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新政权应该刻不容缓地解决目前政局的不安和不稳定。不然的话，对卡扎菲的怀旧心理会很快在全国扩散开来。

　　的黎波里的“扫荡者”           

　　文/李忆民

　　欣喜若狂与潜在危机

　　烈士广场，日暮。革命者的游行队伍如同阅兵——胜利使他们如醉如痴。小型卡车装载着武器，革命者向四面八方轮番开枪，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重机枪向空中连射，发出的火光宛如节日的礼花。大炮对着临近的海洋，隆隆的炮击声几乎震破耳膜。狂喜的欢叫声以及高声念诵经文的声音几乎和爆炸声一样震耳欲聋。“安拉是伟大的！让我们歌颂安拉！”站在房顶栅栏后的人们高喊着。弹壳四处滚动，在汽车轮胎的碾压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专制独裁暴君的垮台，使反对派欢欣鼓舞，他们心花怒放地庆祝胜利。但是，有人认为这是一次定期贸易集市，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竞赛——不同派别的游行队伍进行攀比。在汽车装载的涂彩的炮弹上，反对派写着他们各自所属旅的名字，或他们来自某个城市的地名……被“解放”地区的每一个城市的人都奔向首都，炫耀在攻打的黎波里战役中自己所作的贡献，以求论功行赏。在新制度尚未形成的状态下，各种职务已经在“全国过渡委员会”内部开始争夺，向新政权各方宝座的百米冲刺已公开进行。因为“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成员人数要迅速扩大，由现在的44名扩至90名。

　　权力分配必须满足那些为胜利作出贡献的由国外返回国内的人、在历史上一直忠于反对派的人以及在关键时刻投诚的归顺者。当然，也不能忘记那些来自不同城市和部落的军官，他们属下烈士们的鲜血是他们觊觎高官厚禄的资本。利比亚反对派最高指挥官和精神领袖阿卜杜·法塔-尤尼斯，于7月28日晚间在班加西遭不明身份枪手袭击身亡。在反对派内部，尤尼斯本来就由于与卡扎菲的密切关系而备受质疑。英《独立报》8月28日曝料揭露，刚被任命为的黎波里军事委员会司令员的贝尔哈吉是原基地组织成员，尤尼斯的被暗杀，已经明显地暴露出反对派内部的权力争夺到了何等激烈的程度，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利比亚犹太人

　　位于市中心的Musa-Bensaid，是的黎波里反对派某部队所在地。这支部队是今年3月份在一个名叫迈赫迪·哈拉-蒂的利比亚人的鼓动下聚合起来的。6月，他的麾下有600人。随着战事的推进，他不断征募新兵，现在兵力增加一倍。这支部队的特点是，他们都来自散居各国的利比亚犹太人。其中，大部分青年在美国、加拿大或英国过着安逸平静的生活，在革命初期回国参加部队投身战斗。他们剃着光头、留着胡须、穿着战服，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

　　这个旅最抢眼的面孔当属Hossma Najjair。他32岁，在爱尔兰首都过着优裕的生活。“当我走进一个酒吧的时候，是20多个同伴把我拖来的。”他打趣地说。他驾驶着4轮汽车，总是戴着在多赛尔多夫登记的军人身份牌。除了规定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他还配备了罗马尼亚优秀射手枪。在攻打的黎波里的最后几天，他晋升为上校。他第一个冲进卡扎菲六子哈米斯的兵营。哈米斯在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过培训，他领导的“哈米斯旅”是政府军的精锐部队。交战刚一开始，北约战机狂轰滥炸，制造混乱，炸了政府军，也误炸了反对派的进攻者。年轻的爱尔兰人，像阿克拉桥上的波拿巴(法国著名大家族)一样，跳到一座桥上，挥舞着利比亚王国的旗帜，为的是给他的人指明方向并让他们走上这条路。就在当天晚上，他驱车冲在最前面，第一个到达绿色广场，但他车里的两个战士被夺去了生命。“当我搬开车后座的软垫时，发现上面满是鲜血。”他说。现在，Hossam在首都全城组织巡逻，如他所说，为的是“扫荡”卡扎菲的防御据点，重建法制和恢复秩序。他意识到，有一个任务很复杂、很艰巨：“有人告诉我，在城里的一些路障附近，有人挥舞着新利比亚的旗帜——手持这些旗帜的，正是上周举着卡扎菲绿色战旗的同一伙人。”

　　无胡须青少年

　　攻打的黎波里的有大英雄，也有小英雄。的确有特小的，如赛特，15岁。他期望面部周围长出胡子，但令他失望的是胡须长得太慢。再如艾哈迈德，不到19岁，是“全国过渡委员会”一个成员的侄子。“我和我的父母生活在的黎波里。叔叔成为‘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是秘密的，但有一天在电视上露面了。我们是同一天离开家乡去土耳其的。而后，我折回国参加军事训练……最艰苦的是扎维耶一战。”他回忆说，“卡扎菲的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用各种口径的枪炮向我们开火，那真是枪林弹雨。我听到了子弹在我耳边呼啸。为了隐蔽，我趴在地上。然而，我疲惫至极，不知怎么就睡着了。”睡了大约一个小时，一个同伴叫醒了这个年轻人：卡扎菲的武装部队已经后退了，反对派的武装可以继续向前推进了。

　　此后，这支由旅居海外的利比亚犹太籍青年组成的部队指挥官迈赫迪·哈拉-蒂被任命为反对派的黎波里驻军副司令员，地位仅次于有争议的人物的黎波里驻军司令员贝尔哈吉。他在一个兵营里会见了记者。出于安全考虑，他从不在同一个地方连续两天过夜。可以看出，他的警惕性是颇高的。“10%的城市还没拿下，还成问题。”他承认。

　　神经质和怀旧心理

　　如果的黎波里发生什么意外事件，那肯定是因为一连串的“检查站”，有的地方每隔几百米就设一个，被武装的民兵把持着。他们有的非常年轻，神经质加上疲惫不堪促使他们动不动就火冒三丈，经常与行人发生争执，争执起来就向空中射击，鸣枪示众。精神病医生阿代尔是反对派的人，在他看来，这不足为奇：“被剥夺自由如此长时间的人们，自由骤然从天而降，使他们发疯！最明显的是发狂的示威游行者，在街上带着大量枪支弹药，尤其是年轻人，可以随随便便使用这些武器。正是由于这些武器，发生了事变，使他们感到了强大，这些年轻人让胜利冲昏了头脑。”

　　社会治安使维塞姆担心。他是电力工程师，接受了记者采访。在那些抢劫者中间，这个年轻人的举止行为显得格外温文尔雅，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他华丽的住宅里收拾起了卡扎菲的照片。“卡扎菲，很好！”他首先低声说，好像说了一句脏话。然后，接着说了下去：“现在令人惋惜的‘稳定’，不是卡扎菲荒诞的意识形态带来的。他倒使我安心，他在的时候，没有这些全副武装的人，从他们的山里跑出来在我们的街上东游西逛。那时候有电，有便宜的汽油，拧开水龙头有水……”

　　持维塞姆这样观点的人在的黎波里肯定是少数。然而，这种观点与因专制独裁统治垮台而患上的“狂喜症”相比，肯定蔓延得更为广泛。总之，新政权应该刻不容缓地解决这种不安和不稳定；不然的话，这种怀旧心理会很快扩散开来。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1年10月下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