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关系，或许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友谊。在他们自己看来，“你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你们”；在反对者眼中，如果一个是“大魔头”，另一个就是“小魔头”；而更多第三方却心知肚明，二者虽说盟友关系牢不可破，但时而的吵嘴怄气却也可能给世界带来动荡和不安。

　　美国和以色列，如今正因伊朗问题展开着安抚和要求“自卫权利”的微妙较量。面临大选年的美国，担心活生生被“小老弟”绑上对伊动武的战车；而急于寻求安全保障的以色列，又会否突然攻击伊朗而引发中东地区新一轮危机？

　　“小魔头”VS“大魔头”

　　——伊朗问题背后的美以分歧

　　“对他们(伊朗人)来说，你们(美国)是大魔头，我们是小魔头。对他们来说，我们便是你们，你们就是我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支林飞发自华盛顿早春三月，乍暖还寒。

　　如同美国白宫里的“政治温度”：3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美以交情匪浅，但围绕伊朗核问题，即使面对面，两位领导人的调门依然不协调。

　　“老大哥”顶着竞选连任和预算压力，不愿贸然轻启战端；“小老弟”则忧心以色列的生存，故而步步紧逼。

　　在美以数十年来的特殊友谊中，眼下的分歧虽不至于成为两国关系的裂痕，但却着实成为以色列开给美国的一份新挑战：伊朗不比伊拉克，倘若“小老弟”不顾“老大哥”所劝而对伊动武？那么后者又该如何收场？

　　“小魔头”紧逼“大魔头”

　　最坏的结果出现前，至少表面上，没有一方愿意先让步。

　　5日当天，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面对向世界直播的电视镜头，双方会晤前各自发表的讲话和耐人寻味的肢体语言，暴露了两位领导人显然各怀心思，自说自话。

　　奥巴马没有直视内塔尼亚胡，他对着电视镜头宣示自己的主张：美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但目前解决伊朗核问题仍存在“外交窗口”，美在继续进行外交活动的同时将继续升高对伊朗压力；美将保留一切选项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还重申了美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固承诺。

　　奥巴马最后说：“我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我都倾向于外交解决这个(伊朗核)问题。我们都理解采取军事行动的代价。”

　　奥巴马先入为主，显然想逼内塔尼亚胡附和其主张。然而，强硬的内塔尼亚胡并没有给奥巴马面子。他在讲话中只字不提“外交解决”这个词，反而摘引奥巴马在讲话中一笔带过的以色列拥有保卫自身安全的“主权权利”的说法，来强调“以色列必须继续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他的弦外之音是：美国要是不愿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以色列随时准备单干。

　　与奥巴马不愿正视他不同，内塔尼亚胡讲话时一直盯住奥巴马，表现出一股不依不饶的劲头。他甚至又开始给奥巴马“上课”：“对他们(伊朗人)来说，你们(美国)是大魔头，我们是小魔头。对他们来说，我们便是你们，你们就是我们。总统先生，您知道至少以上后一个观点是对的：我们便是你们，你们就是我们。以色列和美国是站在一起的。”

　　其实，不论美以关系如何坚固，奥巴马与内塔尼亚胡的私交并不算好。2009年上任以来，奥巴马主张与穆斯林世界和解，甚至在去年5月内塔尼亚胡访美之际公开主张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以1967年中东战争前的边界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引发了内塔尼亚胡的严重不满。双方在白宫的会晤不欢而散。内塔尼亚胡曾当着媒体的面，毫不客气地给奥巴马上了一堂历史课，宣讲犹太人数千年的苦难史和以色列面临战略纵深狭窄的安全挑战，公开驳回奥巴马的主张。

　　“温言在口，大棒在手”

　　不过，尽管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立场明显不同，但这却是表面分歧。美以作为最亲密盟国，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

　　华盛顿中东研究所的中东问题专家卡巴布雷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次美以峰会并非一事无成。它为美以领导人“进行面对面的坦率讨论提供了机会，使双方各自澄清立场，以减少误判和误解的可能性”。

　　为了安抚以色列，奥巴马在会见内塔尼亚胡前后数天时间里，罕见地就伊朗核问题密集发表公开讲话。他在3月2日接受了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采访，4日向亲以色列游说集团美国-以色列公众事务委员会政策年会发表演讲，6日又举行今年首次正式记者会，重点就是谈伊朗政策。

