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的生命不长,只有58年,但密度很高——他在生命期限内所作的创造依然热热闹闹地影响着今天的世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菲菲发自北京 2012年2月7日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诞辰200周年纪念日。人们首先注意到谷歌首页的“涂鸦”(Google Doodle):一幅有瓷器般质感的精致画面,几个形态各异的小人儿——他们出自狄更斯笔下,包括《雾都孤儿》中的奥利弗、《远大前程》中的埃斯特拉和《圣诞颂歌》里的斯克鲁奇。狄更斯还得到另外一项“数字致敬”:英国华威大学决定推出一个移动应用程序,让用户可以阅读狄更斯小说,并通过相关的播客(视频分享)、文章和视频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2月7日那天,伦敦和狄更斯出生地普茨茅斯都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查尔斯王子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狄更斯墓献花并发表讲话说,狄更斯“始终是最伟大的英语作家之一,用天才的想像力为社会正义激情战斗”。英国文化协会还组织了长达24小时的全球“朗读马拉松”,从狄更斯作品中截取24段文字,在澳大利亚、伊拉克、中国、巴基斯坦等国接力朗读。
维多利亚时代的披头士
英国媒体对狄更斯的热情溢于言表。罗伯特·道格拉斯·菲尔赫斯特的《成为狄更斯》和克莱尔·托玛琳的《狄更斯的一生》相继出版。关于狄更斯的报道也四面开花。《卫报》的一篇文章说,斯克鲁奇是“我们最喜爱的狄更斯笔下人物”。《每日电讯报》宣布狄更斯是“我们第一个也是最喜爱的文学超级明星”。《每日邮报》则声称狄更斯是爱情骗子,文章题目抓人眼球:《狄更斯的黑暗内心:这位作家如何虐待妻子并引诱比他年轻26岁的女人》。
如此热闹的气氛和狄更斯倒很相宜。狄更斯是不甘寂寞的人。他不仅是作家,也是公众人物。他热爱戏剧,钟情表演,常常为公众朗读作品。他被视为那个时代最出色的餐后演讲者和业余演员。《狄更斯和流行娱乐》一书的作者保罗·施利克把他1842年初次访问美国时的情景与100多年后披头士乐队造访纽约的盛况相比。波士顿大学教授纳塔丽·麦克奈特说他是“史上第一个流行文化名人”。她说,狄更斯在波士顿访问时被尾随,粉丝们想法设法去看他住过的酒店房间,还试图从他的外套上揪下一撮毛来留作纪念。
西方最热闹的节日圣诞节也是狄更斯的“发明”——不是那个宗教节日,而是围绕这个节日的流行文化气氛。19世纪初,圣诞节几乎变得“不值一提”。比如,英国保守党的卡尔顿俱乐部在圣诞节当天还安排工作会议。狄更斯1843年出版的《圣诞颂歌》取得轰动,这本书让人们哭,也让人们笑。小说《名利场》的作者威廉·萨克雷说,《圣诞颂歌》“在整个英国激发了热情好客的精神,让圣诞节点起无数温情的炉火,人们挥洒善意,畅饮美酒,火鸡被宰杀,牛肉被烤制……”因为狄更斯,圣诞节变成了最欢乐团圆的日子。人人都说的Merry Christmas也出自《圣诞颂歌》。
英国记者克里斯托弗·希金斯把狄更斯对“生日庆典”的热爱归结为童心。狄更斯不仅保持了童心,更洋溢着儿童般原始的生命力。他写了14部半小说,创造了900多个人物,同时还设立并主编若干报纸杂志,当记者,写文章,经营戏剧演出,做慈善,致力于社会改革,创办并经营一家风尘女子收容所,跟出版商吵架,出国旅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让妻子生了10个孩子,搞婚外恋,每天晚上散步数英里以平静“发烧的灵魂”……他的生命不长,只有58年,但密度很高。
四海之内皆兄弟
狄更斯在1858年写给朋友威尔基·柯林斯的信中说:“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都毫无疑问地表明,你不能把世界拒之门外;你身处这个世界,属于这个世界,你必须与之交融,充分利用这个世界,也充分利用自己。”所以,狄更斯敞开大门,欢迎所有人,欢迎英雄,也欢迎恶棍,尽管走进门来的大多是存在各种性格弱点、命运多舛但仍然努力活下去的普通人:孤儿皮普,律师卡尔顿,教唆犯费金,教员尼克尔贝,方头方脑的葛雷硬,一毛不拔的斯克鲁奇,很傻很天真的匹克威克,穷并快乐着的密考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作家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在《文学的维多利亚时代》一书中写道:“狄更斯的艺术是最精致的艺术:那就是从每个人身上得到快乐的艺术(the art of enjoy everyone)……他从书中的每个人身上得到快乐;直到今天,每个人都从那些书里的每个人身上得到快乐。他的书里净是受阻的歹徒和被踢下楼的欺软怕硬的家伙。但他们却那么讨人喜欢,读者总是希望歹徒从旁边的窗子里探出头来说最后一句话,希望欺软怕硬的家伙在台阶底下再说点什么。”
