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新宿歌舞伎町步行只需15分钟的大久保，被中国人和韩国人“占领”在日本是个人尽皆知的事情。在这里不会说日语，靠着中文或者朝鲜语一样能活得自由自在。这个区域里的很多人就是以这种“在华人圈埋头苦干，到回国也不会一句外语”的状态在日本混迹了很多年。

东京没有像神户和横滨专门辟一条“唐人街”，但大久保区域内的华人和韩国人保有率比在籍的日本人还多，已经成了东京名副其实的“唐人街”，也是和歌舞伎町齐名的治安口碑没这么好的区域。在日本，所谓的治安不好，并不是指抢劫、强奸之类的恶性案发率高，顶多也就是路面上不三不四的社会青年（在日语里叫“不良”），站街的莺莺燕燕（靠近歌舞伎町嘛，想也想得到）、怪蜀黍怪爷爷类的色狼出现比例多些，但只要不主动招惹的话，基本上人家也不会来搞路人。

几年前，小妞（化名）从国内一所高校毕业后，眼见帝都求职前景堪忧，便在北京报了个日语启蒙班，糊弄了两个月之后，通过中介办来了日本留学。语言学校大多开在外籍人士集中的区域，像池袋、上野。中介给小妞找的语言学校，老板是个中国人，办学之外，精明的中国老板还租赁集体宿舍给初来乍到的留学生。

用小妞的说法，基本一套一个准，刚来的时候六神无主，恨不得别人帮你一条龙全部搞定，不用自己动脑筋，所以班上的同学几乎都住进了学校推荐的宿舍。

住进去了才发现上当，房间小的只有四五个平方还要住两个人（上下铺），每天不是踩着衣服进房间就是踩着人进房间。一层六个房间，12个人公用一个厕所和厨房，拉粑粑都不敢坐马桶盖，没便秘的都活生生地搞出了便秘，洗个澡更是排队排到花儿都谢了，房租还比市场价高出三分之一。

等慢慢熟悉之后，小妞便搬出了学校推荐的宿舍，自己和同学另租了房子，不过由于学校和打工的地方很近，所以第二个住处也还是在这个嘈杂的地方。

上午睡觉，下午上课，晚上偶尔打打工，小妞整整一年半的生活轨迹，简单的一句话字即可概括。

小妞来自山东，80后，独生女。海边长大的女娃，胸怀广阔，心宽体胖（不过小妞说主要是由于家族遗传），北方女汉子的大气与生俱来。我和她相识于东京回北京的国航班机上，我欢天喜地地回来度假，她咬牙切齿地回来分手。三个半小时的行程，她一直在问我“他为什么不选我？”

我答不上来，唯有扯些乱七八糟的理由安慰她。

在北京读日语启蒙班的两个月里，小妞和班上的一个男生忙里偷闲好上了。男生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国内高校，现在做资产管理。学日语是因为公司很快就要将他外派到位于北海道的一个日本分公司。这样一个闪闪发亮的金领落在眼前，小妞动心也不足为奇。两人迅速打得火热，如胶似漆，男生跟着小妞回老家见了小妞父母，小妞也跟着男生准备见准公婆。

堪比韩剧狗血情节的峰回路转，就发生在准备见准公婆的前两天。男生的前女友（小妞这么形容这个女的身份，但我估计人家一直是正牌女友，是男生故意隐瞒了事实）打电话来说怀孕了。准公婆觉得事态严重，这个时候不能以家长立场接见小妞了，到底谁才是媳妇还说不准呢。就把小妞晾在了青岛，死活不露面，更不许儿子带着小妞上门。几天之后小妞只得讪讪回了北京，并按照既定的留学计划，先行来了日本。

据男生事后的解释，前女友是他的高中同学，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前女友高中毕业后去了R国，一直读到金融博士，并加入了R国国籍。先在R国干了一段时间投行，后来被挖到了H城投行。这些年两人聚少离多，感情也就淡了，虽然没有正式讲过分手，但男生觉得差不多也就是分手了。

至于孩子，男生只承认去H城出差时的确有和前女友见面，但吃饭的时候喝醉了，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和前女友滚过床单。

