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吴    强

　　戛纳的G20峰会结束，曲终人散，虽然通过了IMF的拯救共识，但是欧元危机何去何从仍不明朗。连G20之中最大的潜在救市金主——中国的态度，似乎也像最近北京的雾霾天气，在胡锦涛主席的“欧洲要自救”和央行李稻葵委员“输血1000亿美元”的不同信号中，很难窥清真面貌。难怪身边朋友近期大都对欧元前景看空，连带着对欧洲、北约与北非革命的关系甚表忧虑。

　　尽管人们不否认当前的欧元危机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化，但再进一层，各种欧洲衰退论、阴谋论就层出不穷了。一位银行界的资深人士也跟笔者抱怨，他们心目中在欧洲投资的风险最高，因为欧洲政治太复杂，甚至超出了中国金融界的理解能力。与中国政界、商界以及公众对美国的熟络相比，人们对欧洲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似乎懵然不知，仍然抱持着欧洲十日游的观感，停留在对LV、夏洛朗，或者大众、空客、啤酒的认识，或者贝鲁斯科尼的艳闻、希腊人民的懒惰等等，将欧洲想象为一个只有美食和时装、高福利不堪为继、民主软弱的混合体，甚至从欧元危机中放大了中国模式的光环，在种种阴谋论中可能错失欧洲与中国间的战略合作契机，尽管在金融合作方面之外必定少不了其他议题的互相牵制。

　　的确，纵然南欧国家有着辉煌的古代文明和现代启蒙，西欧和北欧国家保持着强大的工业基础、建立了人类社会迄今最为完善的民主和福利制度，而东欧国家转型良好，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的2008年，欧洲仍然总体健康、表现稳定，但是从西班牙到葡萄牙到希腊，这些生产率最低、负债率最高的南欧国家最终拖累造成了今日的欧元危机，人们发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创造了欧洲统一的象征和媒介——欧元，却没有真正的货币联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不是太快以致新欧洲与老欧洲出现裂痕、南欧国家狂借债、绑架德法的问题，而是一体化进程太慢、核心欧洲裹足不前，没有建立起一个与欧洲货币体系相适应的统一政府。换句话说，可以把欧元理解为欧洲民主的产物，欧元的危机也须借助民主的发展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对欧元前景的看法离不开对欧洲民主的理解，就像美联储制度之与美元稳定的关系，更与欧洲在世界未来格局的地位相关。

　　早在2009年，德国宪法法院对德国加入里斯本条约的合宪性的裁决已指出了问题所在：欧洲议会选举的代表性不足而致合法性不足，不足以代表欧洲的公众和民意。以致在欧盟决策层和欧洲公众之间，面临如何拯救欧元的时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合法性真空，妨碍了欧洲各国有效地采取实质性行动。

　　戛纳G20峰会前后，我们看到解决欧元危机的两种政治思考正在付诸现实，分别隐藏在发行欧元债券和IMF介入等技术性手段的背后。其一，发行欧元债券意味着从货币机制和政治机制两方面将每一位公民与欧洲的责任联系起来，为未来的欧洲经济政府打下基础。德国前外长菲舍尔，这个德国也是欧洲绿党的代言人，多年前从拒斥欧洲统一转变为极力推动，呼吁只有采取措施大力推进欧洲一体化才可能解决欧元危机，否则，任何技术性的措施只能意味着不进则退。他完全赞同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主张，而且希望建立一个欧洲政府的实体，更确切地说，就是“United States of Europe”——欧洲合众国，来执行统一的欧洲经济和货币政策。相比英国工党理论家吉登斯两年前提出的建立世界经济政府的主张，菲舍尔的欧洲经济政府并不激进，只比争论中的“Federal Association”(邦协)的主张更进一步，却同样代表着社会进步和欧洲国家的团结。

　　其二，欧元危机面向政治解决的开放性。如同建立在欧洲民族国家让渡主权、形成共识的民主基础上，法德两个核心欧洲国家终于开始考虑欧元区的“净化”问题，在本次G20峰会上、借帕潘德里欧提出公投建议引发大哗之后，启动了欧元区的退出机制。同时，旨在抑制外汇市场过度投机的托宾税主张，终于被正式采纳。另一方面，虽然萨科齐口头表示无意促成G20峰会的常设秘书处、峰会最终也以IMF作为抒救机构，但是，在欧洲学界和政界的议程表中，欧元危机已经与如何加强G20机制紧密相关，欧洲人正在讨论如何强化欧元与金砖四国以及整个G20共同体的战略合作来保障欧元的世界地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对笔者当面预言，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将是未来世界的主要货币——这也是他从2008年开始不断强调的观点。他对欧元在后全球化时代的贡献和地位，以及未来世界格局下相互合作、接纳中国的多极化未来作如此前瞻性反思，足当引起诸多中国人的高度共鸣。我们没有理由看空欧元或者欧洲民主。(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