狄更斯被称作“人道主义作家”,因为他怀着广大的爱与同情。他是冷静的观察者,更是投入的参与者。他笔下的人物可怜也可爱,他们的存在荒谬而真实。他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所以,作家乔治·奥威尔总结说,狄更斯的力量在于他表达了一种曾经被人们相信、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人们相信的东西:人类都是兄弟姐妹。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狄更斯在数字时代仍然被记住,被阅读,被评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创造出这一切,狄更斯首先是孤独的,寂寞的。这是作家的命运。
他躲藏在文字后面
在狄更斯的半自传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主人公一心要爬上社会的阶梯,成为绅士;但在财富和荣耀以穷人和弱者的痛苦屈辱为代价的维多利亚时代,“成功”是一件令人恶心的事情。这也是狄更斯面对的根本矛盾。所以,必须把“狄更斯”和“作者狄更斯”区分开来。从在鞋油厂当童工开始直到洛阳纸贵闻名大洋两岸,“作者狄更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狄更斯”却不知所终:他摆脱了“蚁族”的命运,却始终做不了“绅士”。《远大前程》里的一句话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命运是如何塑造我的,你们就要如何看待我。成功不是我的,失败也不是我的,这两样加起来塑造了我。”
对狄更斯来说,成功和失败的含义并不简单。狄更斯传记一心要打碎他头上的光环,还原那个“人”,比如:他广博的爱心没有延伸到亲人身上;他是个梦想家,但在钱的问题上毫不含糊;他多愁善感,又冷酷无情;他把做童工的悲苦永远抛在身后,但衣食无忧的生活却没有给他幸福和安宁。狄更斯传记作者西蒙·卡罗说,“人们以为他是个开心的人……但他越来越被抑郁甚至绝望所折磨。”
但为什么要去刨根问底地探究作家本人呢?狄更斯当然喜欢交流——他通过永恒的文字与人间对话。然而文字也是障碍,是面具,是保护,真正的狄更斯躲在后面。他让我们跟中介谈,但我们似乎对甲方更有兴趣。成功的作家都难逃这样的劫数。阿根廷诗人、小说家霍荷·路易斯·博尔赫斯在小说《博尔赫斯与我》中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是“我”,一个是“他”——作者博尔赫斯。他写到:“我注定必然要死去,只有某些片刻的我能在他身上活下去。渐渐地,我把一切都给了他,虽然我很清楚他有作假和夸大的不良习惯……我的人生就是逃离,我失去一切,一切都属于遗忘,属于他。”
狄更斯早已经死去,他把一切都留在作品里。事实上,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逐渐“转移财产”。1000多万个字,每一个在被他写下来以后都成为独立的生命体。它们比他活得更久,而且不断地改变,在阅读中改变。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艾特伍德把书本的白纸黑字比作乐谱。她说,阅读文本就像同时演奏并聆听音乐,文学作品因为一代代读者的重新诠释而历久弥新。
请勿打扰
今天的人会怎样读狄更斯?1000个人恐怕会有1000种方式,取决于年龄、语言、国籍、性别、教育、身份、经历……比如,投行高管和城市蚁族显然会奏出不同的“音乐”(尽管蚁族读狄更斯的机会不大,100多年前的流行读物现在已经成为文学经典)。和写作一样,阅读是个人的孤独的行为,甚至有一丝隐密。当一个人捧着一本书,那仿佛是向世界发出一个信号:请勿打扰。
我们越来越生活在媒体的包围中,而媒体每天都需要东西来填满版面和屏幕。新闻不是天上掉下来,战争或灾难不可能天天发生,所以媒体工作者要挖空心思“做”新闻。各种周年当然是不错的选项,于是就有了今天的热闹。感谢谷歌,感谢Dickens2012.org,感谢BBC,感谢各个大小报,你们提醒我们关注狄更斯,在这个随时可以“加关注”的时代。
当我们成为数字网络粘住的昆虫,当140逐渐成为“有效”文字的限额,对狄更斯诞辰200周年的最好纪念是回归阅读本身。享受阅读,享受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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