　　奥巴马的伊朗政策主要包括两点：首先，决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为此将保留包括军事打击在内的选项。动武将是美国的最后手段，但有必要的话，美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其次，美认为伊朗尚未决定制造核武器，尚未逾越“红线”。如果提前对伊朗动武，会使伊朗获得同情，只会拖延而无法阻止其获得核武器。因此，美希望通过推动对伊朗国际制裁，劝阻其迈过核门槛。

　　奥巴马还援引前总统罗斯福的一句话来表明自己的策略：“温言在口，但大棒在手。”

　　当然，奥巴马不愿现在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最主要原因还是出于政治考虑。今年是大选之年，争取连任总统是奥巴马的最优先考虑。如果对伊发动战争，很可能葬送其希望。

　　此外，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军事层面考虑，都决定了不到万不得已，奥巴马政府不会轻启战端。

　　用“黄灯”代替了“红灯”

　　但对内塔尼亚胡来说，这位“鹰派”政治家如果在伊朗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就很可能在国内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现在，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以峰会的成效到底有多大？以色列会否单独行动，又最有可能在何时动手？

　　表面上，奥巴马没能说服内塔尼亚胡打消对伊单独动武的念头。但一些美国专家和以色列媒体认为，实际上这次会晤另有“成果”：美以可能达成了某种幕后交易，对伊朗动武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暂告缓解。美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专家科德施曼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奥巴马可能至少说服以色列同意再等待数月，以观察制裁的效果。华盛顿乔治敦大学教授唐特尔猜测，奥巴马至少向内塔尼亚胡争取到了6个月时间。而且，伊朗核问题会谈恢复在即，以色列对伊动武的危险暂时降低了。

　　3月6日，内塔尼亚胡会见美国国会领袖时也有所改口，声称他并没有就军事打击伊朗问题作出决定。他在结束访美后接受以电视台采访时也表示，他暂时不会对伊动武，将再给外交活动一个机会，但也不愿再等太久。他说：“我手里没有拿着秒表。这不是几天或者几周的问题，当然也不是几年的问题。”

　　据以色列媒体近日透露，美以在会谈中达成的“幕后交易”是，美承诺提供先进钻地弹、远程空中加油机等先进武器，以换取以色列同意将对伊动武时间推迟到2013年美国大选之后。对此报道，白宫发言人卡尼虽然含糊其词，却未加以明确否认。

　　但也有一些以色列分析家认为，奥巴马并没有明确要求以色列承诺不对伊动武，可理解为他既没有开“绿灯”，也没有亮“红灯”，而是闪起了“黄灯”。未来以色列是否会单独动武仍可能取决于内塔尼亚胡的耐心。而后者5日晚间向美国-以色列公众事务年会发表讲话时强调，以色列等得够久了，不能再等了，他决不会“让以色列人民生活在灭绝的阴影之中”。这暗示，他的耐心十分有限。

　　从历史上来看，以色列不顾美国警告而单独动武的例子并不少，如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81年空袭伊拉克核反应堆的事件。

　　美国人当然了解犹太民族所拥有的根深蒂固的受害者情结和对保护自身安全的偏执心理。美国专家警告说，如果伊核新一轮会谈在恢复后无法很快取得成果，那么以色列很可能最终按捺不住其动武念头。

　　美国身体中流淌的“犹太血液”

　　“当华尔街是犹太人的，好莱坞也是犹太人的……你还能轻视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吗？”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蒋国鹏发自北京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似乎超越通常意义上的盟友关系。在很多人看来，以色列更像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第51个州，或者说，是山姆大叔的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这个不太准确却生动的比喻，一语道破美国经常毫无原则偏袒以色列的事实。

　　美以两国的特殊关系固然有地缘战略利益的驱动，但两国持续深化的交往过程中，历史文化、民主政治、自由价值等内在因素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承载这些内在因素的最显而易见的“纽带”，便是在美国的犹太人团体。

