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雷阵雨刚停，空气中弥漫着青草与泥土的气味。台中傍山的一栋民宅， 83岁陈琼枝在厨房里，打包着中午剩下的烤鱼，准备晚上再热 着吃；90岁的丈夫蔡城林坐在院子的凉椅上，享受初夏的难得舒爽。

他穿着那件破了又补的短裤及白汗衫，女儿买来的新衣、新球鞋还静静躺在柜子里，“等旧的坏了再穿”；儿子请的打扫阿姨也被蔡城林辞了，“没多大的空间，何必这么浪费”；他还刚退掉一年三千台币(约600元人民币)的报纸订阅，说自己眼睛不好，报纸那么大一份，没看完可惜。

为了这些“省过头”的小事，小女儿纯娟念了他们好多次，没用。

在蔡城林眼里，简单、安定就是“hok-khì”，他用闽南语说着“福气”时，嗓音洪亮、灰色的眼睛瞇成一条细线。仿佛过去的90年，每一天都像今天这么平静如水。

去广岛

1926年，蔡城林出生在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台南东石郡布袋庄。那是一个紧靠台湾海峡的小镇，闽式三合院散落其间。

蔡城林对新浪说，日本殖民台湾时，大力实行“皇民化运动”，强迫说日语、穿和服、废汉姓改日本名、甚至加入“志愿军”等，希望把台湾打造成日本“南进基地”。

“我记得（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时候，学校都有发礼物，小孩好欢喜。” 蔡城林的夫人陈琼枝在一旁补充。 “老师（当时）说（日本）要把整个中国吞下来！日本的野心好大阿！”

“（日本）看不起我们，台湾人只被压死死，”蔡城林接过妻子的话头，边说边摇头，“顺从的台湾人有机会过平安的‘二等公民’生活，但反抗者被称为‘土匪’，往往是死路一条。”

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数据显示，日本殖民台湾的50年间，有近40万台湾民众遭屠杀，雾社事件、西来庵事件、噍吧哖、云林大屠杀…许多台湾 地名背后，都曾有台湾民众反抗日本侵略的悲壮往事。

殖民地的人民，为了生存和生活，不得不向殖民者妥协。小儿子蔡正熙说，父亲对日本的心情是复杂的。

教育是台湾民众唯一翻身的机会，但日本人从学校就开始分化阶层。早期，有专属日本人的“小学校”、台湾人的“公学校”、还有原住民 的“番学校”。在中高等教育方面，对台湾人有更多限制，台湾人要比日本人考更高的分数才有机会入学，且不鼓励学习政治、法律等人文学科。

于是，蔡城林想到当医生。1942年，靠着父亲在鱼塭工作以及四处借来的钱，他搭船前往广岛，希望改变在台湾的低人一等。

当时刚16岁的蔡城林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将让自己的人生，与一场举世浩劫紧密相连。

一道闪光

1945年8月6日，晴，蔡城林到广岛的第三个年头，原本是普通的一天。

但早上8点15分以后，几乎所有广岛人都会用同一个词来形容那一天：一道闪光。

原子弹落下时，蔡城林正在广岛港边的兵工厂上班。因为节节战败，日本政府发动全国动员令，高年级的学生都被调往工厂帮忙。

蔡城林记得很清楚，那天早晨晴空万里。上班途中，他看见几架飞机在空中盘旋。空袭警报响了几次，但城里人不当一回事。因为自从美军 逼近日本本土后、飞机编队便在广岛上空飞来飞去，仅在邻近的军港吴市轰炸。

“美军未曾在居民区投下炸弹，市民对一架飞机并不怕，没人躲入防空壕，照常工作。” 蔡城林对新浪说。

但8月6日早上8点15分，爆炸声紧接着闪光，工厂悬挂的电灯泡剎那间爆炸，蔡城林所在的木造工厂倒塌。“当时我想，爆声这么大一定很近，完了……”

那是美国对日本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核弹在市中心相生桥上方爆炸，迅即以一道巨大的冲击波、近4000摄氏度的高温，席卷周 边12平方公里的范围。35万居民中有7万人当场死亡、7万人受伤、整座城里近7成的建筑物被摧毁。

安静的广岛，瞬间成了人间炼狱。

人间地狱

蔡城林所在的工厂距离爆炸地点大约六公里远，倒塌在他身上的木材让他幸运躲过辐射波的冲击，只受了一点擦伤。

蔡城林对新浪说，拼命爬出来后，他发现漫天蒙蒙尘埃，市中心一片火海。

“就只是光线这样闪一下，怎么会这样？”回忆起70年前的那场浩劫，蔡城林突然举起拳头，张开五指，向新浪比划着。“我当时想，不跑 不行了。”

蔡城林说，他往附近的宇品港跑去，那里是平时防空演习的集散地，在市中心的南边。一路上，看到其他的伤者，他意识到情况不寻常。

“路上有许多受轻伤、重伤者，大家都在跑。受伤情形与上军事教育课所教的状况不同，无骨折、也无大裂伤，我感到很不寻常。只听到一声爆炸，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受伤？而且伤口如蒸熟地瓜被剥皮似的，有的脸部、有的上身、有的腿部，有的前胸、有的后背，哀号惨叫。”

