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201206期封面

　　俄国寡头资本主义的终结者

　　普京的政权逻辑

　　文 李鸿谷

　　3月4日，俄罗斯总统选举开始投票。普京再次参选，更准确地说，这是他第三次参加总统选举。他会被选上吗？

　　圣彼得堡，普京的家乡，2月26日，我们的记者在这里目睹了一场近2万人的反普京游行。“这张脸我们已经看了12年了，我们厌烦了！”这是游行者的一种理由。但是，政治的情势是，有反对，则有赞成。圣彼得堡游行的前三天，莫斯科也有一次游行，规模更大，12万人参加，是支持普京的。民主选举，票决总统，投票结束，结果即会分明。所以，讨论普京会不会被选上，远远不如思考什么样的制度帮助了他，使他可以在俄罗斯总统与总理的位置上屹立12年。而且，如果这次选上，屹立的时间还会延长。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苏联蜕变为俄罗斯后，在这个基础上的俄罗斯民主政治发生史及其演化，当然值得我们深入观察。

　　俄罗斯在独立之后的第二年，这个国家究竟是选择总统制的民主制度，还是选择议会制的共和制度，形成激烈的对抗。叶利钦动用了军队，包围俄罗斯苏维埃(议会)所在大厦，对苏维埃委员实行封锁与囚禁，在盾牌、火箭炮、坦克、装甲车以及饥饿、流血、死亡……之下，叶利钦以及他的总统制民主制度获得了胜利。之后，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形成“超级总统制”——按一般意义理解：行政、立法与司法分立的三权之上，是总统。

　　所谓政治，并非制度确立，诸事顺遂。相反，为确立“超级总统制”，叶利钦消耗太多资源，加上病痛不断难以正常工作，结果在“超级”制度之下，却是一个极其孱弱的总统。这很反讽，却是现实。当时，近在眼前的危险是，他还有可能赢得下一届总统职务吗？如果不能，刚刚确立的总统制民主制度，很可能灰飞烟灭。

　　俄罗斯的改革之道，延续的是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时代选择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并行的两条道路。在叶利钦为总统制民主制度奋力搏杀之际，俄罗斯富豪已经崛起，他们后来被称为“寡头”。如果叶利钦下台，如果回到旧体制，这些寡头以及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也同样可能灰飞烟灭。因此情势，寡头们联合起来，倾其所能，帮助叶利钦成功竞选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保住了他的总统位置，寡头们参加完这次选举，会自动从政治竞技场退出吗？尝到了政治权力滋味的寡头们，既然可以“制造叶利钦”，为什么不可以制造下一任总统呢？

　　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经此总统选举，有了一次奇怪的纠缠，结果，寡头们得出结论：权力应当听命于财富。选战过后，叶利钦也迅速发现：“金融资本变成了政治资本，银行家们开始试图公然地、直接地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纵国家。”

　　如果说此前叶利钦竞选总统时的激烈对抗，是在继续走市场经济，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两条路线”上的冲突，那此后，即为民主政治体制之下，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对抗。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辞职，由普京代理总统之职。他有可能解决寡头干政，甚至“制造总统”吗？没有太多人对他的成功有信心。

　　第二次车臣战争帮助了他。车臣，是这个国家深刻的内在的国家利益问题。简而言之，社会主义阵营可以瓦解，苏联可以瓦解，为什么车臣不可以从俄罗斯独立出去呢？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俄罗斯套娃”般的问题。只是，它的危险在于，如果车臣独立，那么，俄罗斯亦将不复存在。普京决定制止这种崩溃，并乐意以自己的职务做赌注。他采取了他所有前任都未采取的战略：攻击！最强硬的攻击！不是解决车臣独立武装侵略邻邦的问题，而是彻底歼灭车臣武装力量。

　　结果，普京的战争胜利了。他也因此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并以高票当选俄罗斯总统。