先来日本的小妞一开始和尚在北京处理公事和私事手尾的男生还蛮频繁地联系。但男生一直哼哼唧唧，给不出一个痛快话，只说“别问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而那边厢，前女友放话，不管男方要不要，这孩子她生定了，别说一个，十个孩子她都养得起。还打越洋电话来骂小妞，说小妞缠着男生是害他，妨碍他的前程。男生只有和自己结合，才能在投行圈夫妻互益，强强联合。

男生具体什么时候来日本的，并没有告诉小妞，到了日本之后，也没有见小妞一面，就直奔公司在北海道的分公司履职去了。得知男友已经到了日本却没来看看自己的时候，小妞已经隐隐有感觉，她输了。

这之后的大半年，男生甚少联系小妞，既不表态分手，也不说前女友那边解决得怎么样了。而小妞也矜持着女汉子的自尊，哪怕再万爪挠心也忍着不主动联系男生。

男生离开北海道回到北京总部时，同样没有通知小妞。

通过朋友才知道男生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离开了日本的小妞，彻底死心了。同在日本，却未曾相见，其实男生心里已经有选择了。

于是便有了我们在机场“邂逅”的一幕，她花了一个月打工的工资，专程飞回北京和男生分手。他扭扭捏捏说不出来的话，小妞觉得不如由她来说，至少名义上还是自己甩掉他。

小妞说这一年，她过得太揪心了。被一个渣男搞得心神不宁的，书没读进去，打工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认真干。小妞报考了日本W大学研究生，不过A试没考上，目前正在等待B试。如果B试也没考上，就意味着她必须再读一年语言学校。

这一年，和父母关系也疏远了不少，每次爸妈要求视频，小妞都没什么耐心，随便敷衍两句就挂了，特别是爸妈问起男生和她的事情时。

前两天，小妞打电话和我说，渣男给她发了封邮件，说公司派他去美国商学院学习一年，女儿出生后，他最终妥协和前女友结了婚。现在一家人都在美国，以后也准备就留在美国不回来了。

小妞在电话尾声，狠狠地飙了句脏话：“*他妈的，丫就是一人渣。”，尽显山东妞之豪爽本色。 最近，小妞又换了打工的店，找了家开到凌晨5点的中华料理店，还是当服务员。夜间工赚得要多一些。因为刚换的工作，所以元旦虽然日本放7天长假，但小妞说不好意思跟店里请假，就不回国了。而今年春节比较早，1月底的话，日本的学校还没有开始春假，显然也没办法回国过年了。

还处于失恋伤痛中的小妞有空也会在社交网络上找陌生人聊天，有的时候也会和网友见面。说起明年的愿望，小妞说她只想两件事，一是能够通过W大学研究生的B试，另一个就是开始新的恋情来尽快忘记渣男。

现实永远比电影残酷，其实你我都很清楚，北京遇不到西雅图，东京也没有文佳佳。

文/新浪驻日本观察员 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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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正荣教授温和儒雅，俄罗斯文学是其主要研究方向。

2010年，李教授来莫斯科开会，那也是他第一次来俄罗斯。李教授一个人拖着行李箱，从机场直奔图拉，去拜访托尔斯泰的庄园。到了火车站，初来乍到的他摸不着头脑，找不到售票处。旁边热情的俄罗斯人围上来，得知他要去图拉后，拎起行李说“跟我走”。到了火车跟前，陌生的俄罗斯人将李教授带到列车员处，问他要了2000卢布提行李费，列车员又要了2000卢布车票钱。200多公里的路，火车开了三个小时就到了。这是李教授在俄罗斯吃的第一个亏。

“虽然在火车站被骗了，这第一次来还是印象很好，没有遇上传说中的警察敲诈。”李教授笑眯眯地说。次年，李教授又来莫斯科做了一次会议访问。到了2012年1月，李教授来到俄罗斯人文大学孔子学院，开始了他常驻俄罗斯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算来已有近两年光景。今年，俄罗斯人文大学孔子学院被评选为国际优秀孔子学院，这与李教授的工作密不可分。

“总会遇上在国内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

李教授曾在香港和日本京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将香港、京都和莫斯科这三个城市一比较，李教授感受到了明显的差距。提起在俄罗斯的生活，李正荣无奈地说道：“在俄罗斯生活，总是会遇上在国内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

