面来看，还比较简单：人们会表达深切的尊敬和由衷的赞美，但是那些情感虽然深厚，却也很传统。而黛安娜的死却完全不同。她不是传统人物，她的死亡也不是正常死亡，所以，人们的反应也将非同寻常。

　　除了悲痛之外，我还有另一种感觉，源自我跟黛安娜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是一次并不轻松的见面。她本来想在6月份到契克斯别墅来找我，我也同意了。可是阿拉斯泰尔——  虽然很崇拜她——  和唐宁街10号认为，我未跟查尔斯王子见面，就先见她，不妥，可能会引起误解。我无奈地同意了。于是我们把时间改到了7月。向来机敏的她猜出这次改期是权衡之后的结果，感到很恼怒。

　　到了约定的那天，她带着威廉王子来了。天气非常宜人，契克斯别墅风景秀美。工作人员听说她要来，都很激动。她对所有人都是那么亲切友好。我们讨论她能用更为正式的手段为国家作些什么贡献。虽然她热切希望能做些事，但个中微妙因素也是不言而喻。

　　毋庸置疑，她是一个极其重要、宝贵的人；而且我觉得，给她一个机会，把只盯住她的私生活不放的媒体关注焦点转移到其他地方是对的；可我同样觉得——我不知道，也许如今的我不会拘泥于这种小节吧——多迪·法耶兹是个问题，不过，我的理由跟那些会导致某些人对她皱起眉头的理由明显不同。我毫不介意多迪的国籍、宗教或者背景。我从来没见过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他感到紧张是不公平的，而且就我所知，他是个好儿子，也是个好男人。所以，如果你问我，好了，说吧，到底是哪里不对了？我说不明白，但我觉得不安，我还知道她的某些挚友—— 真心爱护她的人—— 也有同样感觉。

　　那一天，天气晴朗，在契克斯别墅我们把孩子、警察、安保人员以及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跑到屋后的草坪去踢足球。那是一片漂亮的草坪，在20世纪30年代时本来是个可爱的草地网球场，我们经常在那里玩得很开心。除了黛安娜和我，所有人，包括威廉都上场玩去了。可怜的孩子，我猜他心里肯定是在疑惑母亲把自己带来是为了什么，他也不是太想踢足球。不过，善解人意的他还是上场玩了。

　　黛安娜和我在旁边散步。她温和但明确地责怪我取消了6月的约会。我则琢磨着，今天要怎样应对她，可我紧接着就十分直白地提出了她和多迪之间的事。她不喜欢这个话题，我能感觉到她在压抑自己的个性。然而，她并没有拒绝谈论此事，于是，我们聊了一下，还讨论到她也许可以怎么做。

　　虽然那次谈话有时令人不自在，但最后的结局还是温馨而友好的。我竭尽全力表明，我会是她的真诚好友，而她应该以同样的精神回报我的坦诚。我还上场踢了球，她在旁边看着，跟工作人员一起哈哈大笑，让人拍照，做她所擅长的事情。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会希望我如何谈论她呢

　　当思忖她去世的事、决定自己应该如何发言时，我心里不但有悲伤，还有责任感。我觉得，自己应该竭力捕获她的真我，这是我欠她的情。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操纵他人，我们可以迅速察觉别人的情绪，并且本能地加以利用。可是我知道，她向残疾人和病人们伸出援手的方式，透着真挚，没有人能够模仿，也没有其他与她地位相当的人做过这样的事。她当然了解那样做的效果，然而，如果没有真诚的感情，效果是不可能如此显著的。

　　我坐在特里姆登的书房里，看着曙光透过窗户射进屋里，心中沉思：她会希望我如何谈论她呢？

　　当然，我们还要理清大量的实际事务和后勤工作：打电话，接电话，把遗体接回来，安排葬礼，处理政府事务(例如，苏格兰的公民投票要继续还是暂停)——所有的一切，从重要的到极度琐碎的，都需要关注，因为在这样的时刻，小事也可能突然毫无预警地变成大事。

　　然而，整个期间，我的心思主要还是放在自己应该如何发言上。罗宾·库克刚刚在菲律宾走下飞机，就说了些让阿拉斯泰尔大为光火的话。我劝他不要担心：只有我说的话才重要。我们达成了一致，决定在特里姆登村的教堂举行上午10点30分的礼拜仪式之前发言。