　　民主政治的基础是民意选择，因为战争，因为制止国家分裂与崩溃，普京获得了极高的民众支持率——这也是他的前任所没有的政治资源。换言之，他拥有了前任总统所没有的空前的权力。在这个时候，寡头们还有可能“制造总统”吗？正相反，普京获选总统之后，解决的正是寡头干政。寡头们在俄罗斯市场经济形成初期对国家财富的非法掠夺，成为普京处理这一系列问题最有效的手段。普京如此作为，又再一次帮助他赢得了更多的民意支持。

　　叶利钦创造出超级总统制度，此际，有了一位可以与超级总统制度匹配的超级总统。普京自己对此亦有明确表述：“(俄罗斯独立)从一开始，就是超集权国家。其实这已经写到俄罗斯的遗传密码里，俄罗斯的传统与俄罗斯人民的思维模式都有这种影响留下的烙印。”

　　超级总统制——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从2000年普京获选总统开始它本来面目的运转了。但是，这就是俄罗斯民主政治制度的终极样本？2012年，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它需要一个答案。

　　普京之谜：

　　克格勃与圣彼得堡

　　叶利钦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已经失业两个月的普京去莫斯科，寻找工作的机会。这次看上去很有把握，他的朋友将他介绍给尼克莱·亚格罗夫。在莫斯科，亚格罗夫给普京看了一份总统任命草稿，说下周这份任命他做政府主管的草稿，将由叶利钦办公室签字，然后，普京就可以上岗——做亚格罗夫的副手。

　　“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普京问。

　　“飞回圣彼得堡。签完字我们再找你！”

　　普京离开莫斯科，三天后，他看到报道：亚格罗夫被免职，丘拜斯接替了他的位置。那份许诺的工作，被撤消了。这并不是普京寻找工作机会的第一次失败。

　　文 李鸿谷

　　克格勃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始了他不可逆转的改革之旅。

　　这时候，普京完成了他在莫斯科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的特训。这是普京第二次接受对外情报工作的训练。训练的目标很明确，结束后他将赴国外担任情报工作。在苏联，情报官员大致要接受过两门学科的高等教育，流利地掌握一门外语，同时经过若干次特别训练，然后才有可能获得去国外工作的机会。那个时代苏联的精英培养，莫不如此。

　　这次在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的特训，对精通德语的普京而言，结果一开始就很清楚：他将有机会去德国工作。问题只是，他要去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如果去联邦德国，按程序，则必须先在克格勃总局工作一年至三年。”在自传《第一人：普京自述》里，他解释说，“而去民主德国，则可以立即起程。我拿定主意，立刻外派。”1985年，33岁的普京，决定去到民主德国，开始了他的国外情报工作生涯。

　　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他的克格勃生涯，是所有人的好奇。

　　当年培养他的红旗学院的老师曾这样告诉媒体：“我认为他不是一心钻营的人。但是，我记得我也在他的评语中写了几条负面特点。在我看来，他当时多少有些内向，不善交流。这既可以看成缺点，也可以看成优点。”

　　那么，在克格勃的标准里，如何拿捏“内向”与“外向”呢？同是这位接受采访的老师说：“我们曾经有位学员完成任务像钟表一样精确。他的分析能力非常出色，所以他很快就能找到最佳解决办法。事实上，他的速度实在快，有时候你觉得还没提问，他就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条件，他学习结束时，我给他打的评语是不适合从事情报工作。不幸的是他的个人品质——出风头……虽然对这位学员总体上是肯定的，但他因此无法从事情报工作，他不能成为外派特工。”

　　克格勃，尤其是对外情报人员的素质——“职业情报人员要学会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在任何环境下都让自己感到自然和随意，不能让自己表现得卓尔不群，同时能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并监督周围的人。职业情报人员不仅应当聪明，而且还要非常值得信赖。”很显然，普京符合这样的标准。比较之下，克格勃的标准，警惕的是“外向”——出风头。

