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近代文明的终结》为松本健一为东方早报(微博)撰写，由早报记者王国培翻译。作者为日本历史学家，原日本内阁官房参事。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至今，一年已过。日本史上规模最大的里氏9级地震、浪高达40米的大海啸、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级别同为7级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事故，改变了日本的什么？又有什么没有改变？

　　2011年3月11日那天，我正在日本首相官邸。得益于多年担任民主党议员历史教师的经历，我当时正担任日本内阁官房参事(Special Adviser to the Cabinet)一职。内阁官方参事的办公室在首相官邸的四楼，五楼便是首相和官房长官办公的地方。会议室和举行记者会的房间在三楼。而来自各行政省厅的官僚们的办公室则在地下1层。

　　我从四楼这一微妙的位置得以观察到，位于五楼的包括首相、官房长官在内的内阁中枢部分和位于地下一楼的各省厅的官僚们几乎没有任何来往。首相官邸的功能是不全的。未曾有过执政经验的民主党政权没能获得这些官僚的支持并发挥他们的能力。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在多年的自民党政权下，日本已经陷入一种“官僚独裁”的状态，政治家听官僚的话。而新执政的民主党则立志改变这种状态，力图实现“政治主导”。

　　去年地震后不久，我曾在《东方早报》地震专题报道“日本の再生”中撰写过一篇名为“日本必须第三次开国”的文章(刊登于2011年4月26日《东方早报》)。在那篇文章中，我曾这么写道：“面对这次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对这次国难，日本需要建立一个类似于‘举国一致内阁’的体制来保护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国民。”

　　为什么？因为虽然日本采用的民主主义体制，在让国民表达多种多样的意见、调和各种各样的利害冲突方面是最适合的制度，但当面临这样的国难并需要采取一些迅速和大胆的行动的时候，这种体制的缺陷就显露出来：做决定的时候会花很多时间，政策实施的时候会有很多繁冗的手续。

　　作为内阁官房参事，我在地震发生后的12天3月23日向当时的首相菅直人提交了一份日本整个国家的“重建远景草案”和一份基于灾区各地独自风土文化及产业特色的“重建计划”。其中也包括关于如何处理因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而被放射线污染的土地的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