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第五共和国７位总统：1.戴高乐（1959~1969），2.蓬皮杜（1969~1974），3.德斯坦（1974~1981），4.密特朗（1981~1995），5.希拉克（1995~2007），6.萨科齐（2007~2012），7.奥朗德（2012年～ ）

　　奥朗德：新总统，老问题

　　财政问题解决得如何，将决定法国新总统奥朗德的执政成败。在反对财政紧缩的浪潮中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欧洲左翼政党，政策选择的空间也许非常有限。

　　记者 蒲实

　　奥朗德的替代性品质

　　圆脸、矮胖、戴着又厚又宽的眼镜片、身着松垮无型西装的奥朗德，被法国人称为“一颗活着的棉花糖”。即使在社会党内，他的光芒也常常隐于闪耀的群星之后，若不是前总理若斯潘宣布退出政坛，以及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始料不及的性骚扰案，他也许仍不会走向政治前台。

　　总统选举往往不是选你想要的，而是选下去那个你不想要的，即使选上来的你不一定了解，也不一定合适。3月初，我们曾在巴黎见到密特朗总统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希拉克总统和若斯潘总理的外长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他的咨询机构当时已经做了两年的大选民意调查研究，认为奥朗德当选已无悬念，只是在选举结果尚未盖棺定论前，他还不便发表公开评论。他告诉我们：“这几年，欧洲各国凡任期已满的总统，基本无一连任。”道理显而易见：经济不景气，又遇上金融危机，民众看不到当下政府的业绩。而对高调追求个人风格的萨科齐感到厌倦的法国人，正好被奥朗德身上的替代性品质——稳重，冷静，多年默默无闻的坚持，没有什么特点，也没什么过失——所打动。他更像职业经理人而非政治家的形象，经过在《巴黎竞赛画报》当记者的女朋友瓦莱丽·特里耶韦莱的精心打造，瘦身加时装，配以控制得抑扬顿挫的语调，倒越来越有当年密特朗的总统范儿，深得左翼选民喜欢。法国资深记者、《世界报》国际经济部主任阿雷恩·傅雅斯(Alain Faujas)告诉本刊记者：“我们需要一个稳重的、对其政策坚定的总统。萨科齐常常说一套做一套，想法也变幻莫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头几年还在爱丽舍宫热情接待卡扎菲，转过背又牵头把他给打死了。萨科齐在外交上还算有所建树(比如推动G20会议)，但却不符合法国人对总统的许多其他期许。比如，他不仅想让自己还在读大学的儿子在地方政府部门担任重要职位，而且与很多私营企业老板关系特殊，有时还拿他们的钱炫富。”

　　奥朗德是个什么样的人？可能只有长期与他共事的人才清楚。在巴黎时，我们曾拜访了密特朗总统的特别顾问、欧洲建设与发展银行第一任行长雅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先生。可以说，阿达利正是奥朗德总统的“伯乐”和恩师。当年，在密特朗身边工作的阿达利选中了年轻的奥朗德，让他到自己的团队工作，并安排他参加了1981年的法国议会竞选。从此，奥朗德踏上了仕途。阿达利一直避免公开支持奥朗德，他向我们强调，他不是奥朗德的代言人，也不为他拉选票。但在奥朗德当选后，他热情洋溢地写道：“这就是命运！看哪，这个年轻人，正是他，1980年在我的办公室里结识了他的政治伴侣塞格莱娜·罗雅尔，并为密特朗的竞选做出了他的贡献。他此时的成功，正是他的本性使然：急于证明自己是有用的，既不卑躬屈膝，也不袖手旁观，更不投机取巧。当年，没有哪个巴黎国家行政学院的高才生愿意来支持那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社会党第一书记，他为一个希望渺茫的总统候选人贡献了力量(后来这个候选人成为密特朗总统)。……我渐渐发现，他的善良不是天真：这个年轻人非常坚定，思想有高度的一致性，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思想家，有令人惊讶的宁静和坚韧。他习惯性的自嘲也不是害羞，而是为了让自己不至傲慢，这正是公共行为的内涵。我见证了他政治思想的日见清晰：社会正义与欧洲一体化。今天，这两点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收支平衡表的悬疑

　　艰难时局，人们最关心的莫过经济。奥朗德的专长恰好是经济。国家行政学院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国家审计院任职，25岁又担任了当时还未成为总统的密特朗的经济问题顾问，密特朗当选后，他27岁进入总统府经济班子。但他能比萨科齐拿出更有效的药方治愈法国经济吗？