　　有意思的是，普京在自传里，对自己的评论用了一个很专业的词汇：“过低的危险感。”在回答“在关键时刻能保持镇静”这一问题时，普京说：“我能保持，甚至过于镇静。后来我读情报学院，在那里接受过一次测试，他们认为我‘过低的危险感’是负面性格特征，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缺陷。你必须在关键时刻迅速动作，才算反应良好……很长一段时间，我是靠危险感工作的。”克格勃生涯所塑造的普京，特别是他的个性特征，是我们认识他的关键。

　　妻子柳德米拉·普京娜带着1岁半的孩子，跟着普京一同去到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在国外工作，对当年的苏联人，是一种荣耀。柳德米拉的记忆更感性：他们(民主德国人)每周都要清洗窗户。商品丰富——虽然赶不上联邦德国，但总比俄罗斯强。有一个细节我很惊讶，是一件小事，清晨上班前，大约7点，德国各家的妻子来到后院，在两根柱子中间拉起一道绳，然后她们把洗好的衣物晾出来，一件一件，非常整齐，大家都是一个样子。民主德国安全部门的人工资比我们高，当然我们想方设法节省开支，为的是攒钱买一辆汽车。真的，我们坐在皮箱上梦想回家。最初我们非常想家……

　　5年的国外情报生涯，生活方面，普京的记忆只有一件：“我们常去一个叫做拉德堡的小镇，那里有民主德国最好的酿酒厂。我经常要一个3升的小桶，把酒倒进桶里，装上龙头，然后可以直接从桶里喝酒。所以我每周喝3.8升啤酒。我的体重因此增加了25磅，达到了165磅。”普京当选总统后，俄罗斯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爱慕德尔”的啤酒小店，店主还记得普京，“他一次也没喝醉过”。俄罗斯旅游公司由此推出了德国的“普京之旅”，拉德堡小镇的这个小酒店，被命名为“普京角”。

　　民主德国5年时间的情报生涯，改变了普京的体重，还改变了他什么？

　　大学毕业，普京即分配进入克格勃，这是1975年。在第一次参加特工们的讨论，拟定出工作计划时，普京的意见让老特工很意外：“这样不行！为什么？不合法！”法律系毕业的普京的这个反对理由，让老特工吃惊。“什么法？……我们有上级指示！”“菜鸟”普京遭到老特工的讥讽与教导，“对我们来说，上级指示就是法律。”普京由此开始职业生涯。只是，这种开始并不让普京感到愉快，他说：“我的同辈人都有同感。”

　　在苏联，搞情报工作的必须是党员，但对普京这一代克格勃而言，“党的干部不受欢迎。专职党务干部调入情报部门后，结果都是一事无成，不是混官做的，就是野心家。那里有各种党务干部，他们一般都是自我膨胀的人。他们把自己看成大领导，不想做具体工作。所以他们引起专业人员的怨恨，也是自然的事”。

　　“专业人员”普京以及他那一代克格勃新人，如何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与职业尊严？

　　可以在国外工作的情报处始终是克格勃里最让人神往的组织，只是，在国外工作，即使在同一社会主义阵营里工作，仍不免价值观遭受冲击。对于情报人员，最困难的是，从国外回来后很难习惯苏联的现实。普京的解决之道是寻找老一些的同事交谈，“当然不是斯大林时代的老同事”。这条解惑之途，在相当的意义上开启并拯救了普京。

　　“我有位朋友在阿富汗工作，负责安全事务。他回国后，我们什么都问。你还记得当初这里是什么样的吗？凡是与阿富汗有关的东西都能引起‘乌啦！’我们都觉得有种强烈的爱国热情。所以我们才找他谈话，问他在阿富汗工作的感受。要知道，在阿富汗发射导弹需要他的签名，没有他的签名，轰炸绝对无法实施。他给我的答案使我大吃一惊：‘你知道，我衡量工作结果的标准是有多少文件没有签字。’这确实令我震惊。经过这类谈话之后，我反复思考，这些人都是权威，他们是我尊敬的人。忽然他们的观点与人们习惯的既定说法背道而驰。当时在情报部门，我们允许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说一般人不允许说的话。”