“惨不忍睹，战争实在太惨忍了。”蔡城林摇着头，声音有些颤抖，“好不容易到达避难地的伤者，没多久也都死了。”

蔡城林说，当时他跑过一所女子中学，运动场上许多女学生坐在地上喊“爸爸妈妈老师……一片哀号。原子弹爆炸时，是学生早晨朝会时间，无遮蔽的运动场受到直接冲击，女生的黑裙子被炸破，下半身灼伤严重，再受福射线照射，再加上强烈太阳曝晒。

“她们喊叫‘拜托拜托，给我扶起来！’‘给我水’。我往城里走，一片火海烧得高温，到处都在冒烟。这样的惨状，以人间的活地狱来形容真不为过……”

对于核爆炸后的惨状，蔡城林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经过马路，到处都在烧，火焰冲天，想走过去都困难。火烧地带非常高温，平生未曾听过也未曾看过，根本无此常识，尤其无人救火任其延烧，火势猛烈太可怕了……整个市区任其燃烧，一星期后还在冒烟。记得下午就有医疗队来急救，但只是给受伤者敷药，并吩咐不要给水喝，一喝很快就死亡，要受伤者忍耐。偏偏受伤者无法忍难，拼命哀叫：“拜托，给我一点水喝……”。

在爆炸中幸存的人，也被一种神秘的疾病击倒，他们身上长出紫色的浓疮、呕吐、掉发、流鼻血…这是典型的急性放射能症，最终，在广岛受到辐射中毒、及因其他并发症死亡的人数将近20万。

广岛核爆三天后，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这两场核轰炸，让数十万日本民众成为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也终使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

“嚣张无落魄久”

“嚣张无落魄久，”蔡城林这么形容他看到的战后日本。

短短几周，19岁的蔡城林见证了爆炸的死伤、日本投降、大批美军进驻、审判战犯、以及战后日本社会的各种乱象……他打包行李、带着在爆炸中身亡的同乡骨灰赴东京，希望找台湾同乡会帮忙，向日本要求战胜国国民优惠待遇，回到台湾。

等待期间，蔡城林在横滨军港打工赚取生活费。彼时横滨军港已成了美军专用，军舰、运输船、港口都飘扬着美国国旗。运输舰靠岸，开启后门，战车、大卡车、吉普车，一部部开出来，一箱箱的货物、补给从船舰上吊下来，再装上卡车运走。

蔡城林说，他在美军营区看到日本孩子，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向美兵求乞面包、牛奶糖和罐头，“那副可怜相不禁让人感叹，日本人也会尝到这种滋味！”

蔡城林说，他刚到日本时，台湾、韩国留学生都不敢在公共场合说母语，“怕被日本人轻视是殖民国二等公民”、“支那人”；但战后，三五成群，不仅大声交谈，还喜欢配戴“国徽”，一见到就知道同胞，互相亲热交谈。

公共交通中，还有“战胜国国民专用车厢”，乘车免费，空间宽敞；日本人则被迫挤在一起，老弱妇孺带着行李，硬挤到车厢的门口。甚至因为满载，车里人开始大喊：“日本人请下车！”

“亲眼看到这些事，感触很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败战罪有应得。但战后的结果若是冤冤相报，只会让人类的本性暴露无遗。” 蔡城林说。

迟到60年的补偿

1945年底，20岁的蔡城林带着同乡的骨灰回到台湾。除了拿到日本学历，他身上还多了一个“被爆者”的印记，即可能被核辐射影响的人。

核爆发生六十年后的2005年，日本政府开始让非日本籍的“被爆者”申请赔偿。这些受害者经过身分确认后，每月可领取33000日元（约1650元人民币）的医疗补助。截至2012年，持有被爆者手册的人数约有21万人，其中韩国登记者超过两千人，台湾只有不到15位。

日本的志愿者律师团曾多次来台湾寻找这些受害者，也找到了蔡城林。

“父亲始终不愿意申请，”蔡正熙对新浪说。“父亲可能觉得钱能留给更需要的人，他拿会感觉不踏实”。

1945年底回到台湾后，蔡城林曾担心辐射造成后遗症，所幸结婚后，五个孩子都顺利长大，如今儿孙满堂。目前，蔡城林他与妻子陈琼枝居住在台中山区，远离尘嚣，过着简朴的退休生活。

无法安静的历史

尽管蔡城林的生活已经重归平静，但围绕70年前的那场战争，争论却依旧没有停止。安倍政府模糊、甚至倒退的历史观，引发东亚、乃至全球范围内批评声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邀请各国领导人赴广岛和长崎访问的提议，也难得到国际社会的谅解。

在与蔡城林谈到如今日本政府的历史观，以及东亚围绕历史问题的纷扰时，这位已90岁的老人静默许久，然后摇摇头，“这样不好，人们应该从历史中学习，不要乱。”

“和平才是最重要的，战争没有人胜利。”蔡城林用爬满皱纹、但十分厚实的手掌拍着腿，对新浪说。

文/新浪国际 唐家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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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四月底，华盛顿特区的樱花刚落，街道旁马上挂满红白相间的日本国旗，迎接安倍晋三的到访。