　　500多万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

　　换句话说，这一群体是地处北美大陆、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为社会基础的美国，与地处中东荒漠的以色列之间唯一的“血缘”关系：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犹太人居住国，定居于这里的500多万犹太人对犹太民族的整体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犹太人与美国社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585年，采矿专家甘茨造访了罗纳克岛；69年后，23名犹太人乘船来到新阿姆斯特丹(现纽约)，成为美国犹太人的先驱。在随后近360年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积极参与新大陆建设，为美国的独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犹太人跻身美国主流社会的努力，同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变化不可分。历史上，美国犹太人曾被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主流社会长期视作“外人”，反犹活动也一度为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主题。这种局面随着犹太人在美国政治、社会、经济、科技、文化、传媒、教育等领域不断增长的实力而发生改变。虽然人口不及全国人口总量的3%，但用美国新闻界流行的话说：当华尔街是犹太人的(比如金融大亨索罗斯)，好莱坞也是犹太人的(比如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你还能轻视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吗？

　　当然，对于希望能够对美国决策者产生影响的犹太人而言，仅仅跻身主流社会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需要做的是如何利用有限的人口资源发挥尽可能大的影响力。在倡导自由竞争的新大陆，作为一个少数族群，历史上曾饱受无权之苦的犹太人格外珍惜且充分利用自由民主、平等竞争的权利。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利用手中的选票——犹太人的选票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往往发挥重要作用，而这也是美国的政治家们不遗余力地争取犹太人支持的重要原因。

　　能力强大的犹太人社团

　　如果说美国犹太人手中的选票是他们影响白宫和国会山的工具，那么活动能力强大的社团和组织则是他们捍卫犹太人和以色列利益的实体。自20世纪初期以来，美国已经涌现了350多个代表不同地域和派别的犹太人社团和组织。比较重要的组织有：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大会、世界犹太人大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等。其中，以AIPAC为主导的以色列院外集团被公认为组织最为严密、活动效率最高且对美国对外政策影响最大院外集团。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疏通国会立法机构，向国会游说以色列利益，该委员会对国会以色列政策的制定有着直接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创建以来，该委员会在美国知名高校中不断发展积极分子和志愿者，到目前已拥有约10万名成员，其功能已经从“犹太人的传声筒”发展为以色列设在“联邦政府中心的第二个大使馆”，其影响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智库一直延伸至白宫和国会山，将“影响有影响的人”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国会议员的游说来实现。近年来，AIPAC每年都要同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进行2000多次会谈，导致国会每年都会通过100多项有利于以色列的立法动议。现阶段，AIPAC游说工作的最主要任务就是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其他任务还包括：向巴勒斯坦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其彻底打击恐怖主义；在美国青年人中发现并培养新一代的亲以政治家；向国会议员灌输美以关系的重要性等。显然，AIPAC的宗旨就是要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全面向以色列倾斜。

　　支持以色列还有“非犹太力量”

　　除了选票与社团组织，美国犹太人在报刊、广播、出版、电视、电影等传媒舆论领域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也是美国决策者在制定或调整对以色列政策时不得不顾及的因素。此外，令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感到欣慰的是，今天的美国，还有势力强大的非犹太力量——基督教徒——在积极支持以色列。目前，在美国已经逐渐形成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联合的宗教主流。

　　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美国控制世界，犹太人控制美国。暂不细究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准确反映现实，至少有一点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即犹太人在美国当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确发挥着与其人口规模极不相称的影响力，而对以色列的向心力则激励他们通过自身能量，去影响有影响的人或集团以确保犹太国的生存与发展。

　　感受美国亲以集团“润物无声”

　　“AIPAC(在美国)之所以成功，因为它会奖励支持其议程的国会议员或候选人，并惩罚那些反对的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孙浩发自华盛顿美国东部时间3月4日临近午时，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年度政策会议现场，身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行政总裁”的巴拉克·奥巴马一如其前任们多年惯例“挺以而出”。

　　“过去三年中，我信守了对以色列的承诺……”华盛顿会议中心会场内，奥巴马一言未毕，全场起立鼓掌。

　　一场演讲下来，说者言辞多情，听者反响热络，起立鼓掌的场面发生7次之多。乍看之下，不熟悉的人或许还以为这场会议举办地是耶路撒冷而非华盛顿，举办方是以色列官方而非美国某院外集团。

　　这就是美国政坛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个亲他国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却不容国内任何一派政客忽视，在总统选举政治周期内尤为凸显。

　　高官政要云集“挺以”

