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桑德斯新书《落脚城市》

道格·桑德斯

　　【简介】道格·桑德斯，生于1967年，英籍加拿大记者，现居伦敦。1995年加入加拿大《环球邮报》撰写专栏至今，现任《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他曾在1998、1999和2000年三度获得号称加拿大“普利策新闻奖”的“国家报纸奖”，被誉为加拿大最好的专栏作家。其新书《落脚城市》是2011年莱昂内尔·吉尔伯图书奖评出的国际事务方面世界最好的五本书之一。

　　【先锋语录】

　　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我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从乡村迁往城市的人确实面临着更多机会，但我们不应该假装实现这些机会的过程很轻松。

　　世界上很多政治冲突，都是由于从乡村搬到城市的移民得知自己的梦想被击碎后爆发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一只鸟停在枝头，但你明白它很快就会再次飞走——正如“落脚”二字所能传递的信息一样，短暂、仓促、临时性，正是“落脚城市”所具备的特点。

　　尽管在世界各地，所谓“落脚城市”有着不同的名称：在发展中国家，它更多被称为“城中村”，在富裕的发达国家则是指移民社区、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国城、小印度、都会贫民窟……而英籍加拿大记者、作家道格·桑德斯在他名为《落脚城市》的新书中对这个词语给出解释是：相对于以往静态的、足以对人产生误导的“移民门户”和“原始社区”等传统学术与官僚用语，落脚城市更形象地表达出这类地区的动态与过渡性角色。

　　据桑德斯调查，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经历从乡村到城市的最后大迁移，尤其是自2010年中期以来，超过50%的世界人口成为城市居住者：“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我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变迁的城市，流动的人

　　作为人口变动的产物，落脚城市也在时刻经历变动。有的在创造新兴中产阶级、消除农村贫穷落后以及终结社会不平等现象等变迁中作为关键因素，并最终成为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如多伦多的松克里夫公园、美国洛杉矶的西语移民社区等；但另一些则成为种族歧视、重大暴力冲突的爆发地，例如德国柏林的克劳兹堡、伊朗德黑兰的尔撒圣殿和孟买的穆兰德等。

　　桑德斯成长于移民城市多伦多，自学生时代起就在一个由广东、河南、江西和福建人组成的“落脚城市”居住多年，他的房东是个中国人，那段岁月令他熟悉了移民社区的经济和居住者与原来乡村的关系。

　　也是从华人社区开始，桑德斯就养成一种观察城市的习惯。后来他从事新闻业，成为作家，四处迁徙和游历，每到一处，便会本能地眯起眼睛探寻城市的内部。他不会止步于繁华城市的繁华地段，而是搭乘地铁或电车到终点站，或是深入市中心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细细观察面前延伸的空间——忙碌拥挤、凌乱丑陋、环境恶劣，种种规划皆是临时拼凑而成。这些地方不甚体面，但却令他着迷。这种近乎习惯性的探寻和观察，成为后来他写作《落脚城市》的最基本动因。

　　2007年，桑德斯开始了一场全球旅行，从欧洲出发，足迹遍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终于2010年秋天完成《落脚城市》一书。2012年2月，该书的中文简体版在中国内地出版。

　　书中当然写到了中国，桑德斯甚至将重庆六公里村的故事作为全书开篇，此外，他还调查了位于深圳的城中村。而借由这本书，我们也许能够了解自己正在亲历多么巨大的变迁。

　　贫穷是“落脚城市”的最大危险

　　《国际先驱导报》：在你之前，许多领域的学者们都已经记录过《落脚城市》中的现象，你的研究有何特别之处？

　　道格·桑德斯：在曾经访问和居住许多落脚城市的过程中，我观察并了解到这些城市如何运转，得出结论后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或许是我写作《落脚城市》的原因之一。很多学者有发人深省的深刻研究理论，却没有和其他同样很优秀的学科碰撞融合，因而，《落脚城市》起到连接这两个世界的桥梁作用。

　　另外，我发现至今并没无一本书籍准确地解释“底层世界”——人们初来城市时过渡的社区——是如何运作的。既然这些社区在城市诸多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方面起到关键作用，那么写一本讲述“底层世界”如何运作的书籍非常重要。

　　Q：在采访和调查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A：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那次调查非常艰难，因为那里的贫民窟都被充当代理政府的毒品帮派控制着，为了进入到一些贫民窟，我必须提前拜托住在那里的中间人给毒品帮派打电话告诉他们一个蓝眼睛的“外国佬”会在次日下午到访。我走过一座桥，被一群手持AK-47来复步枪的14岁男孩们搜身后才能进到贫民窟，这里住的每个人都佩有手枪或步枪，街道旁的桌子上明目张胆地堆满了砖块状的可卡因，但被严实武装的青少年把守着。虽然住在那里的人们对我很友好，但我还是觉得这是去过的最吓人的地方。