安倍高调来访、白宫铺张迎接、美日两国签订新版《防卫合作指针》、美国国会更首度邀请日本领导人在参众两院联 席会议厅发表演讲。按美国官员的说法，这是见证 “昔日对手和解的可能。”

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美日情谊升温，安倍走入美国国会，以“迈向希望同盟”为题发表历史性演说。他单手抚胸，向二战时身亡的所有美国 士兵致哀，并表示“内心深深地忏悔”，随后，他邀请两位嘉宾起立——一位是硫磺岛战役的幸存美国老兵斯诺登、另一位是日本军官后裔新藤义孝——接受全场鼓掌致意。

“这不就是历史的奇迹吗？昔日的对手成为今日心灵交融的朋友。”作为二战后出生、曾在美国留学的新一代日本领导人，安倍选择全程英语演讲。他的英语并不标准、但显然在演讲上做足功课，抑扬顿挫、换气、抬头，点缀着每一段细心雕琢的演讲。

观众席里另一头，94岁的美国老兵泰尼戴着挂满徽章的军帽，与太太贝蒂静静看着。他旁边，还有特地从韩国飞来的87岁慰安妇李容洙，安倍的 表现，并未得到两位经历二战苦难的老人的认可。

“安倍哀悼亡魂、大谈日本的未来，这是好事。” 泰尼对新浪说，“但如果不正视历史，要怎么走向未来呢？”

泰尼在二战时成为日本战俘，是“巴丹死亡行军”事件的幸存者。他与妻子受邀到华盛顿见证安倍的国会演讲，稍晚还会参加日本使馆的晚宴。

泰尼很清楚安倍所代表的日本保守势力，事实上，他早在2013年12月就代表战俘团体发表声明，谴责了参拜靖国神社的安倍。“我要的不是道歉这个词、不是赔偿，而是日本政府能承认这些发生过的坏事。”泰尼说，在安倍的内阁成员中，有许多人否认二战的暴行、对虐待战俘、慰安妇、甚至731部队的人体化学武器实验刻意避谈，这些行为是“可耻的”。

“对我来说，否认历史比什么都痛，这像是指着我的脸骂：你是个骗子。”泰尼瞪大了眼，“我期望安倍在这个历史时刻表态、公开谴责这些修正主义，可惜他没做到。”

死亡行军

安倍国会演说后的隔天早晨，新浪在华盛顿一个非营利组织会议室再次与泰尼及他的妻子贝蒂见面。他们一前一后拄着拐杖进门。

采访开始前，泰尼要了一杯温开水，从胸口掏出一把彩色药丸，利落地吞下去。 “开始吧！”他说起话来中气十足。

泰尼说自己热爱生命，若说战俘近四年的折磨学到什么，就是不断设立目标，达成了这一个、再往下一站前进。因此，即使行动不便、渐聋渐盲，他跟太太还是决定自费，从西岸的圣地亚哥飞来。“这是我的责任”，他说，“年老的二战战俘们越来越多的死去，我有义务到这里见证，为他们要求历史的正义。”

战争改变了泰尼的一切。

1940年，这位充满爱国情怀的芝加哥青年被战时宣传深深吸引，“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为国出力”。怀抱着这样的信念，他放弃小有成就的生意、自愿加入国民警卫队，计划在服役期满后，再进入大学读书，或者继续干老本行。

1941年，泰尼所属的第192坦克营B连，被派驻至菲律宾。出发之前，泰尼与第一任妻子劳拉结婚。带着劳拉的小照片，他和一群二十出头的美国青年抵达亚洲、驻扎、训练，“整个队伍都很兴奋”他说大伙儿苦中作乐，白天幻想着自己正在一个热带夏令营，晚上就想着心上人，编织着返乡之后的美国梦。

但这一切在当年12月7日凌晨破灭。日军偷袭珍珠港，又在次日早晨轰炸泰尼部队所驻扎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日本扬言55天拿下菲律宾。麦克阿瑟制定了固守待援的战略，希望为国内的出兵准备争取时间。但最终，美军在坚守四个多月、耗尽弹药及粮食后，宣布投降。

超过6万名菲律宾士兵及1万5千名美军士兵成为日军战俘。1942年4月9日，对泰尼而言，“是噩梦的开始。”

日军强迫这群投降士兵在几近无食无水的情况下，以走路方式前往100公里外的战俘营，沿路遭日军虐待、屠杀，最终只有6万人走到终点，生者在战俘集中营继续遭受虐待，两个月内又死了近3万人。历史上把这次死亡行军与新加坡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并称为日本在二战期间制造的远东三大暴行。

从早上6：30，走到晚上8点，不允许休息，动不动地抽打。“有个日本兵骂我的鼻子难看，就一枪杆打过来”，泰尼指着自己的脸，“我鼻子歪了、满脸是血、牙也掉了几颗， 几个日本兵咧开嘴大笑，频频点头，他们很满足，因为从我们身上获得了足够的优越感。”

长时间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难以形容，泰尼说自己强撑到第三天，胃因为未进食而绞痛，喉咙刺痛、舌头沾满了泥沙，胳膊和腿不听使唤。他接近昏厥，只能靠意志撑着把左腿迈到右腿前面，再把右腿迈到左腿前面，两腿带动着身子往前挪。“我告诉自己，走到前面那棵树就好，走到了，我再设定下一个目标，比如坚持到下个转弯、走到前面那头水牛。”

