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晚上八点的肯尼亚内罗毕市区，靠近许多使馆，那时天刚刚变黑，我们从一个饭馆归来，平时只要三分钟就能到家的路，那天却在还有一分钟就到家的地方被人持枪抢劫。

　　“我会杀了你(I will kill you)！”一名一米八高的肯尼亚黑人从一辆载有三人的摩托车上冲下来，拿枪指着我和我的同伴们低声吼到。接着同另外一人将我们一行四人的全身搜了个遍，把手机，钱包等值钱的物品统统掠走，然后跳上摩托飞奔而去。

　　一位长期生活在非洲的朋友对我们的遭遇表示同情，却也称我们够“幸运”，因为很多案例中的受害人因为在抢劫过程中进行反抗而惹来杀身之祸。

　　长期以来，在非华人的安全状况一直令人担忧，一方面针对华人的犯罪行为不断增加，使得该区域华人的生活得不到安全保障；另一方面，非洲安全建设落后，造成社会长期动乱；再加上华人黑帮势力在非的不断扩散，也都威胁着该区域华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在非华人首先面对的是制度化危险，指我国在非公民因为无法满足当地制度的一些规定和要求，面临着来自于官方的风险。这类风险对于人身安全来说威胁较小，主要体现在签证不合法，驾驶违规，经营不规范，劳工纠纷，和其他一些违反当地规定的行为上。

　　此外，社会性危险给华人群体带来的风险危害更广，程度也更高，此类风险多指非洲国家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给国人带来的风险，包括政治动荡，普通社会性犯罪行为，如抢劫，偷盗，绑架等。虽然该风险针对群体并不仅限华人，但由于部分国人经常携带大量现金，缺乏自我防范意识，事后配合破案度不高等因素，而成为主要受害群体。

　　更为讽刺的是内乱型风险，这类风险在某些国家如南非，安哥拉和赞比亚等频率高，代价大，也是许多在非华人难以启齿的尴尬和痛苦，因为这些犯罪的源头都是来自在当地华人黑帮。

　　以上几种普遍性华人在非洲面临的安全问题，在目前阶段很难有效的被解决。我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格外注重平等和不干涉内政，普通刑事案件只能通过外交手段对当地政府进行施压，但外交压力始终无法将问题一一解决。

　　今年夏天安哥拉那样的大规模跨国行动，也只是针对部分特点明显和集中犯罪的案件下手。由于真正实施起来联动难度大，代价高，因此我们无法奢求遇事就出动自己警力，开赴其他主权国家开展安全行动。

　　与之相比，西方国家，尤其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公民，虽然也会在非洲面临各种安全风险，然而这样的风险频率和损失就大大小于华人所面对的。因为他们旧宗主国的地位依然有震慑作用，而且一旦出事，因为文化，习俗，和语言的同化，他们能够通过媒体，外交，甚至非政府组织等多种渠道，解决问题。长期以往，一些犯罪分子甚至会主动避开“白人”作案。

　　所以在非华人在面对各种安全风险时，一方面要做好足够的自我保护，遇事不慌，事后报案，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留意，尽量减少留给罪犯的机会。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实力的逐步增强，希望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与非洲国家在安全保障力量建设方面的互动，与外交力量相配合，保证我国公民在非洲的安全需求。

　　最重要的，还是需要依靠当地安全环境的彻底改善，如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等，这样才能从根上解决国人在任何非洲国家的安全威胁，虽然谁都不知道，在非洲这段急剧裂变生长的土地上，这个过程还需要多长时间的等待。

　　(李连星于2012年12月7日发自肯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