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海林(本报评论主笔)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30年前的4月5日，英国皇家海军特混编队自伦敦起航，驶向1万3千公里以外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水域，两个半月以后，英国人以258人阵亡(含3名岛上平民)、6艘舰只被击沉、34架飞机被击落或坠毁、17亿美元战争费用的代价把阿根廷港的名字改回了斯坦利港。

　　谢菲尔德号和贝尔格拉诺将军号的沉没，英军卓越的超远程机动与补给能力等等始终是人们在谈起这场战争的焦点，而至于战争为什么爆发，却不太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英国的角度而言，战争完全是因为阿根廷军政府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蓄谋；而阿根廷人也不讳言这是阿方的主动选择——加尔铁里将军最后被推翻并送上法庭，不是因为他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是因为他输掉了战争。

　　英国虽然是马岛战争的胜利者，但是，马岛战争除了使得英国已经锈迹斑斑的大国形象得到抛光而暂时闪闪发光以外，并没有给伦敦带来任何重要的战略利益，而且英国此后还不得不花费日益高昂的成本维护马岛的军事存在。显然，避免战争而又继续占有马岛才是英国真正的利益所在，就此而言，从战略博弈的视角出发，可以认为英国的战争责任在于没有能够慑止阿根廷采取武力行动，是典型的威慑失败导致战争爆发。

　　那么，为什么英国的威慑策略没有产生效果呢？换句话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阿根廷人断定英国会默认阿军扯下斯坦利港上空的米字旗不采取反制行动？

　　历史的确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确切地说，1982年的马岛战争应该被称为第二次英阿马岛战争，因为早在1833年，英国就曾派出帝国海军战舰从刚刚独立10多年的阿根廷人手中收回过一次马岛。而这两次英军的行动，都是因为阿根廷人首先采取武力占领马岛，差别只在于前一次忙于处理后拿破仑时代欧洲事务的英国等待了13年，而后一次英国人做出战争决策只用了一天。

　　历史的另一相似之处在于两次阿根廷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都建立在英国不会采取武力反制的战略判断基础上，而阿根廷人一次也没有赌对。说到底，这一误判是导致阿根廷陷入马岛灾难的最根本原因。正如加尔铁里将军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我断定那是几乎不可能或完全不会有的事，无论如何，我决没有料想到英国会如何大动干戈”。

　　考虑到当今依然有许多国家彼此间存在海洋主权纠纷，并且许多国家对海洋利益的主张实际上是以对方不会采取武力为前提的。这种战略判断在南中国海尤其盛行，因而，检讨阿根廷人战略误判产生原因中的英国因素对于大国防止区域海洋争端演变为局部战争至关重要。

　　第一次马岛战争爆发时，英国因为此前要和拿破仑法国拼个你死我活，早就从马岛撤走了驻军以节省经费。而第二次马岛战争的前一年，英国也因为削减国防预算原因而决定从马岛撤走武装力量。从英国的角度而言，两次撤退计划都不是英国想放弃马岛，只是判定马岛既不是防御重点也未面临迫在眉睫的战争风险而已。这当然也是一种战略误判——英国人显然低估了阿根廷人对马岛的渴望。但这一误判就其后果而言并不严重，因为英国有足够的海军实力去纠正自己的错误。

　　阿根廷人的错误要严重得多，他们把英国的减负行为这一技术行为理解为不打算防卫马岛这一战略意志，因此敢于在军事实力不在一个水平线的情况下采取冒险政策。就英阿两个直接博弈方而言，双方的误判是战争的真正起源。可以任何一方都不曾预见到斯坦利港上空的浓烟密布，英国人是不得不还击——出于保守党政府执政地位以及帝国威严等原因；阿根廷人是没想到——没想到英国人会决心为1万多公里以外的帝国疆土而战。

　　把视线拉到和中国距离近得多的南海水域，中国要从马岛战争中吸取哪些教训？毕竟用武力解决海洋争端对中国而言显然也不是最佳选项。除了军事技术方面以外，战略层面可能包含如下教训。

　　首先，成功的威慑必须软硬件兼备，既要有足够的海上实力，也要有坚定的维权意志，并且必须持续地将这种意志以可感知的方式传递出去，否则就可能使实力弱小的另外一方或者几方产生幻想。

　　其次，在冲突可能存在的地域获得友谊极为必要。这不是英军的马岛教训，而是马岛后的教训。英国在马岛问题上遭到所有南美国家的排斥，使得对马岛的军事维持极其昂贵。即使在战争进行当中，英军最近的陆地补给点也距离战区数千公里之遥，这显然极大提高了作战成本。在海洋争端中，获得同一区域其他一些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在战略上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是维持威慑还是威慑无效时使用武力都是如此。

　　再次，不可对国际关系行为体的理性程度抱有过多信心。国际事件并不总是冷静计算的结果，要充分考虑到其他行为体利欲熏心、目光短浅、心理失衡的可能性。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应记住，关系到领土争端时，任何一方都不会认为自己的立场是错误的而别人的主张是合理的，以理服人通常需要以力服人的支持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