日兵暴行

炎热潮湿的天气下，许多士兵得了疟疾，残留在衣裤上的便溺逐渐发酵，队伍中混杂着各种令人窒息的恶臭。

“哈依库！哈依库！”（快点！快点！）泰尼模仿着日本兵的音调，那是他至今仍回荡在脑中的声音。这些故事他绝对说过不下千遍，但每次讲起来仍激动不已。“有些人撑不住走得慢，就被刺刀插死；有些人到水坑喝水，日本兵也举起刺刀刺死。”

日本的翻译在多个场合反复辱骂战俘，“你们比狗都低贱！任何一个日本士兵觉得有必要教训你的时候，都可以揍你。我们叫你休息才能休息、让你喝水才能喝。”

“沿路都是尸体。”在泰尼脑海中，日军的暴行难以磨灭。他记得在行军的第五天，一个疟疾非常严重的士兵，因为高烧举步维艰。日兵一枪托把他砸倒在地，并喊身边的两个战俘在路边挖坑。等挖到一英尺深的时候，又命令他们把这名生病的士兵抬到坑里活埋。这两个战俘摇着头，说他们不能那样做。

日本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两个挖坑的战俘中的大块头打死了，然后又从队列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把大块头也埋了。泰尼说，生病的战俘被丢进坑里还没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凄厉地叫喊着。

“这是你无法想象的行为，而且日本兵特别喜欢在众人关注下虐待战俘，他们会命令我们停下来观看、更把路过的菲律宾人拦下来强迫观看，男人、女人、小孩无一例外。”

“我浑身发抖，一直想呕吐，但吐不出来。”泰尼说，接下来的日子，他见证着一幕幕肆意的杀戮、数百次斩首，身首异处的恐怖瞬间至今仍在脑中回放。每当日本兵的刀落下，他的心就揪紧，浑身抽搐。“我不能相信，砍头竟然是日军的娱乐方式。不过我下决心活下去。我必须活下来告诉全世界：日军对我们这些战俘做过些什么。”

几十年来，泰尼花了很多功夫研究日本战争罪行并得出结论：这类虐待战俘行为是被当时日本政府允许的。泰尼说，1904年日本颁布的军规明确规定“应该尊重战俘，善待战俘，不得以残暴的非人道的方式对待战俘。”但他遇到的日本军队，却对战俘恣意杀虐。

“押解我们的日本兵情绪高昂，昔日的敌人就在他们的刺刀底下，伸手可及。他们的武士道精神极端膨胀，日本的这种古老的战争哲学认为，投降者是懦夫，一个军人在面对投降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切腹自杀。” 泰尼在回忆录中写道。

三年劳役

泰尼在经历了死亡行军及战俘折磨后，被运到在福岛县大牟田市三井三池煤矿进行强制劳动。他每天在黑暗的矿坑中工作12小时，没有任何护具、食物也不足，他的体重从近90公斤暴降到45公斤，还染上尘肺病。有些战俘为了逃避痛苦的劳动，用自残的方式打断自己的手骨，换得几天休假。这样黑暗的劳役生活，持续三年。

1945年8月9日早晨，泰尼向矿坑东南方35英里外望去，他看见一朵蘑菇状的巨型云朵，从长崎市上空散开。

那是美军对日本投下的第二颗原子弹，日本在六天后宣布投降。“战争结束了！”他熬过了上千个饱受折磨的日子，“我还活着。”他内心激动地呐喊，当时泰尼只有25岁。

返乡的几年并不好过，泰尼发现他的心灵寄托、妻子劳拉因为误收了死讯，而改嫁他人。心碎的泰尼深受创伤症候群（PTSD）的折磨，几乎身体的每一处都留有战时受伤的痕迹，亲历的暴行以及生活的不顺让他充满恨意，他还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失败婚姻。“每当我不如意、生气时，就觉得这一切都是日本的错。”

泰尼常与其他幸存弟兄们咒骂着那群可恶的“JAPS”，那几年，背叛和恨意纠结着他的人生。

迟到的道歉

离婚后，泰尼黯然离开家乡。他凭着南加大的金融及保险博士学位，进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教。1960年，他与当时的秘书、现任妻子贝蒂结婚，共同抚养两个儿子。

他说，贝蒂带他看到真正的快乐，“我意识到如果自己一直充满仇恨，表明我还被禁锢在战俘营里。”

恢复生活正轨后，泰尼开始了另一项工作：要求日本政府为其战争罪行道歉、赔偿。”

贝蒂与家人们支持泰尼的选择，并协助泰尼四处奔走，搜集战俘索赔的各类资料。除了对日本政府提出要求，泰尼还希望获得三井矿山公司的道歉，但该公司后来解散、重组为三井集团，并否认负有任何法律或历史责任。

1995年，泰尼出版巴丹死亡行军回忆录，同年，他发现日本政府有一个推广战后和平的组织，邀请二战战俘回到日本进行“和解之旅”，但名单上只有英国、荷兰与澳洲。泰尼于是持续号召美国战俘自救团体，通过写信给州参议员、日本驻美大使及美国驻日大使等方式，向日本政府表达抗议，施加压力。