　　按照奥朗德的计划，到2013年，法国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减至欧盟《稳定和增长公约》规定的3%以内；到2017年，该比例归零，公共债务占GDP比例从2011年近90%减至2017年的80%。为了达到这个财政平衡目标，奥朗德总统需削减1000亿欧元赤字。在他的计划中，50%的赤字通过降低公共支出来实现。但他提出的多个政策，都是需要增加开支的，缩减公共支出的措施倒是少之又少。另一头，就得增加财政收入，那就是向富人和大企业收重税。比如，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部分，要缴75%的收入税；累进制，每多挣15万欧元，就多收45%的税，这样就能增加290亿欧元的财政收入。但与1000亿赤字相比，似乎还是无法让收支表平衡，最终还是债务扩张。社会正义是社会党一贯的政治诉求，不过，这种带着左翼执政传统理念印记的杀富济贫和财政扩张，在法国身陷欧债危机时，却显得与现实有点隔阂。

　　“政治家们都不愿意在竞选纲领中提到‘竞争’两个字，而这才是下半年的关键问题。”法国前瞻性国际信息研究中心主任阿涅斯·贝纳西－盖雷(Agnès Bènassy-Quéré)如此告诉本刊记者，“举个例子，在法国的出租车就业市场上，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出租车，一个年轻人要等上10年，或者花20万欧元买营业执照，才能够获得一份出租车司机的岗位。想开个商店，你也需要拿到特殊的经济特许权才行。现在，法国的许多行业都是这样，已经成为封闭经济，新人无法进入。必须让就业领域重新具有竞争性，才能更好地保护失业者的权利，解决就业，进而解决购买力问题，然后才能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在这一点上，奥朗德还未体现出他的特别才能。”在雅克·阿达利的文章中，我读到了他对于“社会正义”的阐释。这位老社会党人善意地向奥朗德提出了建议：“社会正义，作为无法量化的现实，是一种感知，现在却最为稀缺。事实上，30年来，这一直是奥朗德的政治抱负。但他仍然要学会欣赏企业家和竞争力的真正价值：创建一项事业，捍卫它的竞争力，即使这会允许人致富，但它值得受到鼓励。与他今天的种种断言恰好相反，我认为，创造出来的财富，不应该被课以重税，向企业家征收的税，应该少于私人财产、继承或转移的财富。这才是公平的税收。”

　　听巴黎人说，在竞选期间，萨科齐曾想找家制衣厂做印有总统竞选口号的T恤，寻遍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找着，最后终于找到一家，如获至宝，包括奥朗德在内的总统候选人纷纷跑到那个制衣厂访问、照相，以示对民族工业的支持。多么有代表性的轶闻。去工业化，这是法国和欧洲经济出问题的根源之一。3月25日，法国《费加罗报》有一篇报道说，法国经济研究观察中心(COE-Rexecode)新近发表一份报告警告，法国近10年的“去工业化”程度严重，国际竞争力不断削弱。如果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出口市场份额减少是由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上升所致，那么，法国在欧元区的市场份额减少就应正视本身的经济战略问题了。2000～2010年，法国的市场份额减少了3.5个百分点，是欧元区下跌幅度最大的国家。法国与德国在这10年间，市场份额已产生了2500亿欧元的差距，约为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这是法国失业率之源。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法国失业率就创下25年新低，危机来临之后又不断攀升。法国劳工、就业与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3月，法国失业人口数已连续上升11个月，达288.4万人。随着法国去工业化严重，法国钢铁、汽车制造和电信等行业还面临重大重组和结构性裁员。这也是法国乃至欧洲的债务累积之源，欧盟去年的贸易逆差达到750亿欧元。如何重归实体经济，推行“再工业化”？奥朗德还没有清晰的施政纲领。

　　今年3月，弗朗索瓦·菲永总理(他刚刚递交了内阁总辞呈)的欧盟事务顾问皮埃尔·海伯伦(Pierre Heilbronn)曾告诉本刊，让工业回到法国和欧洲，核心是降低劳动成本，在这一点上，德国是欧洲的榜样。我们不难看到，“随着中国工人要求涨薪，法国企业现在已开始转向，将工厂迁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印尼、罗马尼亚、越南、白俄罗斯、孟加拉国与马达加斯加，其目的地不一定再是中国”。法国《解放报》资深记者皮埃尔·哈斯基(Pierre Haski)如此告诉我们。这是资本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中寻求最低成本的必然逻辑。唯有降低劳动力成本，才能让这些企业回到欧洲。海伯伦说：“我们所做的，就是在欧洲制定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降低包括希腊在内的国家的劳动薪资(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贬值)和增加社会增值税(另一种变相的贬值，降低工人工资中的各种杂税，但增加消费税)。”但降低劳动成本(也就是通缩)与财政紧缩组合的政治代价何其高，希腊的一轮轮街头抗议和骚乱已经做出了衡量，可以说，无论在法国还是希腊，以及在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在州选举中刚刚严重受挫的德国，目前，左翼政党正是通过反对财政紧缩重回权力核心的。但如果奥朗德真的推翻了财政紧缩政策，他有什么妙方，在这极为有限的选择空间里来解决债务问题吗？