　　但总的来说，我遇到采访挫折最多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在亚洲和非洲，人们总是很高兴跟我聊天，即使在很贫穷的贫民窟，白天我也感到很安全。而在欧洲的移民社区里，人们很警觉，很难相信我。大概因为一个拿着笔记本随时记录谈话的家伙看起来就像一个官方审查员，人们认为我可能在试图检查他们的移民状况，并要遣送他们回国。

　　Q：落脚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次重大暴力冲突的爆发地，如何才能避免后者的发生？

　　A：迁往大城市的移民一般都想追求成功。他们将其过渡期居住的社区作为个人和经济发展的工具——包括满足基本住宿需求、做点小生意和建立跟城市在政治体制、商业关系、社会网络和买卖交易等方面的联系，让他们能够在主流社会的边缘站定脚步，从而谋取机会把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推向都市核心，以求获得社会的接纳。然而，当这些社区变得危险和贫穷时，就成了障碍——这些障碍可能是物质方面的，例如高危住房条件，不便利的交通或人烟稀少。也可能是其他方面的，例如无法提供好的教育，不允许移民在房子周围修建商店和工厂，不允许他们的孩子进入当地学校，或者不提供给他们合法的城市居民资格。

　　只有当政府提供社区居民所需——修建学校、改善交通和维持治安，才能使这些社区成为城市经济完善运行的一部分。

　　Q：与西方国家的移民社区相比，你对发展中国家在郊区的落脚城市感到乐观吗？

　　A：大多数西方人的祖先来自“落脚城市”，一部西方史就是一部移民史，虽然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事实。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忽视“落脚城市”的问题——尤其是在南美、印度，莽撞地用推土机摧毁和清除平民窟的一幕不断上演。我并不完全对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前景感到乐观。我很担心印度，因为其腐败和粗心大意的城市政策有时候迫使贫民窟的人们深陷贫穷。我也担心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因为很多城市化的进程是由乡村的进步带来的，而这里的人们在城市毫无机会。我认为这对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政府来说是一段艰难而代价昂贵的时期。从乡村迁往城市的人确实面临着更多机会，但我们不应该假装实现这些机会的过程很轻松。

　　Q：乡村移民问题总是跟社会暴力冲突、革命或改革、经济危机时期劳工短缺紧密相连，为什么？

　　A：我们总是很害怕城市里的新来者，但我们忘了他们不单是想住在这里才来的，而是因为城市里有具体的工作机会。我们的经济发展需要新移民补充进来，做那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但是，当经济变得不景气时，新移民的斗志就会被挫败，而挫败感又演化成愤怒。世界上很多政治冲突都是由于从乡村搬到城市的移民得知自己的梦想被击碎后爆发的。2011年埃及动荡的原因正是如此。

　　城市移民对经济发展起到正面作用

　　Q：你如何发现重庆六公里村这个遥远的山村并决定要书写它？

　　A：这本书以我在重庆六公里村的故事开篇，因为它对于我们理解落脚城市非常重要。在此之前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做调查研究，最终决定选择六公里村，因为我发现那里的每个人都有故事，甚至包括那些本来就住在那里的居民。这可能是整本书中最生动和富有启迪性的部分，我知道我会以此开篇，并决定以伦敦的社区结篇，以展示在中国的一个贫穷山村和英国大城市里的移民区域有着相同的经济和文化面貌。

　　我真的很享受在六公里调查的日子，那里的人总有很棒的人生故事，而且很慷慨地花时间向我讲述。他们也把我喂得饱饱的——重庆美食真是一大享受。在这些搬往城市的中国人身上闪耀着尊严和实诚，他们对我和我的研究助手们敞开心胸，在那里我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

　　Q：在对待移民群体上，中国应该向其他国家学什么？

　　A：历史显示，迁徙到城市的移民运动对经济发展起到正面的作用，中国早已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历史也有不少限制这些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潮的案例，而这些限制总是导致社会冲突和经济困境。中国仍旧经历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我很担心户籍制度会阻碍下一阶段中国国内需求和一些城市中产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不得不赚着城市收入却不能进一步在住房、教育和做小生意方面得到平等机会。

　　Q：你是否听说过中国的“逃离北上广”与“重回北上广”的现象？

　　A：这在世界上很常见。移民并非仅仅从乡村迁往城市简单的一次性过程，而总是在乡村与城市间历时多年往返多次。一些移民——可能50%的每一代移民们——确实最终还是回归乡村了。但是，当他们回来后，跟城市的联系、跟城里人和经济的关系还维系着。这将帮助他们及其家庭在以后的城市生活中更能站住脚跟，这也有助于他们的村庄和城镇的经济更加现代化。城市化是一个曲折反复的渐进过程，而非一次突然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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