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斯德洛特的“安全屋”，为了减轻人们的恐惧被画上了艳丽的色彩。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儿童。

巴勒斯坦靠近埃及的拉法口岸。

以色列军方的吊车正在拆除耶路撒冷的一处隔离墙。

　　每个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生活，都无法真正远离这些冲突。新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几名普通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说说他们如何在炮火的阴影中生存与生活。

　　兵役 “等你18岁就没有战争了”

　　每一个以色列人都需要承担起战争的义务。根据以色列法律，年满18岁的以色列公民须服兵役，男孩3年，女孩2年。

　　莫蒂一家都服过兵役，“我在军队里遇到了我的妻子。我大女儿已经结束了服役，但是小女儿现在正在加沙边境。”

　　“义务兵役期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因为你是为祖国服务。当然，基本的生活都是军队负担。但是如果军队需要你的专业，服完义务兵役，就可以加入职业军队，就有工资了。我小女儿是文职军人，服完两年义务兵役之后，军队让她留下来，所以她又延长了一年时间。不我真的很担心她。只有当她三年的兵役服完，我可能才会真正放心。”

　　瑞恩18岁时也按规定应征入伍，加入的是技术兵种。

　　瑞恩有时想，如果没有战争会怎样，他的父母也曾抱有这样的期望，“我们的生活被战争改变很多。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嗨，当你18岁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战争发生了’。一直到17岁的时候，我都还相信这一点，直到入伍后我才发现，原来并没有实现和平。”

　　入伍后不久，瑞恩的一个朋友就在加沙地带遭遇袭击身亡了，他的家距离瑞恩父母家仅仅数米。

　　“但现在我仍然在和我的小女儿说，当你长大了，18岁了，之后就不会有战争了，你就不需要再入伍了。希望真的会实现这一天。”

　　安全屋 躲过炮弹再躲“碎片”

　　“15秒跑到防空洞”，15秒是一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发射到以色列南部城市斯德洛特的时间。这座人口总数约2万5千的小城就坐落在距离加沙地带仅一公里左右的位置。当地政府发放给每家房主2万美元用来“加护”房屋。

　　1991年之后，以色列法规要求每栋新建建筑，都须建民防设施，莫蒂说，他们管这叫“安全屋”，为让防空洞显眼，同时也为缓解人们尤其是孩子们面对空袭的恐惧，很多的“安全屋”被装饰上了色彩绚丽的涂鸦。

　　37岁的生物工程师瑞恩住在特拉维夫，以色列著名的经济中心。和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巴以冲突成了瑞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警报一响起来，他就要停下工作，躲避到安全屋中。

　　2012年巴以再次爆发冲突时，瑞恩小女儿3个月大，当时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在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中，初为人父的瑞恩带着她躲到了安全屋。那段时间里，带着孩子寻找“安全屋”成了瑞恩一家人每天需要面对的常态。

　　瑞恩对新京报记者说，让人们有些心理保障的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能降低直接伤害的可能性。但莫蒂说：“人们可能不会被导弹击中，但是拦截之后掉下来的碎片可能会砸死砸伤人。所以大家等着这些‘碎片雨’下完了，才能出来，然后车也坏了，还要去清理。”

　　瑞恩说：“还好我的女儿小，我和妻子骗她，说防空警报是一场游戏，看谁躲得快。但孩子年纪大了，家长就没有法骗他们。这是当孩子长大后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瑞恩的记忆里，没有小时候父母带他躲避防空洞的记忆，“当时我们并没有面对现在这样的导弹和火箭弹袭击，当时多数是军队间的冲突，很少波及平民。”瑞恩说，但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有些组织利用人肉炸弹在以色列城市中发动恐怖袭击。“那时我很害怕坐公交车。爸爸妈妈不让我去人多的地方，因为没人知道身边的人是否携带着炸药，随时会把自己引爆。”

　　空袭警报 唱着儿歌躲空袭

　　53岁莫蒂·萨尔是以色列阿塔市一家旅游公司的英语导游，他正犯愁愈演愈烈的冲突让很多游客取消了前往以色列旅游。

　　不过，对莫蒂来说，没有火箭弹发射的日子还算挺好。莫蒂说：“约3/4的国土遭到火箭弹的威胁，而我所居住的阿塔市属于另外1/4”，这座距海法仅12公里的西北部小城俨然成为冲突中的“世外桃源”。他的父母和亲戚常会去他家里住几晚，以躲避防空警报不分昼夜的尖叫。

　　“他们来只为了睡几晚安稳觉，在我这呆两天，然后还要回去继续上班”。莫蒂对新京报记者说。

　　“以色列长期的安全训练，让人们养成了每次听到警报，就必须放下一切寻找掩体的习惯。一般有15秒的时间跑到防空洞里。如果在路上开车，附近没防空洞，就要立即停车趴下躲在车旁；如果你在城市里，那就找到最近的建筑，然后迅速找到防空洞跑进去。”莫蒂说。

　　“过去的几十年中，大部分以色列人口每天都过这样的日子。我们的孩子，一直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从幼儿园开始，小孩子一旦听到警报，他们要马上跑进防空洞，而且要大声唱歌。”莫蒂说，唱歌就是为了安抚孩子们的紧张情绪，这是一首希伯来语儿歌，大致是说“让我们立即去，去到安全屋，呆在里面，一定呆在里面。”

