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后裔奠定克里米亚文化基调
克里米亚的历史宿命
在相当程度上，克里米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历史命运。可以说，它的发展史就是不同文明、宗教、治理模式相继主导和塑造这一地理枢纽的复杂过程。
杨成
克里米亚半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亚努科维奇政府事实上被推翻，仅仅宣告了持续多月的乌克兰政局动荡第一阶段的终结。克里米亚的最终归属以及由此引发的乌国内外力量的复杂博弈，标志着危机第二阶段的高潮即将到来，这甚至有可能成为欧亚地区大国权力配置格局再度分化重组的另一个引爆点。
问题在于，为什么克里米亚问题会在乌克兰当下的重重危机中成为焦点？俄罗斯和西方为何都将克里米亚作为压制对方的一张战略牌？克里米亚的政治力量和普通民众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选择对统独问题作出抉择？严格来说，克里米亚局势之所以出现前所未有的动荡，除了乌克兰危机的后续影响外，其自身的历史问题也是重要因素。
成吉思汗后裔奠定文化基调
克里米亚半岛位于黑海东北部，毗邻近东地区两大洲的咽喉，地理位置极具战略意义，历来处于各种文明、宗教以及大国利益汇聚与冲突的关键场域，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脉络与文化构成，见证了多次重大的种族及政治归属的兴衰递嬗。
在相当程度上，克里米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历史命运。正如研究克里米亚问题的著名学者萨斯(Gwendolyn Sasse)指出，这实际上构成了克里米亚自治或独立的最关键因素。可以说，它的发展史就是不同文明、宗教、治理模式相继主导和塑造这一地理枢纽的复杂过程。
古希腊诗人荷马在长篇史诗《奥德赛》中，曾提起过黑海北部居住着西米里人，这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对克里米亚地区人类活动最早的文献记载，尽管当代学者对于西米里人到底是外来移民还是本土居民尚有争议。
公元前七世纪，斯基泰人将西米里人赶出了半岛，开始在此长期活动。约200年后，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将这些人描述为说印欧语的游牧者。
随后的近两千年时间里，克里米亚半岛先后经历了希腊人、哥特人、匈奴人、可萨人及拜占庭帝国的征服和占领，而1237年，主要混合了蒙古和突厥血统的金帐汗国的征服，真正奠定了克里米亚今天的文化基调。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克里米亚获得了今日的地名。至1783年并入沙俄前，克里米亚主要处于自称为金帐汗国即成吉思汗后裔的鞑靼人的统治之下。
最早管理克里米亚的是秃花帖木儿。1430年，成吉思汗的十一世孙哈吉·格来正式建立克里米亚汗国，定都巴赫切萨拉伊。哈吉·格来统治期间，致力于推动与当时不断向东扩张的波兰-立陶宛公国发展友好关系。1460年，哈吉·格来突然病逝，使得克里米亚汗国内部围绕王权展开了激烈争夺，直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取得政治霸业，才终结了汗国的内斗——土耳其人占据了半岛的部分领土并成立了行省。
1475年，克里米亚汗国大汗、哈吉·格来六子明里·格来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俘虏，两年后获释。1478年，奥斯曼当局与克里米亚汗国签署了一项重要条约。根据该条约，克里米亚的统治者成为奥斯曼苏丹的封臣，苏丹统管汗国的对外事务，后者则参与前者的军事行动。
此后，克里米亚甚至一度成为莫斯科公国的噩梦之一，这个强悍的穆斯林鞑靼人国家曾攻占莫斯科，屠杀了那里的15万居民，以至于莫斯科公国在几十年时间里不得不在其南部驻扎数万大军，准备与克里米亚汗国进行生死决战。
有学者认为，即便是这一时期，克里米亚也绝不是像后来苏联史学家宣称的“鞑靼人成为奥斯曼的提线木偶”，相反，克里米亚汗国总是试图在波兰-立陶宛公国和莫斯科公国之间寻求平衡，以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克里米亚与波兰-立陶宛公国共同对付莫斯科公国，另一方面，它又与莫斯科公国结盟对付喀山鞑靼人。而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关系，克里米亚汗国并没有超出1478年条约的框架，始终参与土耳其帝国的对外军事行动。
克里米亚汗国当时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捕捉斯拉夫人与罗马尼亚人为奴隶，并贩卖给南部的土耳其人，鞑靼人将这一奴隶贸易称为“草原民族的收成”。这种情形持续了很长时间。
克里米亚战争决定沙俄命运
奥斯曼帝国式微后，沙皇俄国的影响在克里米亚急剧上升，并利用汗国内部的不稳定竭力插手。
1774年，俄罗斯迫使奥斯曼帝国承认克里米亚独立，从1777年起，克里米亚汗国成为俄罗斯的附庸。1783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干脆直接兼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她回顾自己的成就时曾说：“我两手空空来到俄国，现在终于给俄国带来了我的‘嫁妆’——克里米亚和波兰。”从此，克里米亚半岛就成了崛起中的沙俄帝国与占据了半岛南部、庞大而孱弱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角逐舞台。