2010年9月，泰尼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响应，他受邀与其他5位美国战俘及家属一起，参与第一批美国战俘的“和解之旅”。“当我们走进日本外务省的一个会议室，许多媒体守在旁边，日本外相冈田克也严肃地起立、双手贴着大腿。我感觉到某些不寻常的事正要发生了。”泰尼说。

“各位遭受了非人道的对待，饱尝艰辛。我代表日本政府表示诚挚的道歉。”冈田面向这群老兵，这是泰尼首次得到日本官方的正式道歉。

“我震惊了，那一刻，一个新的日本，在我的眼前打开。”那趟旅程，泰尼带着太太回到曾被劳役的矿坑、集中营、以及东京、京都。“我遇到很多很善良而好客的人。但当我说着自己的经历，才意识到原来这些日本青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日本内阁一位官员私下跟我解释，日本家庭不希望年轻的一辈对家庭成员感到耻辱，所以避谈战事。”泰尼说。

泰尼回忆，好多场演讲后，有年轻人激动地走向他，说“泰尼教授，我为我祖父辈曾带给你的暴行道歉。”“我拥抱了他，告诉他不需要道歉。” 泰尼说，他的内心早已没有愤怒。“我只是希望世界知道，幸存战俘的感受与经历。也要让我的子辈和孙辈知道，战争有多么可怕。以及我们这些人为了捍卫自由，曾付出多么沉痛的代价。”

“我感觉和解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与检验。”这条和解之路，泰尼已经走了70年。泰尼促成的美日和解之旅如今已是第五届。

2015年4月底，94岁的泰尼与60岁的日本首相安倍在华盛顿的晚宴见面。“他走到餐桌前跟我握手，礼数周到、握手很有力。”泰尼回忆。但时间有限，泰尼通过翻译只对安倍说了一句，“美日情谊得来不易，请你充分珍惜。”

文/新浪国际 唐家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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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德国纳粹的一员，他既是战犯嫌疑犯，又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70年的漫长岁月，并没有洗脱他在二战期间的犯罪嫌疑。

93岁纳粹疑犯走上审判台

2015年4月21日，奥斯卡·格罗宁慢吞吞的走进德国北部小城吕内堡的法院里。他已经93岁高龄，却依然要出庭面对共谋谋杀的指控。格罗宁被指控在1944年夏天的两个月时间里，“协同他人”谋杀了奥斯威辛集中营30多万犹太人。

70年过去了，很多人、甚至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遇害者的亲属，都已经忘记了格罗宁的名字，但有一群人，却始终不能让70年前的罪恶消失在时间长河中，他们要将纳粹战犯绳之以法。这一执着于历史的团体，便是德国“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将93岁的格罗宁推上法庭的，也正是这个机构。

5月，新浪联系到德国“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负责人——第一检察官托马斯。

托马斯并未经历过二战，但他每天的工作，却和70年前的二战紧密相连。

“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是德国政府一个特殊机构，位于路德维希堡，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全部来自德国。

从1958年至今，该机构一直致力于搜集纳粹犯罪证据，并把纳粹疑犯送上法庭，它们成为德国政府最特别的部门之一。

执着于历史的检察官们

“办公室的职员大多数都是和我一样的检察官，还有一些运营人员。”托马斯对新浪说：“中央办公室是政府机构，1958年由德国司法部批 准成立，财政是由政府支持的。对证据的搜集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对纳粹疑犯的审判必须由国家检察官来进行。当然，我们的检察官们和其他检察官不太一样，我们只参与和纳粹疑犯相关的案子。”

对于半个多世纪未止的“追逃”，托马斯说。这是一种国家的行为，“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是政府的司法机构，我们并不是个人或 一个（民间）团体。我们的工作代表了政府对审判纳粹罪犯的态度。”

托马斯说，“办公室”的检察官们帮助政府搜集纳粹犯罪证据，并协助法院对纳粹罪犯提出公诉。

“我们在国外搜集大量有关纳粹罪行的资料，然后评估和筛选这些资料。之后我们对这些资料来源地进行核实，确认哪一份罪行资料相对应的罪犯还没有被审判，同时确定具体负责的检察官，接下来就开始公诉流程。”

托马斯说，“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也会和外国搜集纳粹罪行的组织合作，特别是美国的HRSP（Human Rights and Special Prosecutions Section）和OSI（Office for Special Investigations）。”

在过去近60年的时间里，像托马斯这样的检察官，一代接一代去完成“与历史较劲”的工作。除了负责搜集纳粹罪行证据，联合德国各地检 察机关对疑犯提起诉讼，他们还承担了纳粹战争罪行的调查研究工作。

55年 7555场审判

从1958年12月1日正式运行到2013年12月31日为止，“中央办公室”已经参与了7555场审判，并完成了7522起案件，仍有33起案件仍在进行之中 。

为了让每一名纳粹罪犯最终都受到法律的制裁。从1958年起，该机构的检察官们累计搜集到117062个证据，建 立了1711771条索引，积累大约558300张照片。最为著名的成就是：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曾在20世纪60年代推动了奥斯维辛审判，审判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此外，由于 2009年纳粹集中营前警卫德米扬鲁克被判有罪，这一判例推动了司法机构重新启动了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前警卫的调查工作。这才有了现今这起对奥斯卡·格罗宁的审判。