　　感受AIPAC的影响力，从大会的排场便可一见端倪。3月4日至6日，这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亲以游说团体举行了历来最大规模的年度会议，自称参与者逾1.3万人。演讲嘉宾包括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年近九旬的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也亲自出山。座上宾中，美国参众两院更几乎全阵容出席。临近尾声仍有大戏：数千名与会者6日分别前往国会山，与参众两院议员在约500场次游说活动中“沟通”观点。

　　6日闭幕当天，适逢美国2012年“超级星期二”——这是共和党在多个州“扎堆”举行总统预选的大日子，对激战正酣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而言颇为重要。尽管如此，竞选者们却不敢忽视AIPAC最后一日的活动。预选“领头羊”米特·罗姆尼和共和党大老纽特·金里奇分别利用视频连线发声，而另一竞选人里克·桑托勒姆更专程赶往现场。

　　“奥巴马说他会力挺以色列，但我看他的一举一动根本没有挺身而出。”桑托勒姆的发言或许还算客气。罗姆尼“危言”更甚，称奥巴马连任成功日恐怕已是伊朗造出核弹之时。

　　就在奥巴马莅临AIPAC大会发表演讲前，美国前副总统切尼之女、在政坛上日渐活跃的伊丽莎白·切尼在同一舞台上直言：“奥巴马是有史以来将以色列安全利益放至最低的总统，让我们明年此时欢庆一位新总统吧！”

　　共和党阵营之所以抓住时机猛攻谋求连任的奥巴马，也是因为自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分别上任以来，美以这对“最牢不可破的”盟友似乎不乏不同声音，台面上最大分歧在于对伊朗核问题诉诸武力解决时机的判断，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龃龉也曾为媒体聚焦甚至放大。

　　游说工作从学生抓起

　　“美国政客们如此恭顺的真正原因，在于以色列游说团体的政治权势。这一游说集团是集一众个人和组织于一体的松散组织，积极地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向亲以色列方向倾斜。”

　　这段描述来自《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由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合著。这本书从一篇惨遭“枪毙”的学术约稿，到最终出炉成册，整个过程本身就显示出美国对政坛这个“公开的秘密”的讳莫如深。

　　“AIPAC之所以成功，因为它会奖励支持其议程的国会议员或候选人，并惩罚那些反对的人……它会确保自己的朋友从难以计数的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中得到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反之，对以色列有敌意的竞选人则可以确信，AIPAC一定会捐款给他的政治对手。”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这样写道。

　　对此，“中国通”查尔斯·弗里曼(中文名傅立民)或许有亲身体验。据美媒报道，2009年2月时弗里曼曾被爆料为奥巴马行政分支内要职——国家情报委员会“掌门人”的大热人选，但经过亲以阵营长达数周“唱衰”，弗里曼干脆放弃候选之席，慨叹自己是牺牲品。

　　显然，AIPAC面向的不只是在位者，“润物无声”的功夫在年轻一代中就已做足。据其公布的数据，刚落幕的年度政策会议上就有1600名学生积极参与，来自美国50个州及华盛顿特区共500所学校，包括217名学生领袖，“当属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亲以色列的学生聚会”。

　　“我真诚地感谢AIPAC，感谢它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我坚信以色列的议题不只是以色列的议题，更是我们的议题。”3月4日上午，马里兰州一名女“学生领袖”在台上热情讲述，不吝辞藻。记者席上，一名年轻美国记者忍不住对身旁同仁偷笑。

　　风雨64载：从正常关系到特殊关系

　　美以开始长期相互接近的时间点定格在上世纪60年代，如今特殊关系总体稳定，但谍报人员相互渗透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蒋国鹏发自北京与风云变幻的中东乃至国际局势相比，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堪称非常稳定。有人认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桥头堡”、“不沉的航空母舰”；还有人说，美国是以色列唯一能够依赖的监护者……

　　回顾美以近64年的交往史，不难发现，作为两个主权国家，美国和以色列由正常关系走向特殊关系，根本上正是两国基于地缘战略利益的必然选择。国家利益至上，这条原则对于美以关系同样适用。

　　“战略平衡手”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在处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人冲突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通过其对以政策集中体现，尽管美国对以政策在不同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下反映不同的战略利益因素考虑，但是总体而言，政策的基点是确保犹太国的生存安全。

