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120分钟的电影，反映的只是伊朗现代与传统矛盾的冰山一角。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包小龙发自德黑兰 伊朗导演法尔哈迪手捧“奥斯卡小金人”时，伊朗，这个一直处在政治斗争风口浪尖的中东古国，再一次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引起世人的关注。

　　一举拿下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的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以下称《别离》)，讲述的是一位即将分离的夫妇，妻子西敏想和丈夫、女儿出国生活，但丈夫纳德因为要照顾瘫痪在床上的老父亲不忍离开。有一天纳德回到家，看到父亲被绑在床上，而负责照顾父亲的钟点工女佣不见了。纳德后来气愤地将女佣推出房门，却不料女佣滚下楼梯流产了。按照伊朗的法律，纳德犯下过失杀人罪。西敏不得不回来，照顾家人，帮着协调官司。宗教虔诚的女佣最终说出实情，几天前她为了找纳德的父亲，在路上不小心碰到车，孩子已经胎死腹中……这场风波似乎并没有挽救纳德和西敏的婚姻，最后的镜头中，在法院里等待离婚结果的两人默默相望，无言以对。

　　《别离》的成功，使得一度不景气的伊朗电影重新回到国际舞台，对伊朗电影人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鼓励，但人们在庆祝伊朗电影人的成功时，也不得不对电影中反映的社会问题作出反思。

　　外面的世界

　　有伊朗媒体评论称，《别离》反映了伊朗人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挣扎。很显然，影片中的纳德就代表了传统的伊朗人，年迈病重的父亲则意味着伊朗传统观念和文化。纳德无法割舍父亲去国外生活，这正是伊朗人传统家庭观念的折射。在伊朗，大多数人热爱家庭，一般成家后都不愿远离亲人，他们住在同一个城市或附近街区，每逢周末假日，走亲访友与大家庭相聚便是他们的主要娱乐项目。

　　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的发展，为了择业和更好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走出去，从乡村到大城市，从伊朗走向国外，他们离开大家庭的束缚，去体验外面的世界。影片中西敏就是渴望并愿意接受现代化的年轻人之一。

　　事实上，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便有不少伊朗人离开伊朗去国外生活，三十多年过去了，尽管与伊朗传统家庭观念相悖，但现代化的小家庭分散的趋势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这种趋势看上去不可阻挡。据伊朗改革派报纸《公共关系理想》报道，伊朗哈梅内伊救助委员会副主席侯赛因·安瓦里就于近期发出警告，称伊朗女性要嫁给外国人的情况越来越多，已出现危机。他建议政府、司法和议会要采取措施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

　　安瓦里的声音代表的恰是伊朗传统势力对于年轻人生活方式的态度。《别离》的故事，正是建立在这一隐秘冲突之上——年轻人渴望出去，但他们面对的将是骨肉分隔，且鉴于西方与伊朗关系日益紧张，一旦出了国门就难再回国。

　　传统与现代就这样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兵戎相见。尽管伊朗政府通过教育和宣传手段向对年轻人灌输传统文化，但是在德黑兰这些大城市，人们的生活已经和外界接轨：盗版的美国好莱坞大片在地摊上随处可见，年轻人喜欢戴着随身听听rap，喜欢私下里举行party和地下音乐会，伊朗人也喜欢通过互联网与外界交流。在德黑兰，你会发现，这里年轻人的生活和香港、北京、纽约年轻人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非常渴望与外界交流，但却在传统社会和家庭中处处碰壁。120分钟的《别离》，反映的只是这种现代与传统矛盾的冰山一角。

　　女性的枷锁

　　《别离》的第一组镜头，便给了法院里相互扯皮的纳德和西敏——这对年轻夫妇的离婚既是影片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进一步矛盾的起点。对照伊朗长年离婚率居高不下的现实，这一细节安排可谓煞费苦心，而女儿面对父母分离时的眼泪，也反映了伊朗人在婚姻中的痛苦挣扎。

　　据伊朗社会学家阿布哈里介绍，十年来伊朗离婚率逐年增长，年平均离婚数量已经超过了结婚的数量，每10个家庭当中就有4个家庭离婚。导致这一“危险现象”的原因很多：按照宗教法律，伊朗女性9岁就可以结婚，现实生活中女孩子通常十八九岁就走上了婚姻的殿堂。在传统家庭，女性通常作为重点呵护对象，对外界社会甚少了解，再加上宗教强调的男女授受不亲，大多数中小城市和村镇的年轻人结婚更是通过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自由恋爱的很少，因此成家并走向社会后其对婚姻的想法必然发生很多改变。