　　轰炸 “习惯了就不躲了”

　　24岁的巴勒斯坦留学生阿里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2008年来到北京。

　　记者见到阿里时，他有些憔悴，在此前一天晚上，也就是7月24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加沙一栋被轰炸的建筑，就在他家后面。

　　心急如焚的他赶紧和在加沙的父母联系，但却一直联系不上，直到早上6点，确认父母安全之后，他才稍微安心。

　　即使身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北京，阿里的生活仍然被巴以之间的冲突搅动。

　　几乎从早到晚，他通过网络上的社交媒体来关注被轰炸的房屋，受伤的人，“这个人可能就是你的邻居、亲戚。”

　　阿里的祖辈曾为躲避战祸而迁往加沙地区，如今这里却成为巴以冲突最激烈的区域。这块3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180万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近5000人。对人口如此稠密的地区实施轰炸，殃及平民几乎不可避免。

　　阿里说，有时上着课，轰炸就来了。“刚开始还会躲，不过加沙也没有多少防空洞，能躲到哪里呢？后来习惯了，也就不躲了。”

　　炮火成为加沙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加沙，每一小时都有可能发生巨变”，巴勒斯坦人雷克说。31岁的雷克也是留学生，在长安大学攻读研究智能交通系统的博士学位。

　　“小时候不知道害怕，在外边疯玩也不会担心，”雷克说：“但家里爸爸妈妈们却时刻担心”，而父亲出门买东西的时候，妈妈也时常担心是否能看到他回来。

　　检查点 “出境等了三天不敢睡觉”

　　阿里几天前他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3岁的侄女跟他抱怨，邻居太吵了，“总是在过生日”。阿里这才知道，原来哥哥嫂子怕孩子受冲突影响，骗她说，外边的爆炸是邻居家人过生日放的鞭炮和礼花。“还好一般我们都是大家族。人多，‘生日’可以一直过。”他苦笑着说。

　　阿里每天都要和家里打电话，留学六年，阿里只回家过一次。

　　“我的姥姥、姥爷在约旦河西岸，你知道我们离那里多远吗？”阿里打比方道：“40公里，就是从北航到通州、或者去怀柔的距离，可是20多年来，我没有见过他们。”

　　出远门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是需要运气和体力的事情。

　　高中毕业，阿里申请到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阿里说，留学生算是最容易离开加沙的群体，即便这样，他们也要“碰运气”。“出加沙的时候，我在边境检查点等待了三天。不敢吃饭，不敢睡觉，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出去。”

　　想要离开加沙前往中国，要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埃及，从那里向南行约500米即是埃及的边防检查站。

　　“通常需要提前几天去排队”，雷克介绍，“一次只有几百人能通过。通过检查后，前往埃及，再乘坐国际航班。”雷克说。而回程也是一样，如果口岸被封锁，他就无法回家。

　　“一次，航空公司通知我埃及方面说边界被封，因此不让我搭乘航班。”雷克说，因为没埃及签证，边界被封就意味着他不可能通过埃及进入加沙。没有封锁时，他们抵达埃及后，会被安排在一个房间等候，可能几小时也可能几天。凑够十几个人后，由一辆大巴直接送到埃及和加沙的边防检查站，换乘另一辆大巴直接送到加沙地区。

　　有很多人没有像阿里和雷克一样如愿求学成功，2008年至少700名已考取外国大学的学生由于口岸关闭而无法离开。

　　实际上，即便是在国外，阿里也无法远离冲突。

　　2008年12月28日，阿里来北京过第一个生日。朋友们为他举办了生日派对。但就在前一天，近300巴勒斯坦人在大规模空袭中丧生，“我都快疯了，我没办法再过生日了”，阿里回忆道。

　　联合国学校 两拨人上下午轮流上课

　　在每日的炮火里，加沙的居民仍在努力维持着生计。

　　由于冲突，现在加沙地区每天只有2小时有电，在有限的时间里，人们抓紧时间给手机和电池充电。

　　物资的匮乏也让巴勒斯坦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阿里的父亲在加沙地区一所联合国学校当老师，阿里从小就在这所学校上学，“每周上六天课，三天上午，三天下午”，阿里说，这样安排是因为加沙地区没有那么多学校，“只能一拨人上午上课，另一拨人下午上课。”

　　加沙地区的主要大学有4所，不过由于地区封锁和经济落后，很多人虽然受过高等教育并没有工作机会。大部分人只能待业，领取救济维持生计。

　　巴勒斯坦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各国的援助，数据显示，2011年的国际援助有8.49亿美元，但这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450多万人口来说远远不够。此次冲突以来，加沙地带唯一的货物口岸就关闭了，这意味着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无法进入加沙。

　　加沙地区也仅有寥寥几个“医院”，但这些医院并不具备手术能力。口岸不开，伤患没有办法到外边求医。雷克说，他罹患癌症的父亲因此得不到治疗。说到这里，雷克陷在沙发里好一会儿，扭过头去，拭去了眼里的泪水。雷克说，小时候父亲常说，和平很快就会来到。“但我会长大，会发现现实，我会问他问题：为什么我们出不去？为什么想买的东西买不到？”

　　新京报记者 韩旭阳 高美

(原标题：他们在巴勒斯坦 以色列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