　　美国是最早承认以色列的国家。然而，不能因此证明当时美以关系的密切。事实上，在1948年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和圣城问题上，耶路撒冷和华盛顿曾长期意见分歧。总体上看，杜鲁门政府和随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以关系并不密切。尤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以关系相当冷淡，常伴有摩擦发生。这样的局面直到肯尼迪政府时期才得到改观。

　　1962年12月，肯尼迪总统明确美国和以色列具有特殊关系——美国对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负有责任。这种责任成为美国对以政策的核心与基点。此后近50年来，美以关系得以持续和深化，并结成特殊关系，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各领域。

　　美以开始长期相互接近的时间点定格在上世纪60年代，这是由于，在冷战期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大战略利益是遏制苏联的扩张，需要以色列扮演一个“战略平衡手”的角色，而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所显示出的军事能力受到美国关注。对美国来说，朋友已经变成了需要维护的盟国。

　　以色列的转向

　　冷战结束后，以色列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转变为：对于地区局势的“再平衡”以及民主示范，便于美国介入中东地区事务，并从中获取利益。

　　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肯尼思·华尔兹所说，“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对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有着深刻体会的以色列而言，自然将对安全的追求作为确保犹太国生存及立足于世界的根本。在这个国家的决策者看来，大国意味着权力与安全。

　　以色列建国之初，当时的大卫·本－古里安政府基于国际局势和谋求国际社会承认的考虑，并未完全投靠美国，而是在维持与美国正常关系的同时注重同社会主义苏联的友好关系，并在对外政策方面向法国倾斜，以从巴黎获得保障犹太国生存与安全的武器和军事技术。

　　然而，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使以色列的决策者真正认识到，美国对于国际局势的影响力远非英、法等西欧强国能及。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公开威胁本－古里安政府，说如果同法国和英国结盟的以色列不撤出西奈，美国就要对以色列采取严厉的政治和经济报复行动。对美国角色的重新认识，加之对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在犹太人移民、以色列问题以及反犹思潮问题上的态度强烈不满，以色列从此将对外政策的重点转向美国。

　　核情报领域常有纠纷

　　虽然美以特殊关系总体稳定，但紧张的情况却也时有发生，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核情报领域，谍报人员相互渗透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有媒体报道说，美方对于以色列人一直拒绝承认的核武库及核打击能力一直高度关注，而以方则希望获取美国先进的核技术为己所用。

　　1985年11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破获一起以色列间谍案，将潜入美国海军的文职情报分析师乔纳森·波拉德逮捕。据称，波拉德为以色列提供了50多万页机密文件。由于未能得到以方庇护，波拉德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波拉德”事件严重破坏了美以间的相互信任。

　　此外，美以两国在以色列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和敏感防务技术问题上多次发生纠纷。在美国的干预下，以色列政府被迫先后取消“费尔康”预警系统和“哈比”无人侦察机等至少两项对华军售协议，并被迫建立军售通报咨询机制，就具体对华军售情况征求美方意见。

　　不过时至今日，无论美以之间有多少摩擦，以色列仍无法不“仰仗”美国这棵“大树”。以前外交部长阿巴·埃班曾这样形容美国对于以色列的重要性：“在整个现代史上，除了以色列之外，还没有另一个国家从美国那里取得了生存的权利，得到了如此多的支持。……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的生存、主权和繁荣就会面临崩溃。”

　　商界要角谢尔登·阿德尔森：赌注押在2012的“金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正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猜测：共和党“大老”金里奇究竟能否在党内总统预选中力压眼下大热的罗姆尼时，金里奇背后的“金主”终于浮出水面——美国博彩业巨头谢尔登·阿德尔森。他今年年初又向金里奇掷出500万美元助选，硬生生靠着财大气粗把选举悬念拖到了最后。

　　有人纳闷，69岁的天主教徒金里奇和78岁的犹太裔阿德尔森看似八杆子打不着，但为什么阿德尔森偏偏愿意为金里奇下赌注？

　　“以色列”——这是美国《时代》周刊得出的答案。在金里奇赴加利福尼亚州发表的竞选演说中，这位慈眉善目、满头白发的竞选人这样宣示：以色列有权利选择“减缓或者阻止伊朗核设施的发展”。