　　“衡量工作的标准是有多少文件没有签字”——拒绝才是一种能力，一种评判工作的标准。这当然让人惊讶。绝对忠诚之下，普京很偶然发现了可以摆脱控制形成自我的“自由”。这或许让普京自己都深觉意外。极权体制下的情报人员，是制度性逸出僵化意识形态控制的那一小部分人。欧洲人，包括俄罗斯人在研究苏联变革的起点时，共同的认定是，改革开始于同样是克格勃出身的安德罗波夫——“他对苏联真实状况，比任何领导人都知道得多。”可惜他在位时代太短，只能由他选择的接班人戈尔巴乔夫来完成苏联变革。

　　部分政治研究者在分析普京时，注意到了情报机构这种特殊性，但在此途上寻找普京后来演变的轨迹——以求解答“普京之谜”，结果很难找到他“自由主义”的倾向。因为，研究者忽视了情报人员的制度塑造条件：只有忠诚之下才有“自由”。忠诚，是第一位的。

　　在自传里，普京描述自己在民主德国的情形：“我是高级官员，接下来我的工作是处长助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后来我又晋升高级助理，再也没有更高的职位，我上面是高级管理层，我们只有一个老板。后来，我被选为克格勃驻民主德国办事处党委委员。”那么，普京究竟具体做什么呢？“通常的情报工作！”这个话题，就此打止，普京不再给出任何解释。他拒绝将他的克格勃经历传奇化，虽然这或许能为他赢得更多关注。

　　可是，所有人都好奇他在民主德国干了些什么。研究者能够找到的只是“环境证据”。

　　苏联内部的控制模式，共识性的看法是：显性部分是意识形态指导之下，由苏联共产党各级组织进行；隐性部分，则由秘密警察，亦即克格勃控制。那么，戈尔巴乔夫开始自己的改革之旅，要整肃僵化的各级党组织，将他们转轨，由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结构，他需要依靠什么样的制度性力量来帮助他呢？这是真正深入观察苏联变革，以及后来无可逆转崩溃的极有价值的思路。在俄罗斯极有声望的德国研究者阿列克塞德尔·拉尔由此着手，在其所著《克里姆林宫里的“德国人”：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书里，描述这一过程：

　　在改革时期，在克格勃那里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即增加新的职责：在一党制的领导下促进改革，把市场经济成分灌输到由党控制并操纵的那种僵化结构中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戈尔巴乔夫依靠很久之前的靠山——安德罗波夫的人数众多的顾问、专家，用克格勃机关来拆掉由党组织任命的干部队伍。由于克格勃内部拥护政治改革的人的积极活动，那些习惯于追求豪华奢侈生活、工作极不认真的共产党官僚们的位置开始动摇了。因为，戈尔巴乔夫通过克格勃掌握了能够损坏他们名誉的证据确凿的事实。

　　表面上看，这当然是人事更迭。但实质的戈尔巴乔夫变革思想，往往容易被忽视，更重要的是，又因为克格勃的秘密性质，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亦被广泛忽略。比较起来，见多识广的克格勃，尤其是情报人员更容易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思想。

　　那么，克格勃作为改革“先锋”部分，他们在国外如何起作用呢？德国人拉尔描述说：“莫斯科竭力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处在第一线的民主德国寻找新的、目光远大的党务活动家，把忠于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人与能够改革社会所有制的人结合起来，力求在变革时代不至于丢失政权。”

　　已经公开的材料表明：1987年，苏联情报总局局长秘密访问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和东柏林，他公开支持民主德国实行社会制度民主化的思想，建议让更年轻的中央书记取代现任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的做法一如国内：不换思路换位置。但是，这次情报总局局长的民主德国之行——换帅之举未获成功。于是，克格勃制定了一项名为“光线”的行动计划，用更隐蔽也更直接的办法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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