　　王室当然已经发布了声明，可是，女王并不打算发表讲话。就在我出门前往教堂之前，我第一次跟女王通了电话，向她表达了自己的哀悼。她很沉着，虽然为两个王子担忧，但是很专业、很务实。她明白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不过用的是她自己的方式理解的。她不愿意听从事态的摆布。在这方面，她很有女王风范。

　　那时的我已经想好自己要说些什么了。我在一只信封的背面草草写下这些话，跟阿拉斯泰尔商量。之前我已经跟核心团队的其他成员讨论过了，但面对眼下这种情况，我需要他的建议和想法。他对于此类情况的判断条理清楚、直截了当，值得效仿。在这种形势下，最要不得的就是推托、犹疑和逢迎。

　　⋯⋯

　　我们开车走了几英里，来到特里姆登。教堂耸立在村子中间的草坪上。那是一座美丽的教堂，是少数仅存于世的神坛四周有诺曼拱门的教堂之一。它有一座漂亮的花园和墓地，莉莉·伯顿和她的朋友们以前常去扫墓。切丽和孩子们先行走进教堂。阿拉斯泰尔已经安排了一群新闻记者到场。

　　我下车，走上前，开始讲话。身处达勒姆郡的这个小村庄，站在一座古老的小教堂前面的草地上，说着一些心知将会传遍英国和世界的话，感觉很奇异。这番话将会成为人们对我的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到了今天，还会有人跟我提起。

　　也许你会想到花费数天、数周准备的重要演讲，想到我参与其中的塑造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想到政治斗争、危机、得势的时刻、绝望的时刻；然而，草草写在信封背后的那几句话，其传播范围也许比我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广。关键在于，把那一切都抛出你的脑海，不要去想它有多重大，不要害怕心中那提醒你事情会出错的恶魔。只需要走出去，说出来。

　　只是，这一次——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做作——    我在发言之前，停顿了一下，回想着她，提醒自己最重要的是我应该为她说话。下面是我的发言：

　　今天，我和全国所有人的心情一样——  悲痛万分。我们的心和祷告都与黛安娜王妃的家人——  尤其是她的两个儿子，那两个男孩——   同在，我们的心飞向他们。今天的英国，震惊、哀恸、悲伤之情是如此强烈，令我们心痛。

　　她是一位出色、热心的人。虽然她自己的生活常常经受悲剧的伤痛，她却以快乐和慰藉关怀着那么多在英国——在世界各地——  的人。我们将以无数种不同的方式，跟病患、垂死之人、孩子、需要关怀的人一起，无数次地怀念她。她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远胜千言万语，向我们所有人展示着她深沉的怜悯和仁慈。我们只能猜测，她时常要应对多么艰难的境况，但是，任何地方的人——   不仅是英国，还有世界各地——  都忠于黛安娜王妃，他们喜欢她、爱戴她、视她为人民的一员。她是人民的王妃，她永远都是，而且，她将以这样的形象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和记忆中。

　　⋯⋯

　　王室的险恶关头

　　那个周六早晨，王室成员像往常一样在巴尔莫勒尔宫的克莱西教堂出席礼拜。没有人提到黛安娜。

　　我知道，女王觉得有责任维持日常事务。她的随从之中没有阿拉斯泰尔那样的人向她提议说，也许谈一谈那场悲剧会比较明智。问题在于：女王是真诚的人，不爱造作。我的意思是，她处事不耍计谋。虽然她关注的焦点无疑是保护两个孩子，却首先是从保护王子的角度去考虑的。没有人会问，在母亲刚刚去世几个小时的情况下，他们还要不要去教堂；因为那是他们身为王子的责任。可是在公众中的某些人看来，那当然是难以置信、近乎夸张的冷酷。

　　我知道，那种情绪会消失。我也知道，在那之下的坚实基础是对女王深沉而持久的爱戴。然而，这次的情况非同一般。随着日子的过去，怀有那种情绪的人群越来越大。在圣詹姆斯宫安排的追悼会从三场变成四场⋯⋯十五场⋯⋯四十三场。奔涌的悲伤之情正在转化成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那是全国极度同心的时刻，是王室的险恶关头。我不知道，如果他们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什么事也没有，然而，身处那无法预料、使人心力交瘁的风暴中心的我无法肯定。