　　虽然婚后伊朗女性在社会和家庭的地位很高并受人尊敬，但在伊朗法律中，女性的地位依然比男性低。在一个家庭里，如果丈夫去世但没有留下遗嘱，妻子则无权拥有孩子和处理丈夫名下的财产；如果女性主动提出离婚但没有丈夫过错的证据(如不给生活费、吸毒等)，丈夫若不同意，法院不会受理。

　　随着社会的变迁，伊朗男女关系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尤其是在大城市，以电影中的西敏为代表的许多女性，因为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现实中的她们选择凭自己的努力开辟一片天地。这些女性的价值观念，在大城市的开明家庭还普遍被接受，但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和农村并不能得到认可。正如在《分离》中，无论是受过教育生活富足的西敏，还是出身低微拖着身孕工作的钟点女工，都不得不背负来自宗教与社会传统观念的双重枷锁——选择离婚或者忍耐，都是那样迷茫而且无望。

　　道德的拷问

　　《别离》的另一个亮点是有关灵魂与道德的拷问。在《别离》中，没有“非善即恶”的观点，也没有善恶的鲜明对比，它揭示了人性的真实：剧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所有人都是善良的普通老百姓，无意伤害他人，但大家心中都有一些自私、胆怯和贪婪的邪念。比如在电影中，谎言始终贯穿整个剧情。钟点工女佣无奈隐瞒胎儿死亡的真正原因，纳德隐瞒他推女佣的事实，女儿流泪对法官撒谎以保护父亲，都让剧情的人性显得格外真实，而电影里所揭示的信仰与现世的双重挣扎，敏锐地触及了现实社会中伊朗人在内心深处的道德拷问。

　　钟点女工出于信仰最终说出了真相，要求女儿在老师面前坚持真理的纳德却面对《古兰经》撒了谎——过去人们恪守的宗教价值观，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已经丧失，这就是今天伊朗所必须面对的现实世界。

　　在今天的伊朗，富有阶层和穷人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隔阂，例如有钱人家雇来的佣人从来不和主人一起用餐；政府机构中下级见上级，走时要倒退着出去；甚至在大学或公司，必配备一个地位最低的人负责给其他人端茶送水——伊朗社会中，服务业是最低等的行业，因此餐厅的侍者和佣人一般都是男性，而女性如果从事服务业则会被看不起。《别离》中，女钟点工为了养活家人而忍辱工作，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她要为主人公年迈的老父擦身，内心的纠结和痛苦可窥一斑，她几次三番不想做这份工作，但都被纳德极力挽留。

　　但《别离》所传递的复杂况味正在于此。以西敏为代表的中产阶层的崛起，默默淡化着阶层的色彩，他们思想开放，主张平等，同情低收入者。影片中矛盾激化后，西敏打破阶层顾虑，主动化解矛盾并与女佣平等沟通，彼此的相视一笑颇令人感慨，当双方家庭为了官司对峙，他们的女儿则在屋外嬉笑玩耍……这些细节都暗示着发生在今日伊朗的微妙变化。

　　伊朗电影艰难成长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电影生产在伊朗一度中断。伊朗本土电影的独到之处在于它能够从物质领域升化到精神层面，揭示灵魂与真主、天地的关系，突出信仰所能达到的无限空间。但政府力图以宗教意识形态作为主导的刻意导向，也给伊朗电影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限制。

　　上世纪九十年代，伊朗知名电影多为“家庭作坊式”的私人创作，多以小题材或儿童电影取胜，为了通过官方的审查并获得播放许可，这些私人电影人都小心翼翼尽量避免政治话题，将生活中的点滴故事搬上银幕，并凭借细腻、纯真、触及灵魂深处的风格得到世界的好评。此类电影的代表《小鞋子》《白气球》等一度成为伊朗电影的代名词，但此后，随着创作空间的不断被压制，伊朗电影再次陷入低谷，直到《一次别离》再夺奥斯卡。

　　事实上，《一次别离》影片获奖后，一些保守派人士便批评这部电影展示了伊朗社会黑暗的一面，给伊朗做了负面宣传。该片导演法尔哈迪与美国电影明星安吉娜·茱莉的握手也受到政府和一些保守派的批评。因为按照伊斯兰教规，男人和女人是不能握手的。

　　也因此，尽管有业内人士认为，《一次别离》能够通过审核并在伊朗曙光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官方奖项是难得的进步，但由此试图推断伊朗政府的文化政策是否将进一步开放，目前还是未知数。(包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