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沙皇陆续发动了多次俄土战争，抢到了西起巴尔干、东至高加索，包括多瑙河出海口在内的大片领土。沙俄频频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战，主要目的是借黑海打通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沙俄在近东的鲸吞蚕食，引来西方列强尤其是英法的强烈不满。它们担心沙俄彻底控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由此将势力深入地中海，并威胁英国通往印度的航路以及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于是，英法暗中支持土耳其对抗沙俄，克里米亚战争因此于1853年爆发。
英国、法国、撒丁王国等先后向沙皇俄国宣战，双方在克里米亚进行了惨烈战争，以长达一年的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最为著名。沙皇俄国最终大败，其海军的光辉时代也因此宣告落幕。正因为战事不利，当时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55年郁闷而死，而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则不得不接受登基不满半年就遭遇一场大败的结果。
1856年3月30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沙俄、撒丁王国、法国、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签署了《巴黎条约》，正式结束克里米亚战争。俄罗斯被迫把多瑙河口和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主要对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后者对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的宗主权获得了列强的共同保证。作为对战败者的一项惩罚，黑海被规定中立化，俄国则被禁止在黑海沿岸建立或保有兵工厂，也不得部署黑海舰队。
克里米亚战争是世界史上的“第一次现代化战争”，它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俄罗斯的历史：一方面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改变了欧洲列强之间的地位和关系，限制了之后数十年沙俄势力向南部的拓展，迫使俄国不得不实行战略退缩；另一方面，由于战败在沙俄内部激起的农奴制变革与军事、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的未来走向。
“雅尔塔体系”影响世界格局
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同样给克里米亚半岛带来了巨大影响，当地的鞑靼人公开提出了“克里米亚人的克里米亚”的口号。布尔什维克最初在此地影响并不大，但在1918年至1921年的内战中，克里米亚再次成为红军和白军争夺的一个焦点地区。1920年10月，布尔什维克最终取得了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权，直至1941年被德国法西斯占领。
苏联时期，克里米亚获得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权管辖范围。克里米亚实际上在教育、卫生等领域拥有自主权，塞瓦斯托波尔等军事要塞因为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由莫斯科直接管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米亚半岛除塞瓦斯托波尔坚持到1942年7月才失陷外，其余领土从1941年至1944年一直被德国、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占领。在此期间，部分鞑靼人或主动或被动与法西斯占领当局合作。1944年，苏军重新解放塞瓦斯托波尔后，斯大林以此为由，把全部鞑靼人强行流放到中亚，约46%的被流放者死于饥饿或疾病。1945年，克里米亚改自治共和国为州，行政上仍归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令克里米亚载入史册的当代国际史重要事件，莫过于二战结束时在此举行的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在此会晤，并达成了著名的《雅尔塔协定》。这一国际文件对缓和反法西斯盟国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协调对德日法西斯的作战行动、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此次会议上制定的列强利益分配方针，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构成了“雅尔塔体系”。
赫鲁晓夫“送礼”留下隐患
1954年，为“庆祝”乌克兰的哥萨克人与俄罗斯“结盟”300周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主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称“鉴于克里米亚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上有共同性、地域接近、经济和文化关系密切”，将克里米亚作为“恒久友谊的象征”划归乌克兰。