在俄罗斯生活有诸多不便，李正荣首先提到的是住宿问题。“俄方提供的住宿条件太差。”李教授开门见山地说道。学校一开始分配给李教授的是学生宿舍，六平方米的单人间，厕所、浴室和厨房都是一层楼公用的，这让五十多岁的李教授感到十分不方便。在高峰时间洗澡和上厕所必然成问题，“洗澡时间能错开，但上厕所可就太不方便了。”住了半年后，李正荣向学校提出要更换宿舍，未果。

到此，李教授的多舛的的住宿经历才刚开了个头。“如果我在生活中没有出什么事儿的话，恐怕学校还不会给我调换宿舍。”李正荣说道。他起初想在外租房，但莫斯科房价非常高，租一套房子少说几万卢布，多则能达到十几万卢布。 正巧，他的一位俄罗斯学生要去中国交流，40多平米的房子空了出来，以较低的价格租给了李教授。这样，李教授终于有了一处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的落脚之地。

遭遇入室盗窃 房东淡定表示“俄罗斯常有”

有了这样一套租房，再加上学校的六平方米小间，李教授两头跑，下课较晚的时候就在学校休息，平时回条件较好的租住房，日子过得舒适了不少，唯一不足的是租房所在的地方环境处于车站与市场附近，治安较乱。就这样到了2012年年底，有一天李教授在学校过夜，等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家里的门锁被撬开了，屋内被洗劫一空。

说起被盗的物品，李正荣既懊恼又有些忧伤，有些物品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是对家乡的寄托，更有对亲人的挂念：“我的手表、相机、IBM的笔记本电脑都被偷了。我在莫斯科有两个手表，一个莫斯科时间，一个北京时间，回到家戴的就是北京时间的手表。不是非常名贵的手表，但很有纪念意义，在日本买的，不贵，戴了很长时间。就那个东西他们也拿走了，实际上又不值钱，唉。还有我的桌子上放着两个给女儿买的铜质长颈鹿摆件，花了3000卢布，到现在都再没有看到过一模一样的，也给拿走了。这是什么小偷儿，什么都拿！” 房东的崭新电视、烧水杯，孔子学院买的电饭锅，都给偷走了。

李正荣打电话给房东告知此事，房东小伙子十分惋惜，抱怨邻居冷淡，又表示“这是俄罗斯常有的事”。报警之后，警察前来办案，却是笑眯眯的，像是根本不将此事放在心上。折腾了两个小时，警察离开，一年过去了也没有结果。遭遇了这样大的不愉快，李教授却还是比较乐观的：“刚开始很懊恼，之后又感觉比较幸运。幸好我不在家，如果在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经历了这样的事之后，李教授再次向学校提出要更换宿舍，学校最终同意分给他一间条件较好的宿舍间。

“一个人的胃最爱国”

在李正荣看来，身在俄罗斯最麻烦的三件事就是住宿、饮食和与俄罗斯人的交往。刚开始对俄罗斯菜还感觉比较新鲜，经常买一些面包、奶酪、色拉、酸奶油品尝。到了第二年开始“不知怎么的，就一点儿都不想吃了”。天天要自己做饭，买菜也不像在国内那么方便，况且就那么几样，西红柿、洋葱、胡萝卜、土豆，吃成了一个大问题。李正荣感慨“无论到了哪儿，一个人的胃是最爱国的。”莫斯科也有中国市场，但市场人员混杂，再加上不时有警方封锁搜查之类的事情，所以李教授一次也没去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

而李正荣对俄罗斯人的感情也十分复杂：“俄罗斯人吧，你不能说他们不好，但是要让我说他们好呢，又实在不愿意。”在他看来，以前中苏友好时期的那种深厚感情已经没有了，现在很难和俄罗斯人交朋友，而且在莫斯科，“整个城市人的脸上没有笑容”，普遍对陌生人和外来人比较冷漠。

“待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还有更多地方要去”