德国纳粹在欧洲曾犯下累累罪行，但德国人通过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整个欧洲的谅解。这不仅有勃兰特震撼世界的一跪，更有像托马斯这样的司法人员，对过去的错误问责的不懈执着。

二战结束后，虽然众多纳粹头目已经被审判，但仍有一些“纳粹”潜逃出走。这些人中有职位较高的军官，也有普通士兵，他们有的逃到国外，销声匿迹。

目前，托马斯正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极力寻找这些纳粹战犯，力争用最短的时间开始审判进程。

二战已过去了70年，在逃的纳粹战犯都已到了耄耋之年，真正能被送上法庭的少之又少。倘若审判拖延，这些疑犯离世，那一切都将毫无意 义。

托马斯希望，对奥斯卡·格鲁宁的审判并不是最后一例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不让任何一名战犯逍遥法外

对纳粹战犯的跨世纪问罪，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誉。但这些疑犯都已经是老人，对老人的“不依不饶”，也让检察官们受到一些批评和指责。

托马斯告诉新浪，这些批评和指责多来自于纳粹疑犯的亲人和朋友。“近些年受到一些指责是肯定的。因为二战结束已经70年，这些纳粹疑 犯平均年龄已经超过90岁，其中有些人的家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曾参加过纳粹党，并在工作之中做了很多灭绝人寰的事。另外，有些疑犯的身体情况根本无法承受诉讼过程中的舟车劳顿，所以我们会在法律的基础上对可以出庭的疑犯提起公诉。”

当然，对于托马斯和他们的同事而言，疑犯家属的不理解甚至嫉恨并非最大的挑战。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时间。

由于时间流逝及证人的相继离世，找证据变得越来越困难。

托马斯说：“我们需要的信息和资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在中央办公室建立初期的1958年，二战结束只有十几年，我们可以搜集到大量的纳粹犯罪证据。而时至今日，二战结束已经过去70年，很多地方已经物是人非，这对于我们的搜集工作来说是个很大的困难。”但托马斯说，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搜集到一些证据，这其中少不了外国组织的帮助。如约翰-德米扬鲁克的案件，此人曾在纳粹占领时期，在波兰境内的索比布尔集中营杀害了2.8万名犹太人。二战结束后，德米扬鲁克移民到了美国。但60多年过去后，他最终被“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的检察官们找到，诉上法庭。在美国方面的协助下，2011年，德米扬鲁克最终在慕尼黑被判处五年徒刑。”

战争已经结束70年，但托马斯的工作还将继续。

“接下来的几年应该是案件比较多的几年，因为我们已经加快了搜集证据和提出公诉的速度。我们不会放任任何一个在二战中犯下罪行的纳粹士兵逍遥法外，这一直是我们的目标。”托马斯对新浪说。

文/新浪国际 王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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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民，这是我应履行的神圣职责。”伊戈尔-斯文佐夫对新浪说。

伊戈尔曾是一名俄罗斯战地记者，1997年退伍后，他搬到了大诺夫哥罗德，在当地报社和电视台工作。13年前，他被邀请到一家能源公司，负责新闻业务。

今天，让他们入土为安

除了公司职员，45岁的伊戈尔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也就是他说的“神圣职责”——大诺夫哥罗德“山谷”搜索探险队新闻秘书。“山谷”是一个负责找寻二战时期苏军失踪人员的公共组织。三年前，因为对二战历史的浓厚兴趣，以及对搜寻工作的敬意，伊戈尔决定加入“山谷”。

伊戈尔已为人父，有两个孩子，最大的伊万八岁，妹妹波林只有三岁半，“家庭和（搜寻）工作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伊戈尔说，他爱好不多，偶尔摆弄摆弄和军事历史相关的东西。不过，在“山谷”的三年里，他将探险队过去的工作和发生的事都用笔记录下来，如今，已出版了3本书。

有媒体对他的“兼职”工作感兴趣，伊戈尔显得很开心，“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他的声音中透着坚定和自信，“我祖父参加了二战，在1944年的一场战斗中牺牲了。他被埋在了诺夫哥罗德州西边普斯科夫州的一个车站附近，那里埋了许多烈士。”

1941年7月9日至1944年7月23日，德军占领了普斯科夫。当这里被解放时，市内94%的建筑被摧毁，共有29万人丧生。

而在这三年里，诺夫哥罗德州的两条主要战线（沃尔霍夫战线和西北战线）牺牲更多，85万苏军士兵牺牲，但最终在军事墓地下葬的却只有43万。“我们必须找到他们，并向他们致以最后的军礼。他们曾保护我们免受侵略，今天，我们要让他们入土为安。”

寻找，只为帮助他人

苏联时期，搜寻二战失踪人员的工作在战后就开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搜寻活动被冠以“卫国战争烈士纪念劳动日”的名称，每年举行两次，一次是4月中旬到5月9日前后，还有一次被安排在8月下旬至9月中旬，“这样的安排与我们这里的气候和（森林及沼泽）地形有关”，伊戈尔向新浪解释。