这一举动在当时看来，也许就是个“肥水不流外人田”或“左口袋进右口袋出”的游戏，毕竟俄罗斯与乌克兰同属苏联。但赫鲁晓夫绝对想不到，30多年后苏联这个牢不可破的联盟会分裂成15个国家，他的一时兴起事实上奠定了克里米亚成为当前乌克兰政治冲突重心的历史根源。
1976年，鞑靼人获得平反，但并未获准重返故土。苏联当局在驱逐鞑靼人的同时，动员和组织大批俄罗斯人移居至此，俄罗斯人开始超过乌克兰人，成为克里米亚半岛最主要的居民。从这时起，鞑靼人在克里米亚总人口中的比例大概在1/4左右。
分离运动的兴衰起落
在苏联当局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指导下的历史书写、记忆书写及象征符号工程，不仅没有消解各民族间的矛盾和分歧、完成“苏联人”的认同构建，相反催生了三种不同的克里米亚认同：对于直至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才得以返回“历史故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而言，十五至十八世纪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克里米亚才是他们唯一的家园；对于俄罗斯人而言，克里米亚先天就是俄罗斯世界的一部分，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沙俄帝国的荣耀，鞑靼人则是金帐汗国统治者的同族，是外来侵略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乌克兰人而言，克里米亚无论从地理还是从文化等角度看，都是乌克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上溯至中世纪的基辅罗斯时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激化了苏联内部被掩盖的种种矛盾，最终导致了苏联的骤然解体。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乌克兰被较为激进的独立主义思潮左右。1990年7月16日，乌克兰议会通过《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发表国家独立宣言，正式宣布脱离苏联。
而克里米亚在此前的1991年1月20日就举行过全民公投，结果在81.4%的合格选票中，有93.3%支持恢复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样一来，克里米亚就成了苏联最后一个成立的自治共和国，也是唯一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采用这种政体的地方主体。
此时，其他原苏联框架内的自治共和国体制正在受苏联解体的牵连，几乎分崩离析，而1944年被斯大林强制迁移至哈萨克斯坦等地的20余万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回归，以及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分离运动的逐渐壮大，都给这个半岛的未来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苏联解体初期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政界、商界、媒体和学术界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克里米亚势必成为冲突之岛。1993年7月，《经济学人》杂志甚至警告，一场围绕克里米亚的持久、剧烈、血腥及可以想见的核纷争或会出现。悲观主义者预测，克里米亚在最坏的情境下将重复南斯拉夫的内战模式。
不同的分析人士列举了诸多正在将克里米亚引入万劫不复前景的因素，其中包括诸民族对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不同诉求、急剧恶化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在乌克兰政治版图中的边缘地位、寻求获得高度自治乃至分离的普遍要求及支撑能力、外部大国尤其是俄罗斯的深刻影响等等。可以说，苏联的解体为克里米亚的认同重塑创造了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也使其自治或分离运动获得了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不同的特征。
很多俄罗斯人至今仍把克里米亚半岛看作“自家地盘”，对赫鲁晓夫昔日的决定耿耿于怀。一些俄罗斯政治家也不时提起将克里米亚重新纳入俄版图的倡议，这进一步刺激了克里米亚内部的分离运动。
1993年7月，俄罗斯议会曾就是否赋予克里米亚的军事要塞塞瓦斯托波尔联邦地位的提案进行表决，结果166票赞成，仅1票反对。此后，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俄政治家在多种场合都表示克里米亚半岛无论如何也不该成为乌克兰领土。
克里米亚的分离运动在1994~1995年逐渐陷入低潮。主要原因在于分离运动内部——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和总统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俄罗斯受制于国内转型的多重困境而无法对克里米亚分离分子予以实质支持。乌克兰当局一以贯之的强大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