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    炜

　　我对政治家没什么兴趣，唯一的例外是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每隔一段时间，贝卢斯科尼先生就惹出来一堆麻烦。2001年他竞选总理时说，“我头上之所以头发很少，是因为我的大脑中全是智慧，不容头发生长。”他还在电视节目上让主持人闻一闻他身上的科隆香水，说自己身上散发着圣洁的气味。他说，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文明的优越；它的价值体系让拥抱它的人普遍繁荣，并尊重人权和宗教。那正是欧洲的关键时刻，西班牙人用100比塞塔喝一杯咖啡，意大利人用1500里拉喝一杯咖啡，转过年来，西班牙人喝一杯咖啡就要1欧元了，相当于166.386比塞塔，意大利人也要1欧元了，原来的价钱相当于0.77欧元。

　　2002年元旦，欧洲进入“欧元区”了，《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安妮·艾普邦姆说，“欧洲超级大国”已然存在，欧洲劳工标准、环境政策、税收管理的体系都将要统一。这是欧洲的精英们想出来的主意，并且兜售给了大众。但欧洲人对自己的“国家身份”没多大兴趣。大概从那时起，欧洲的政治家就变得越来越无聊。欧洲本来是个丰富多彩的地方，德国作家彼得·斯奈德在意大利《共和报》上发表专栏说，慕尼黑处于巴伐利亚州，米兰处于隆巴底大区，巴伐利亚和隆巴底一样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帮助同一个国家里的穷地方。代表巴伐利亚的狮子如此巨大，而代表联邦政府的鹰小得像麻雀。他说，幸亏有足球，欧洲才不像布鲁塞尔官僚政治那么无聊。英国人说欧洲要成为一个“奥威尔式的帝国”，美国人杰里米·里夫金说欧盟有一个新的“欧洲梦”，实际上，欧洲最让人感到美妙的，是强调显示闲适，主张“工作为了生活”，对宏大乌托邦幻想的厌倦。2002年，贝卢斯科尼出席欧盟非正式峰会，在西班牙外长脑后比划出“戴绿帽子”手势，2005年又宣称自己的男性魅力征服了芬兰总统，这可以说是恶意粗俗的玩笑，但是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之后，贝卢斯科尼夸赞他拥有“日光浴之后的古铜色皮肤”，却是有点儿“政治不正确”的意思了。

　　实际上，贝卢斯科尼到底怎么治理意大利，到底怎么参与欧洲事务，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恰是他“政治不正确”的言辞，说到底，我们这个世界往往被“政治正确”弄得一点儿趣味都没有了。“政治不正确”是一种自由，他在法庭上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我自己应该比其他人获得更多的平等，因为我有统治和管理这个国家的权力。任何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老贝说的未必不是实情。英国有一套丛书叫“政治不正确的指南”，讲述科学、环保、历史，这也算是对“政治正确”表述的一种修正。

　　当然，贝卢斯科尼身体力行，不光说，还用自己的行为捍卫自由。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罗马纵欲遗风，一面是议会政治和元老院的尊严，一面是不平等的奴隶交易；我们可以看到卡萨诺瓦的风流艳史，一面是穷奢极欲的放纵声色，一面是严厉苛刻的宗教裁判；我们甚至可以研究一下什么叫“意大利式放荡”，在统一严肃进步的欧洲，老贝用自己的行动展现个体荒唐踏步的欧洲，他生动地解释了什么叫作享乐主义。离开工作，爬上床。工作的时间越少，生命的收获越多。反对有组织的生活，拥抱古希腊的智慧，让红酒和性爱给你健康，在豪华泳池边开PARTY，这难道不是更值得过的生活吗？如果老贝只愿意做一个富翁老板，那么没谁能指责他的私生活，他本色出演“总理”，或许是那种爱出风头的天性使然，他是那种在婚礼上要当新娘，在葬礼上要当死人的家伙。

　　如今，欧洲不安宁了，欧元区面临大麻烦了，我们且看默克尔怎么处理这些麻烦吧，老贝下台了，借此机会，我们重温狄德罗的判断——享乐主义者伊壁鸠鲁是唯一知道怎样协调自己的道德信念与他所了解的人类真正的快乐，以及他的自然欲望与要求的人。为此，他在过去和未来都会有一大批门徒。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但任何人天生就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