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大学社会系教授郑根植认为，韩国人在短期内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却存在“求速成”和潦草马虎的、急功近利的社会病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杜白羽 | 韩国报道

　　“令母亲们悲伤的国家抛弃了他们的子女，大韩民国在哭泣。”韩国舆论和民众，称韩国社会集体遭受了精神创伤。

　　5月19日，朴槿惠总统在青瓦台就“岁月”号沉船事故发表谈话。谈话从道歉开始，以眼泪结束。她宣布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提议制定特别法，解散海洋警察厅。

　　“岁月”号海难以来，从青瓦台到媒体和全社会，韩国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不留情面地深入寻找政府治理能力、公共救援机制、国民素质精神等方方面面的差距与不足，深刻反省。

　　反思“绝对服从长辈或权威”

　　檀园高中从4月23日开始复课，高二年级仅有13人出现在课堂上。他们的300余名同学，仅有70多人获救。书桌、黑板和窗户上的黄丝带，写满了留言，祈求他们平安归来。

　　从海难现场的悲痛回到首尔城市中央。韩流明星宋承宪、金秀贤等纷纷捐款，许多明星停止娱乐宣传活动，引领全社会参与到黄丝带行动中来；熙熙攘攘的购物街、清溪川公园、十字路口，祈盼亲人归来的黄丝带上写满了寄语，随风飘舞。

　　这些黄丝带寄语中，“对不起”最多。在首尔市厅前的灵堂，在前往吊唁遇难者的成年人中，抱歉、无力感和负罪感表现得尤为突出。

　　随着调查的深入，不断暴露出韩国社会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社会中老一代群体的原因，因此他们纷纷抱着“都是我的错”的态度道歉。这起海难让民众对韩国社会深入人心的“绝对服从长辈或权威”教育方式和观念展开反思。

　　在客轮发生严重倾斜后，200多名学生按照船方指令留在客舱，错过逃生黄金时间。而幸存乘客中，不少人因为没有听到、或者无视船方指令，包括一些私自到甲板上抽烟的淘气学生。

　　人们对韩国社会一直以来崇尚的所谓“服从权威”和“担当职责”的观念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服从权威”的观念强调的更多是服从，而不是“担当”。因此，必须严惩相关失职人员，让更多的“权威”们意识到并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

　　亟需安全转型

　　2014年2月17日，庆州海洋度假村体育馆倒塌，在那里举行新生欢迎活动的釜山外国语大学学生等1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有舆论痛切地指出：“看到如此荒唐的事故，韩国安全系统仍然处于落后国家之列。”

　　5月2日，首尔2号线地铁去往蚕室方向的一趟列车在上往十里站撞上一趟停靠在站内的列车，致使238名乘客受伤。调查显示，追尾事故源于一处机械故障。韩国首尔市长朴元淳9日表示，接受追尾事故地铁运营商首尔地铁公司社长张正愚辞职，称“如今重要的是制定紧急计划，把管理真空缩减至最小”。然而19日，首尔南部的军浦市一地铁站发生电绝缘体爆炸，致使车窗玻璃破碎，导致站台上的11名乘客受伤。

　　5月12日上午8时，韩国忠清南道牙山市屯浦面石谷里牙山一栋在建商住楼向一侧倾斜20度以上，面临倒塌危险。索幸楼内无人。经调查发现，倾斜建筑重心偏移，内部墙体龟裂。

　　韩国民众和媒体疾呼，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连从“岁月”号的惨剧上都不能吸取教训？韩国“马马虎虎”、“快点快点”的文化，都不是借口，现在已经到了改革加强安全系统，严厉惩戒安全违规者，使社会向着“安全社会”紧急转型的时候。

　　“岁月”号海难使韩国国民陷入不安，而其他威胁国民生命和安全的危险因素仍然存在。人流密集的培训学校、商业中心和市场等公共场所令人担忧，用来避难的向导、紧急出口和消火栓等安全防备设施也很难让人满意。