　　王室拒绝在温莎堡和伦敦塔下半旗，理由是，黛安娜严格来说已经不再是王室成员了，她的“殿下”头衔已经被剥夺。白金汉宫的旗子根本就没有升起来，因为，根据传统，只有女王本人的旗子才能在那里飘扬，而且还只有她住在那里的时候才会升旗。当时她正住在巴尔莫勒尔宫，因为9月份她是不会到伦敦来的。这，又是一个传统。一切都严格照着规矩办，却完全没有考虑人们对“规矩”根本就不买账的事实。其实，他们讨厌“规矩”，实际上，他们认为“规矩”正是那一系列导致黛安娜死亡的事件的始作俑者。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奇特共生关系之中，臣民坚持要求女王承认，她是在臣民的同意之下才得以统治的，必须听从臣民的主张。

　　公众的怒火正在往王室蔓延，同时，尽管媒体在感觉到公众的愤怒情绪之后，明白自己必须把这种情绪的目标转移，但冲着他们燃烧的火焰并没有减弱。公平地说，他们在释放公众的真实感情，并且跟所有人一样，拼命想看清它的走向。

　　⋯⋯

　　对于权势集团来说，我不算什么大人物

　　我自己已经看准，这是一个全国团结一致的时刻。我们必须表达对黛安娜的爱戴和对女王的尊敬；我们要庆贺，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国家；我们为能有这样一位王妃而感到无比骄傲；我们必须向一直以来都在赞赏她的世界显示，我们有能力为她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因此，我觉得我的工作是保护君主体制，在愤怒转化为狂暴之前进行开导，使整件事基本上能够得到一个积极、团结的结局，而不是沦为紧张、分裂和苦难之源。

　　我还真切地同情女王本人，她正处在一个如同地狱般艰难的境况中。

　　一方面，她一直都在担忧黛安娜对君主体制的冲击，另一方面，她当然也哀悼自己十分疼爱的儿媳、两个孙子的母亲；可是，她对黛安娜的看法与公众所能接受的大为不同，她不想说出口。所以，她之所以不愿意站出来，其实主要不是为了尊重传统和“规矩”—— 虽然那无疑也是其中的部分原因，而更多的是一种忠实于自己的感情的诚恳愿望。

　　由我出面在人们面前把真空填补的行为，会使她感觉不安，而她身边的某些人当然也有点藐视我的做法。同时，我这样做，还加剧了他们对我和我所代表的事物的普遍不安。

　　对于权势集团来说，我不算什么大人物。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是工党人，并且永远是工党人的根本原因。我倒不是特别在意他们，而且，在黛安娜去世之后的日子里，我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不仅保护女王，还保护王室。我还必须说明，我觉得他们文雅，甚至迷人，而且一直都乐于助人。所以，我下面要补充的话，也许更能代表我自己，而不是代表他们。

　　我一直认为，他们喜欢的政治领袖有两类：要么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或者至少是完全赞同他们的普遍观点的人；要么是“真正”的劳动人民，也就是那种他们过去在书里看到的、操着一口他们认为这类人应有的口音的人。而像我这样的人，有点暴发户、名利狂的嫌疑，使他们略感迷惑和可疑。因此，在那些日子里，我也意识到，如果自己的干预企图过于明显，就可能会遭遇严重的挫折；而且，如果我绊倒了，是不可能指望有人来扶我一把的。

　　站在诺索尔特机场，看着飞机降落，等着灵柩抬出来，跟其他人别扭地闲谈，栏杆后挤着数百媒体，感觉真是怪异。在这种场合，你必须小心翼翼：你站在那儿，跟旁边的人谈话；气氛很凝重；可是，当有人跟你打招呼时，你的自然反应是微笑。于是，立刻就有人抓拍下这个画面。没等你明白过来，这种貌似失礼的举止已经被记录下来，仿佛你在整个过程中所做的唯一事情就只有微笑。

　　黛安娜对照片的评价是对的。每次切丽和我出席纪念仪式或者其他庄重场合时，下车之前我总会提醒她，也提醒我自己：不要笑得太灿烂或者哈哈大笑，赔不起啊。你要提高警惕。

　　《旅程：布莱尔回忆录》

　　【英】托尼·布莱尔 著

　　李永学 董宇虹 江凌 译

　　译林出版社

　　2011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