“山谷”搜索探险队已经成立27年。它已成为俄罗斯搜索协会中规模最大的队伍，有超过1000名志愿者、近50个分队。但对比绵延500多公里、覆盖了11个市区的搜索范围，仅靠这些人手显然任务艰巨。

对搜索工作而言，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要知道哪些地区容易找到遗体或遗物。“我们一般会从当地居民的故事、曾出版的回忆录，以及地方 和私人博物馆的档案中找寻相关信息，然后进行探索性调查。在“山谷”网站和社交软件上，网友们还可以留下他们所知的信息。作为新闻秘书，伊戈尔经常会用自己的VK账号（俄 罗斯社交软件）对需要帮助的人的留言进行回复。

一旦开始启动搜寻工作，也就意味着“苦日子”要来了。“我们在丛林、沼泽中，一待就是两星期”，伊戈尔说，“期间睡帐篷，吃饭就架 火烤点啥……反正别想过舒舒服服的那种生活了。”

搜寻过程中，每人每天至少要在崎岖复杂的地形中搜寻10公里，扛着铁锹随时准备挖坑。“铁锹挖完后就得上手了，需要让土一点点从指缝 中滑过，尽量不错过一点细微的发现”。也有人在挖掘时需要处理上百公斤的炮弹和地雷碎片。

“大家是志愿者，没什么岗前培训，新手们多跟有经验的人学学就可以了。”27年里，“山谷”的志愿者们找到了超过11万阵亡士兵的遗体，其中2万名被确认了身份，“毕竟70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变得很困难。”

即使志愿者们利用假期无偿工作，但探险队还是要面对花销的问题，“诺夫哥罗德地区有专门支持搜寻‘祖国烈士’的项目，我们可以从这 部分预算中获得一些资金。过去，我们也曾向社会募捐。现在，国家也在帮助我们”，伊戈尔告诉新浪，“山谷”探险队连续两年获得了总统普京颁发的奖金，“这样我们就可以购买和维修设备了。”

对伊戈尔来说，能最终确定遗体的身份是最完美的结局。“最好能找到印有名字的勋章，这对确定身份，并找到其在世的家人非常有利。 至于找到的那些私人物品，我们会全部交给家属。有时候还能发现坦克或者飞机，根据法律，所有在土地中找到的东西都归国家所有，因此我们什么都也不会留下。”

伊戈尔说，他团队里的志愿者不仅搜寻遗骸，还帮助找寻其亲人。战后，牺牲者的遗孀和家属可以获得抚恤金，但如果士兵被列入失踪者，亲人就拿不到钱。因此，除了找遗体，志愿者们也帮助寻找遗体或遗物所有者的亲人。战后，许多家庭因为失去家庭支柱生活困难，一笔抚恤金对他们意义重大。

苏联是过去，历史未终结

“我们正在寻找的每一个士兵，他们身后都背负着一个家庭的命运。”伊戈尔说，在搜寻过程中，他们有很多“难忘的经历”。2013年，他们找到一位年轻护士的遗体，发现了她的姓名，找到了她的亲人。“他们从特维尔州赶来，告诉我们根据姑娘的书信，她在前线曾有一位未婚夫并肩战斗。我们查阅档案，发现20年前有人就在女护士不远处找到了这个年轻人的遗体。”

半个多世纪以后，这对战火中的情侣再次团聚：姑娘的亲人为他们立了一块石碑，两人的名字紧紧相依。

战争已经过去70年，苏联也已经成为过去，但对那个时代“为苏联而战”阵亡士兵的遗属而言，历史并未终结。许多人仍想知道祖辈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在哪里牺牲、埋葬在哪里……因此，除了忙于俄罗斯境内的搜索工作，“山谷”探险队还同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搜索队展开合作。

“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加里宁格勒，志愿者的数量已有2万多。我们欢迎每一个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一起找寻在战斗中献身的英雄们的记忆。”伊戈尔说。

文/新浪国际 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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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还是“事件”？

1937年12月13日，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应当铭记的一天。

这天，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在随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日军的暴行给这座古都带来了永久性的伤痛。中国人都熟知，这里的暴行指的是杀戮、强奸。

但每每触及历史细节，还是让人不寒而栗……

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暴行，包括活埋、肢解、烧死、冻死和被犬咬死等。张纯如曾说，“这样一个惊骇的事件，在亚洲以外的世界里并没有像原子弹在日本爆炸，或犹太人大屠杀那样引起广泛关注。在美国，知道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对这段历史没有明确认识的，还包括不少日本人。在如今的日本，南京大屠杀并不是在媒体和教科书里常见的字眼。在大部分日本媒体的新闻报道里，这段历史被称为“南京事件”。一些右翼政客、右翼媒体，比如石原慎太郎、《产经新闻》等，甚至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

石原曾声称，“人们说日本人在那里（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破坏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谎言。”

