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动荡与转折

　　——2011~2012国际形势回顾与前瞻

　　《环球》杂志记者/周彪

　　2011年可谓多事之秋。这一年，这个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它们就像一颗颗重磅炸弹，被偶然或者非偶然地投到了我们这个星球之上。这些事件，有的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裂痕，也有的正在或者即将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以及这个星球上人们的生活。

　　回顾起来，2011年又是动荡与转折的一年。动荡的背后，依然危机重重；转折的道路，又将通往何方？

　　2011年12月17日，《环球》杂志联合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主办了以“新兴力量撼动世界：2011~2012回顾与前瞻”为主题的研讨会。多位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新兴国家：

　　群体崛起与面临的挑战

　　2011年4月，“金砖国家领袖”峰会在中国海南三亚举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峰会多了一个新成员——南非。而就在这次会议召开的两个月前，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08年金融危机持续至今的阴影下，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成为2011年全球经济的一大亮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认为，新兴大国崛起的态势是由全球化背景下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而且，这种态势还将会继续。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激烈的竞争中从高成本国家向低成本国家转移。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大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这就预示着新兴国家将迎来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但全球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新兴国家在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王在邦认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高额利润依然被发达国家垄断着，而大多数新兴国家所充当的只是“二传手”的角色，因此，必须切实有效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他以中国为例指出，“必须加强教育体制改革，将职业培训提到战略高度，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及时提供合格的劳动者”。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高祖贵认为，世界格局将继续朝着有利于新兴国家的方向发展，而且新兴国家崛起的态势也会越来越突出。

　　但他同时也指出，新兴国家“单个国家的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即使有力量也仅仅局限在经贸领域”。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如WTO谈判、减排等问题上，新兴国家的发言权不够。在军事领域，依然是发达国家占据主导权。“新兴国家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高祖贵说。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孟祥青则从2011年西亚北非的动荡局势中感受到，新兴国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巨大挑战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发展中国家现在处在转型阶段，既面临着内部的难以解决的各种矛盾、问题、困难、瓶颈，同时又面临着发达国家越来越大的压力。”正因如此，他认为新兴国家短期内还不具有主导地区、甚至世界秩序的能力和实力。

　　“金砖五国”的诞生虽然标志着新兴国家正在加强合作，但合作过程中依然面临重重困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认为，“金砖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具有多元性，价值观、政治体制有很大差别，而且经济上也存在着竞争性，并且这种“竞争”非常复杂。

　　“例如，印度对中国产品有明确的限制，巴西跟美国一起指责人民币汇率，中国和俄罗斯的石油管线到现在还因为价格难以达成协议。这种‘金砖国家’间经济上的竞争性甚至比‘金砖国家’与‘非金砖国家’之间还要强。”朱锋说。

　　不仅如此，新兴国家的民众之间也缺乏了解和认同，国家社会关系的联系远远不如他们与其他西方大国之间的联系紧密。在外交上，朱锋认为，中国、巴西、俄罗斯最重要的外交伙伴都是美国，而不是“金砖国家”。因此，他认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兴经济体仍难以集团化，合作难以紧密化，甚至不排除敌对和冲突关系的进一步扩大”。

　　朱锋表示，希望“金砖国家”之间能够重新发展一种强大的社会联系，重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认同感和亲近感。“新兴国家事实上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中国和印度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重合度大概在80%，而印度在安理会的投票与美国的重合度只有20%。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新兴国家间的意见是一致的，问题是这样的声音怎么样被老百姓知道。所以，新兴国家应该打造他们的新闻和媒体联盟，使得彼此的网络和新闻对各自的社会国家有更多、更好的印象。”

　　西方中心主义：

　　低潮与“脱困”的可能

　　2011年11月，在欧债危机的困境中挣扎了数月的希腊政府最终倒台。几乎与此同时，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也在公共债务的压力下被迫辞职。虽然欧盟和国际组织采取了多轮救助措施，但债务危机仍在不断向欧元区其他国家蔓延。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未能幸免。2011年8月，标普宣布下调美国主权债务评级，顿时导致市场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严重受挫，令严峻的美国主权债务问题雪上加霜。这一年，美国爆发了几乎席卷全国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游行活动。长期以来占世界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再次受到质疑和动摇。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预测，这次金融危机从爆发开始一直到本世纪的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世纪，都会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是经济危机、制度危机，金融危机只是个表象。”他说。