　　媒体认为，为防止第二个“岁月”号惨事发生，政府应首先动用所有的行政和民间力量，找出隐藏在全国各地的安全灰色地带，排查隐患，着手解决问题。以国民为中心的、密切贴近生活的国民服务，是建立安全韩国的第一步，也是慰藉国民的途径。

　　三流国家？

　　在近海沉没的“岁月号”，生还率和一百年前在北大西洋茫茫大海中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差不多，这对韩国社会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中央日报》发表题为《韩国是一个“三流国家”》的社论说，一个国家的水准和能力只有在重大灾难时才能得到展现，韩国交出的成绩是不及格，韩国就是一个三流国家。

　　“一个所谓高科技国家，面对大海时只是一个无助与可怜的三流国家”；“在危机时只能拿出三流水平的国家，经济上的一流没有任何意义”---这种“三流国家的耻感”让韩国人认清严重性，形成全民痛定思痛的氛围。

　　“岁月”号事故暴露出韩国社会的“责任感缺失、贪欲和利己主义”，这与韩国人在电视剧电影中表现出的“长幼有序”、人们印象中融合了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温情社会，反差巨大。一个有着红遍全球的《江南Style》、凭借《来自星星的你》成功文化输出的文化创新国，自诩“发达国家”国民的韩国人，对韩流文化十几年扎根的社会文化土壤，产生了疑问与幻灭感。

　　有韩国学者指出，“若想避免落后国才会发生的大型‘人祸’，就必须提高韩国国民的整体素质。”韩国人开始反思海难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首尔大学社会系教授郑根植认为，韩国人在短期内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却存在“求速成”和潦草马虎的、急功近利的社会病。

　　高丽大学教授朴吉声则指出，韩国实现“突击式现代化”，只热衷于目标，而忽略了程序，增长至上主义在韩国根深蒂固。此外，还有三种文化背景导致了社会危机：一是“还好还好”的乐观主义；二是“不要害怕”的冒险主义；三是“老子没事”，主观唯心的自己例外论。

　　朴吉声分析称：“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和冒险主义相结合，再加上自己例外主义，导致藐视安全，促成潜在危机的爆发。”

　　有舆论指出，“岁月”号的悲剧，是暴露韩国社会本色的炸药，学生集体死亡正导致韩国人陷入集体不信任和忧郁症的漩涡中。人们发现，自己熟视无睹的马虎文化、对安全的不重视、“降落伞”人事和根深蒂固“官手党”文化等，居然发展到了导致孩子们死亡的程度，这种自责感太过沉重。

　　《中央日报》发表评论称，韩国此前曾经历过多次危机，从未像这次一样令全社会陷入深深的无力感。

　　新设国家安全处，打造“安心国家”

　　“岁月”号悲剧发生34天后，朴槿惠具体阐述了为实现“安全韩国”而进行的国家改造构想。在5月19日发表的国民谈话中，她宣布解散海洋警察厅，将原本分散到安全行政部、海洋水产部和海警的灾难救助职能，统合到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处，实现一元化救灾领导。

　　舆论指出，在“岁月”号惨祸过程中，海警暴露出的无能和安全行政部隔岸观火的态度，已经不能通过简单的“内部改革”解决，不可避免要对国家灾难系统进行整体改造。青瓦台相关人士表示，这次通过特别措施解散政府组织，史无前例。

　　韩国政府灾难应对体制将向“国家安全处”归拢，打造可以对所有类型的灾难以现场为中心进行应对的体制。

　　朴槿惠表示，国家安全处将广泛收集国民和灾难安全专家的提案来打造安全革新总计划，并推进专家公开录用和循环任职限制等，将之打造为以专家为主的组织。此外，为应对涉及部门分散的航空、能源、化学和通信基础设施等灾难而设置特殊灾难本部。并且，为确保不错失灾难发生后的“黄金时间”，组建“特殊机动救援队”。

　　至此，韩国已在灾难系统改造上迈出第一步，而这还不足以使韩国成为“安心国家”。以后如何运转这一系统才更重要。

　　韩国舆论还指出，是否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处就万事大吉？其他领域是否也存在“岁月”号问题？是否经过严厉的司法处理就能一劳永逸？在后“岁月”号的国家改造时代，韩国各界仍在省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