　　欧洲转向？

　　在与德国合作解决债务危机的问题上，萨科齐与默克尔的关系一直很亲密，法国紧随德国实行紧缩政策，在对希腊等国的经济救助上也并肩联手，外界评价他们“好得像一个人”。默克尔曾多次公开表示支持萨科齐连任，甚至拒见奥朗德。不过现在，默克尔急切地想见奥朗德了。奥朗德就任总统后，立刻飞往柏林，不过怀揣着的立场却与萨科齐不同。竞选成功后，奥朗德慷慨陈词：“财政紧缩不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要创造增长与繁荣——这是我要告诉我的欧洲伙伴们的，首先是德国。”于贝尔·韦德里纳告诉我们：“默克尔提出了一个比《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更严厉的财政契约，要按德国人的想法先理清法德两国的财务秩序，再扩大到其他欧元区国家。萨科齐同意这一协议，奥朗德则要求对这一协议重新谈判。他认为，长期实施紧缩政策会让法国经济放缓，应该刺激经济才对。”但默克尔态度强硬，坚持“欧盟‘财政契约’不容重新谈判”，她5月7日还在强调，不允许欧盟国家通过增加赤字的方式刺激经济。于贝尔说：“最大的可能性，是在原来的协议基础上添一些附加条款，保证增长和就业。”

　　政治是善变的，是潮流的，是艺术，而不是沉闷的科学，它音乐性般的情绪超越了政策的细节。德国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紧缩正在公然和痛苦地失败，欧洲受到了伤害，却无法正常运转。自2008年以来，萨科齐是第11个为此付出代价的欧洲领导人。削减财政开支与通缩的组合，扼杀了经济增长的活力。奥朗德在这潮水逆转之时顺势而来，在明年德国大选中很有希望的德国社民党加入了他的合唱，而意大利的技术专家型总理马里奥·蒙蒂则加入了其他领导人呼吁的增长计划。当奥朗德与默克尔最终相遇时，铁的规则的手铐会不会被打开，会不会在德法轴心之间产生一个新的增长战略呢？曾经声音高度和谐的巴黎和柏林，在此时，在欧盟如何打击债务上发出了相互竞争的两种声音——德国人的节俭紧缩和法国人的经济刺激。在减少借债的勒紧裤腰带和平息公众愤怒之间，奥朗德说他准备好了给“欧洲一个新方向”，让严苛限制债务的欧盟条约扩大到经济增长的刺激措施。

　　在巴黎拜访雅克·阿达利时，他向我们阐释了他对于社会党人的另一思想支柱——“欧洲一体化”的看法。对于他来说，着眼欧洲联邦，奥朗德将获得更大的自由度空间，那儿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他说：“从宏观经济上看，欧洲其实要好于美国，甚至好于中国。如果拿欧洲与美国相比，欧洲债务比美国要低，平均生活水平比美国要高。欧洲债务是欧洲生产总值的80%，而美国是150%，所以欧洲并不像美国那样病入膏肓。但因为美元的主导地位，美联储愿意印多少美元就印多少，通过贬值就把问题解决了，而欧洲不行。欧洲的问题在于，它还不是联邦制国家。”阿达利与奥朗德都是“密特朗学派”的追随者，他们都对欧洲一体化有高度的忠诚。在他们看来，法国作为单个国家，已经无法独自去解决全球化的问题，只有当欧盟能够提供足够的金融空间，比如发行欧元债务时，法国才能够真正解决增长与就业。但阿达利看到了社会党的两个目标——社会正义与欧洲一体化在当下的矛盾。他说：“如果必须两者择其一，奥朗德应该选择欧洲。……最艰难的改革一旦错失良机，就会机不再来，他必须马上采取不受人欢迎的措施。”“没有什么能比一位不鼓励最大限度削减公共开支的法国总统更危险的了。削减开支不仅会触及富人的利益，还会不可避免地触动中产阶级，但必须厉行。他一旦失败，2017年，欧元将不复存在，我们的生活水平将只有现在的1/3。但如果他成功，5年后，法国将站在建立一个联邦欧洲的前沿，奥朗德将再一次带给我们惊喜。”在欧洲的长远未来与迎合法国民众之间，总统奥朗德最终将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