尽管细数了这两年来遭遇的种种不便，但一提到生活在莫斯科的好处，李正荣丝毫不吝惜自己对俄罗斯的深厚感情。“要说莫斯科的好，当然有很多，尤其对我们这样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人来说，这里有许多在国内根本接触不到的东西。”在李教授看来，莫斯科的文化生活独具魅力。随处可见的作家故居、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街道、雕像和纪念碑等是莫斯科的一笔宝贵财富。同时，音乐会与芭蕾票价低廉，演出水平高，李教授晚上下课的空闲时间就会去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转转，看看有什么演出，这样的文化氛围是莫斯科非常吸引人的一点。

李正荣喜欢一个人出城去兜兜转转。他不仅去莫斯科周边的城市，也去过俄罗斯南方、伏尔加沿岸，甚至去了七次圣彼得堡。“自己走，一路上能感受到很多东西，能走进历史里去。”对李教授来说，生活在莫斯科，能触摸到俄罗斯政治、社会和学术上的变化与风向，能更好地理解俄罗斯。短期旅游仅仅是游览景点而已，而这样一段长时间的生活让人能亲身经历俄罗斯作家经历过的一切。书里读到过的，都能看得到，都会在眼前出现。“待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还有更多地方值得去。这就是让我愿意在莫斯科生活，能够吸引我们，并忍受生活中的那么多不方便的原因。以后再次写作俄罗斯文学史，感受将会大不一样。”

问起想家与否，李教授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想家！当然想。女儿小，尤其想念女儿。”如今通讯发达，李正荣经常通过即时通讯工具与家人联系，在此同时他还保持着一种更传统的联系方式：写信。“俄罗斯邮政虽然慢，但我还没碰上过寄丢的情况。家人收到信也总是很高兴。” 李教授的新年愿望非常朴实：“希望能在莫斯科多走一些，再多看看、多感受一些俄罗斯。”完成常驻任务的同时，他也不忘家人：“明年还要回家两次，一方面是开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家人不要分开太长时间。”

文/新浪驻俄罗斯观察员 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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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与理发师岳灵（化名）相识于西伦敦一个英国传统的理发店里。还记得第一次与她见面时，她正经历着人生一次重大的抉择，是留是走让她纠结了很久。最后，她决定趁年轻搏一回。无论是什么结果，她都乐于接受，绝不抱怨。也是在几年前的那次采访中，记者认识了这个身高不足1米6，长相甜美的南方女孩。

再次见到岳灵，她已经没有了当时的焦虑。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她从兜里拿出几张5镑、10镑、20镑的票子说：“你看这是今天的小费，还不少吧？”她的嘴角上扬，看得出她今天心情不错。由于她为人和善，理发技术不错，顾客总爱找她理发、聊天。“尤其是快过圣诞了，我的老顾客们过来理发，都会比平时给我更多小费。有几位60、70岁的老奶奶特意给我送来了圣诞贺卡。”她往理发台上指了一下。

“在英国，圣诞比春节更有意思些。春节那天常常要工作，几乎没机会过。我还要打第二份，春节期间，餐馆向来很忙的。但有些英国顾客也会用很蹩脚的广东话跟我说‘恭喜发财’。”

“打算回家过年吗？”当听到这个问题时，岳灵的喉咙稍动了一下，她双眼望向门外似乎在想什么。沉默了几秒了之后，她说：“明年吧，争取明年底回去，好好陪陪爸妈。不再来了，也来不了了……”

距离09年回国与家人过春节，已有近5年没有回去了。那一年，是岳灵人生最艰难的一年。也是在那一次踏出了从北京回伦敦的机舱，她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她成为了别人口中的“黑人”。

刚下飞机的岳灵正兴致勃勃地邀请伦敦的朋友们第二天去她家里畅聊时，英国海关将她无情地拦在了境外。当时持学生签证的她过海关时，被意外地问了若干问题。“你在哪里上学？”“学的是什么专业？”“你在哪里住？”“从你的住所到学校要坐几路车？”“你每天交通将花费多少时间？”“你期末考试都考了哪些题？”……

当这些问题一个又一个向岳灵“抛”来时，她懵了。前几个问题还能自如回答，后几个越来越让她手足无措。她知道她再解释下去只能越来越“露馅”，她向海关承认了自己很少去上课的事实。