《产经新闻》则在今年推出一系列报道，费劲心力找到一些所谓的日军“证言”，妄图否定那段罪行，其中甚至有“证言”称，日军在入城后“不许碰女人一个指头”。

在日本学术界，对于南京大屠杀有多种“研究主张”，这些主张最重要的分野标准，即为“南京事件”到底导致了多少平民遇难。

这其中，有“十余万人”派、“二十万以上”派、“数万人”派、“数百数千”派，甚至还有完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学者，如筑波大学教授中川 八洋、拓殖大学前教授田中正明等。新浪注意到，这些否认大屠杀的学者，几乎全是右翼分子。

对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右翼学者，日本学术界也有一个群体，他们从上个世纪中后叶开始，便与前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井上久士就是其 中之一。

“人在历史面前应谦恭”

井上久士，65岁，日本骏河台大学法学部教授，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日本“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会员。

“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成立于1984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刚30出头的井上久士开始着手研究南京大屠杀，至今已持续了30多年。

“我最初的研究课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情况，并不是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后来由于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外交问题，我才开始相关研究。”井上久士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曾谈到他关注南京大屠杀的原因。

井上属于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学者中最接近支持“30万遇难者”的一派。

“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由关心历史教育问题的历史学者、记者以及律师组成，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及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便是其中著名的两位学者。作为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两人长期致力于日军侵华历史研究。21世纪初，洞富雄和藤原彰先后去世。

井上比洞富雄小44岁，比藤原小38岁，基本是作为“下一代”继承了两名学者的研究。井上曾说，洞富雄和藤原彰都是研究会的发起人，为南京大屠杀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井上还参与了洞富雄与藤原彰考证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著作：《考量南京事件》与《去南京大屠杀现场》的编撰工作。

1999年，49岁的井上已成为“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骨干力量。面对当时日本学界和舆论界越来越多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论调，他协同研究会的其他学者，共同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13个谎言》一书。书中对“否认派”的论调，如“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是伪造的”、“大屠杀是中国人策划出的计谋”等一一进行了批判。

井上说，目前日本虽然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并不是多，但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学者里，同意他观点的学者不少，“研究嘛，有不同的观点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我希望（学者们）根据实证深化自己的研究。”井上对新浪表示，他在研究过程中，除了日本图书馆和文件馆资料，还会参考中国方面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井上说，经过日本学术界的研究，已经无法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对那些大屠杀否认派，他只能表示“遗憾”。

“否认南京大屠杀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就好比否认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一样，”井上说，如果有人说广岛和长崎没遭到过原子弹袭击，那当然谁都不会相信。

在多年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井上并没有受到多少外部的压力，如右翼分子的骚扰等，但他说，仍有不少人反对他的观点和主张。更让井上感到忧虑的是，现在的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多多少少存在否定的态度。

“我认为，无论处于何种立场，人都应在历史事实面前表现得谦恭，一味掩盖过去犯下的错误始终不是好事。”

别让年轻人淡忘历史

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奖得主埃利-维瑟尔曾说，“忘记一场大屠杀等于再次的屠杀。”

现如今，这段历史正变得越来越遥远，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少。

当年轻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度越来越稀薄时，通过媒体的报道强化历史认知，还原历史真相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此，井上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曾表示，日本媒体应当为日本国民历史认识的扭曲承担责任。他说，媒体在历史问题上报道缺失，对华报道有失客观、只关注中国的反日游行和负面新闻，这些都潜移默化影响着日本国民。

井上告诉新浪，他在骏河台大学给学生上历史课时发现，对包括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实，很多学生竟是第一次知道。

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就任日本首相后，日本的历史教育也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明春开始使用的中学教科书审定结果，30多年前让井上担心的问题再次出现：

在本次教科书审定中，社会类教科书大幅删减了关于慰安妇的内容，甚至修改南京大屠杀平民遇害措辞，由“杀害”改为“波及”。

井上说，作为（负责任的）日本人，应该将正确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观记录下来，影响其他人，并传给下一代。

“由于近年来网络普及和学校教育的各种问题，有不少年轻人受到了右翼思想的影响，认为南京大屠杀根本是被捏造出来的。我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希望通过学校教育、学者、媒体等的努力，将更准确的历史事实告诉年轻人。”

铭记历史是中日共同任务

1984年，井上久士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来华频繁。这期间，他也成为中国人向日本政府就历史问题讨说法、求赔偿的坚定支持者。

目前，在进行研究教学工作的同时，井上还是日本民间组织“中国战争受害者支持会”运营委员长，以及“平顶山事件朝向胜利实施委员会”委员长。

多次来华，这位已年过花甲的学者亲眼目睹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旧的不断消失，新的事物层出不穷。但在井上心中，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历史。

井上说，与日本面临的问题一样，年轻人容易淡忘历史，“中国年轻一代的成长，也必然伴随着对历史了解程度的降低。希望中国也能将正确的历史事实传给下一代。”

“新历史谈话应有道歉”

今年8月15日、日本战败70周年当天，安倍将发表的新历史谈话，对此，井上提出了“四点期望”。 他对新浪说，安倍应明确提及“侵略战争”和“殖民地支配”的历史事实，之后是道歉。

“为了不重蹈覆辙，应该明确指出日本过去发动的战争是一场错误战争，更应该向亚洲各国人民道歉、谢罪。”井上说。

文/新浪国际 张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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