　　“这场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群众的贫困和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不顾这种情况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随着各国广大民众购买力逐渐下降到一定程度，大企业逐渐破产到一定程度，中等收入阶层大量失业并被抛入贫困行列，国家主权债务突破无法承受的极限之时，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动乱就不可避免。”

　　高祖贵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以前存在的问题或者结构性矛盾凸显出来以后，它们对自身的反思也出现了新发展。“比如说，以前他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的问题，经济过度金融化、虚拟化的问题，到现在讨论变成了社会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乃至于人们开始质疑是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有问题。”

　　但他认为，这些不足以证明资本主义“不行了”，现在各国的经济发展数据可以用来说明新兴国家力量的不断崛起，但反过来也可以看出西方资本主义仍处于主导地位。

　　“据我观察，资本主义在力求通过非常艰难的改革寻求突破，只是这方面的报道我们看到的少一点，但美国和欧盟自己都在力图这么做。”高祖贵说，美国在2009年、2010年试图通过新能源、清洁能源这样的新兴产业来拉动经济，但后来发现这不仅需要大量投入，而且解决不了就业问题。“现在美国正在让一些新技术、新产业讨论怎么样寻求新的产业，一旦找到了，情况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欧盟的问题虽然也很多，但他们也一直在尝试重新加强一体化，希望通过财政一体化之路“脱困”。“尽管现在还没有看到成果，但他们一直在做。我们还是不能低估他们通过这种能力慢慢摆脱困难的可能性。”高祖贵说。

　　朱锋认为，西方中心主义的相对衰落使新兴国家面临着新的问题。“西方中心主义进入低潮，对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恐怕很多问题不是美国相对衰落，欧洲实力进一步下降，或者日本从此一蹶不振这种简单的概括可以来形容的，这个世界需要一种新的管理力量来弥补全球力量的失衡。”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合作的、可治理的、有规则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来维系，问题是当西方传统约束力下降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我相信2012年会更加严重。”他说。

　　地区政治格局：

　　晃动与调整

　　“2011年可以说是冷战结束20年来在地区政治上变化最激烈、最有革新意义的一年。所以，全球的区域政治也出现了最大规模的调整。”朱锋说。

　　他认为，这种政治板块的巨大变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

　　“最显著的当然要数西亚北非地区，2011年的西亚北非经历了太多的血腥，再加上伊朗核问题高度尖锐化，未来的中东到底什么样？恐怕没有人可以下一个乐观的定论。”

　　第二处是欧洲，朱锋认为，从1991年形成欧盟和欧洲货币统一财政联盟到2011年形成新的加强监管措施草案，20年来，可以说欧洲地区的经济政治整合前所未有地受到了晃动。传统的欧盟框架是否还会延续，欧元是否必然存在，可能成为一个问题。

　　第三处是东亚地区，美国继续其重返亚太的战略将极大改变地区政治版图。2011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檀香山高调宣称，亚太地区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二十一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与此同时，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九次领导人会议上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PPT)，使其成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经济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亚政治未来会走向何处？中美会出现新的地缘政治竞争，还是美国会就此罢手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回归中美合作的主基调？我的看法非常悲观。美国这次出手不是简单地在外交上‘敲打’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是根据中国崛起的实力和所谓“意图”，来设定其在亚太区域中着重盯防中国的新的地缘政治战略。”朱锋说。

　　在军事领域，2011年无人机、动能武器都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军事力量的结构和原则，包括由此产生的新战略都可能出现新的变化。美国不仅在原有网络司令部的基础上公布了新的网络安全报告，而且正在推动欧洲和其他国家一起确立所谓网络时代新的安全规则。朱锋认为，像这些平时不太起眼的事件，在2011年集中发生的时候，可能会推动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的发展。

　　来源：2012年1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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