　　而阿德尔森，“正是站在以色列右翼身后的美国人。”有媒体这样评述道。

　　不过，在阿德尔森的经历中，这样的定性更符合他的后半生。

　　美国媒体时常把阿德尔森描写成“从衣衫褴褛到腰缠万贯”的典范。他1933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父亲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幼时的阿德尔森家庭贫寒，他10岁左右开始卖报纸，随后当兵。成名之前，做过贷款经纪人、投资顾问和理财咨询师等。

　　1979年，他和几个合作伙伴联合创办了全球第一个计算机经销商博览会COM DEX，这是他积累财富的真正开始。10年后，他买下濒临歇业的拉斯韦加斯金沙酒店，并斥资将其改造为集住宿、娱乐、博彩于一身的“威尼斯人度假村”。

　　至此，阿德尔森确立了在拉斯韦加斯的地位。

　　2007年初，阿德尔森74岁时登上了人生的最高点：拥有265亿美元财富，位于《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第6位。随后，虽然金融危机让他的财产迅速缩水，但在今年，他仍以坐拥215亿美元的财富在美国富豪中排名第8位。

　　在拥有了足够的财力后，一次不经意的个人旅行，从此让他开始思考自己犹太裔身份的含义。

　　当时，阿德尔森55岁，他为自己做了一次“寻根之旅”。之后回到美国，他便告知周围朋友：离异的自己需要找一个犹太裔的新妻子。于是，现任妻子米丽娅姆走入了他的生活。

　　阿德尔森夫妇俩有诸多共同话题。他们是美国－以色列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们坚定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而回到文初的话题，他们和金里奇一样，都是以色列利益的长期捍卫者。

　　托阿德尔森的福，如今在美国大选之外，以色列媒体讨论金里奇时，也把后者称为“内塔尼亚胡的朋友”。美国媒体形容说，倾力支持金里奇，正表达了阿德尔森对奥巴马伊朗政策的不满。

　　政界要角乔·利伯曼：最“挺以”的议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在“支持以色列”前面加一个“最”字，利伯曼当然配得起这一称号。他是活跃在美国参议院的犹太裔之一，同时一直引以为豪自己的正统犹太信仰。

　　他曾经说，“我的信仰是我的一部分，它在我的生活中一直占据核心位置。”如此坦白的方式在走上美国政坛的犹太裔中颇为罕见。

　　利伯曼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斯塔姆福特长大，其父是一名酒窖主。后来，利伯曼考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第一次参与政治，帮助建立了一个反对越战的组织。1970年，他参加州议员竞选一举成功。那时，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还只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学生。

　　1980年，利伯曼参加国会众议员竞选，可惜没有成功。但两年后，他被选为州大法官。1988年，终于当选了自己梦想中的参议员。利伯曼的从政禀赋也在那之后更显露无疑。他是最早倡议成立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议员之一，他常宣称自己是“真的独立派人士”，并表示“我通常在国内政策上与民主党意见一致，但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与共和党意见一致”。

　　2000年，利伯曼声名大噪。他被当时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戈尔指定为副总统候选人搭档，成为第一位获得主要政党提名参选副总统的犹太裔美国人。凭此，利伯曼已经创造了历史，但他未曾甘心。2004年，他宣布有意角逐当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民主党提名。一时间，“未来的美国总统会是正统犹太教徒吗”问号见诸各大报刊。利伯曼面对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自己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犹太总统，这一事实将不会成为美国发展同阿拉伯世界关系的障碍。

　　不过，由于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利伯曼的总统梦很快“被远离”。

　　在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上，他更是为以色列“发声”身先士卒。他曾直言“9·11”之后的以色列更需加强安全保护。在中东地区商讨有关和平进程的问题时，他批评小布什政府说，美国对“9·11”作出强烈反应后，小布什政府却要求以色列不要采取旨在保护自己不受恐怖分子袭击的措施，这“玷污了我们在道义上的清白” 。

　　日前，就伊朗核问题，利伯曼又联合30多位参议员炮制了一份决议，反对“任何企图‘绥靖’拥有核武器化能力的伊朗的行动”。这一措施表面上是为了免除总统的后顾之忧，但它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总统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利伯曼说，他无意低估外交选择的重要性，但如果总统下令对伊朗发动袭击将得到国会两党议员的有力支持。在他看来，与伊朗打交道需要有更强烈的紧迫感，光靠制裁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