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至12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将在南非德班召开，《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续问题，将是德班大会期待解决的首个关键问题。

　　但在这一议题上，各国矛盾重重，达成一致殊非易事。近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中国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方案，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也不失为一个“公平”的方案。

　　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德班气候大会注定将会是一场博弈激烈的会议。由于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官方文件《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于2012年到期，2013年后能否被确定为第二承诺期，各国能否承诺新减排目标，事关《京都议定书》存亡，成为此次德班大会期待解决的首个关键问题。

　　然而，各国会前的表态让这一议题的前景晦暗不明。发展中国家普遍支持将2013年后定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而发达国家对此则颇多推诿。

　　目前，承诺一定会签署第二轮《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仅有挪威和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态度模糊，只表示有类似意愿。俄罗斯、加拿大和日本则明确表示不签字；之前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美国，一直希望采取自愿承诺减排体系。而向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最为积极的欧盟，10月底也达成了欧盟内部统一的谈判立场，表示在一定条件下，欧盟愿意认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欧盟的条件是，要“确保主要经济体的积极参与”，美国需做出可比性的减排承诺，发展中大国要做出相对的自主减排努力。

　　“美国的态度从哥本哈根会议开始就非常清楚，是想要推翻整个游戏规则重新来，是所有国家同样对待，同样自愿力所能及地去做。欧盟的条件是针对所有排放大国，也想‘拿下’美国，但态度又比较虚弱。”绿色和平组织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经理李雁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在表面分歧下，是对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挑战。根据这个原则，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原则，现在越来越受质疑，要不要打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界限，对整个体系重新定义，争议颇多。美国一直想打破这个原则，欧洲也想让发展中大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非常担心打破这层‘防火墙’，认为这是个公平的问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直是保持整个体制稳定的一个很重要前提，是联合国公约的一个基石，我认为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调整，各国可主动承担更多义务，但要推翻重新来，在现在这个阶段是毁灭性的举措。”李雁表示。

　　中国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杨勇则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各方分歧的症结，还是在发达国家承担义务的问题上，实际上还是利益博弈。按最初原则，发达国家根据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来承担相关的义务和责任。后来几大利益集团又发生一些分化，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外，又冒出了新兴经济体，这里面的一些因素也非常复杂。这次德班会议又面临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要在会上有个结果，我感觉比较困难。”

　　中国注重各方平衡

　　各方的龃龉之下，《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与第一承诺期的“无缝”对接，已很不乐观。即使有关国家能在今年年底前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续签问题达成一致，但所有国家都在2012年年底前完成续签程序也绝无可能。

　　月底的德班会议能否打破僵局，被各方寄予太多的期望。对此，多次率团参加气候大会的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方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方案。”

　　中方方案的内容是：按照《巴厘行动计划》的要求，既坚持“议定书”有第二承诺期，又将没有参加“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囊括进来，希望这些国家做出有可比性的减排承诺。同时，发展中国家自主减排的行动也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表达出来，纳入最后的整体方案。

　　解振华说，这个方案坚持了现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在环境整体性上，既有‘议定书’国家的减排，也有非‘议定书’国家的减排，以及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这是个建设性方案，由于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也是个“公平”的方案。

　　解振华介绍，这个方案得到许多国家支持。“基础四国”(即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准备和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一起提出这个方案。在刚刚为德班气候大会举行的一次预备会上，“基础四国已提出了这个方案，各方认为还是有建设性的。”

　　在李雁看来，“对各国来说，谁先谁后，哪些是前提条件，谁先走出一步，会有很大争议。同样是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可能会非常坚持《京都议定书》的延续是前提条件，否则不会有任何推进。而中国的减排行动已铺下很好的基础，同时也愿在国际上扮演一个更加开明的角色，态度比印度要积极。此外，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同的坚持。因此，这是个政治角力过程，考验各国谈判代表的创造力和政治智慧，在会场上去做复杂的协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夏青告诉时代周报，中国的策略还应提我们是穷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能承担更多义务。如要别国减排，可能会把矛头引向自身。中国的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45%，这是个相对减排量，实际排放量在增加。并且，在减排技术上与发达国家也有落差。“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在人均GDP3000美元时，单位GDP碳排放量都减少，是由高科技带来的经济增长，绝不是大量增加燃煤能源带来增长。这点中国还有不小的差距。”

　　在夏青看来，世界各国都不采用相对减排量，唯独中国用此标准，利弊尚需讨论。而《京都议定书》若坚持强调第二期也要减排，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也必须承诺减排，而且是绝对值的。事实上，若按绝对排放量计算，中国增加是比较快的，人均排放量很快也将超过欧美各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减排，有什么号召力呢？所以这张牌到底是不是最好的，可能还要请各方面再细致地研究一下。”

　　资金和技术转让期待进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菲格雷斯表示，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续签之外，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问题，确定新技术转让机制和适应气候变化委员会的运作细节，也是德班会议需要解决的问题。

　　确定第一个气候融资截止时间，同时要对到2020年之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的承诺制定明确的计划，是菲格雷斯对德班会议资金问题达成成果的期待。在夏青看来，资金是这次谈判最关键的东西，发达国家理所应当为他们先消耗能源带来的碳排放增量“掏腰包”，如能谈成转移多少钱，可能是最现实、最直接的成果。

　　“资金一直是气候谈判里比较难的一块，但同时也是最受关注的实质性议题。如果德班会议有个良性的谈判氛围，资金和技术问题可先行一步。但事事都捆绑到最艰难的政治谈判上去，变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谈判的一颗棋子，就很难说能否得到应有的进展。最关键的是，谈判可把机制理顺，把架子搭好，但发达国家现在没钱，经济困难摆在那儿。在目前阶段，发达国家还是要展示出明确可见的政府行动意愿。”李雁对时代周报表示。

　　在技术转让方面，李雁认为，知识产权也是个老话题，在其他谈判平台上也有很多争议，德班会议还是要保证和巩固坎昆会议已取得的进展。

　　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多次模型测试表明，即便各国都做到承诺减排量的上限，全球升温到2020年控制在2摄氏度的目标仍不可能达成，而是要达到3摄氏度。“不能让《京都议定书》就此死亡，它的后果非常严重。要再出一个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公约，又需长期谈判，而且很可能更松散，更缺乏雄心和约束力。虽然非常难，但我觉得，即便第二承诺期不能与第一承诺期无缝对接，也要想办法让第一承诺期有个延长期。”李雁表示。

　　即便德班会议不能取得实质成果，李雁也并不完全悲观。“从长期来看，大家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还是在慢慢上升。应该承认这两年气候问题至少在政治谈判的层面上，是有一个低潮期，但更重要的是要保存一些比较积极的成果，不要在低潮期里全部扔掉。保留住一些基础，做一些桥梁性的过渡，这是比较可行的。”

　　杨勇也认为，即便德班遭遇败绩，第二承诺期不能延续，人类这么多年围绕气候问题的努力还在，工作基础还在。“哪怕重开一轮从零开始的谈判，这些年的工作成效还有价值，包括一些已形成的共识。再者，现在很多条件都已发生变化，经济形势不一样，气候变化也出现一些新增因素，需进一步认识，才能有的放矢进行谈判。应该说形势更严峻了，已经到了人类不得不作出行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