英国海关也不是吃素的，“现在你只有一个选择，坐飞机回去。就像那个人一样。”好在岳灵在理发店上班时，口语练得很溜。再三央求和解释下，工作人员扔给她一份厚厚的资料，对她说：“你的护照我留着，出去后把这份材料填好，如果一切属实，并材料齐全，我们会将护照还给你的。”

就这样，被关在海关3个多小时的岳灵再次走上了英国这片土地。当天晚上，岳灵一夜没睡，一群中国朋友们陪她聊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岳灵去到伦敦唐人街给她办理签证的维珍律师事务所。一上楼岳灵就傻眼了，当时事务所大门被封了，门口留着一张条，上面写着“该办事处已遭关闭，里面所有文件都将交给内政部croydon办事处”。原来岳灵早被英国海关“盯上”了。后来有人告诉她：“维珍法律事务所被封那天，一群伦敦警员直奔事务所办公地点，带走了办公室里的所有工作人员，并查收了大量文件和电脑。”

“完了，完了。彻底没戏了。如果我就这样回去，岂不会被亲戚朋友笑话死。”这是岳灵的第一反应。随后，她又去了多家律师楼咨询自己的情况，上诉胜算有多大。大家就像商量好了一样，这个问题很复杂，几乎没有胜算。

认真思考了一个星期，岳灵终于做出了人生最大且最难的决定——“黑”下来。也就是那次，岳灵对记者说：“如果不被移民局抓走，赚几年钱我就走。”刚开始的那半年，岳灵的压力很大，“我时常会做噩梦，梦见有人踢开我的房门把我抓走，送上飞机。”她也打听过，等回国时，机场海关工作人员会归还她的护照，并盖上一个戳“十年不能入境英国” 。

4年多过去了，岳灵很顺利没有一次被移民局刁难，她的心理障碍也渐渐消失了。“黑”下来的第三年，她才鼓足了勇气告诉国内的父母。因为每当爸妈让她回国过年时，她无法再瞒下去了。岳灵回忆说：“电话那头的老爸一下就哭了。老爸在我心里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他不为任何事情流泪，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我强忍着安慰他。”挂掉电话后，岳灵狠狠地扇了自己两耳光，发誓在30岁那年回去好好陪他们。

“明年我就30岁了。时间过得真快。这几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存款目标。挣够十万就回去给爸妈养老。”岳灵说。“快了，快达到目标了。明年一定能回去。”岳灵一边吃着中午剩的三明治，一边跟记者聊天。因为一会儿她要赶去另外的地方打工。“三明治能饱吗？”“我先垫垫，中午有个阿姨来烫头发，耽误了饭点儿，顾客给买的。一会儿去餐馆打工，收工后还有一顿呢。”岳灵说得很轻松。

“你真的想好了吗？明年回去了可就来不了了。”记者有些不敢问这个问题。岳灵想了一会儿，“人总是贪心的，在这里快10年了，这里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有一大帮朋友；但国内我的家人更让我牵挂。我一天不回去，他们就一天不能放心。我决定了，2014年一定回家。我现在拼命挣钱也是为了回国。怕一时回去找不到好工作，这些存款不至于给爸妈增添负担。要是能用这钱做点小生意更好。我已经开始让国内的朋友帮忙打听了，看看什么生意更能赚钱。”说着岳灵踏上了去饭店的公交车。

文/陈甲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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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父母很支持我在海外的工作，但每每听到‘父母在不远游’这句话还会在内心有一些愧疚。”

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法国站记者，蔡菲菲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异常充实：针对法国每天发生在各个领域的重要新闻事件作出判断、选择，向国内发回及时准确的报道；对在法国发生的重要涉华事件，第一时间前往现场了解情况，采访相关人士；亲临中法两国间在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的重大活动和赛事，并对其进行报道。

2013年是她驻外工作的第一年。提起进驻巴黎的第一天，她清楚地记得是1月27号。巧合的是，明年交接工作的日期也是1月27号。年关将至，一年的工作也将画上圆满的句号。 “希望能赶在年三十前回家过年。”电话那头的她长舒了口气。

驻外工作是一场充电学习

提起这一年在法国的工作，蔡菲菲直言“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的”。2013年法国各个领域里的新闻事件层出不穷，几乎每个月都有新闻热点，而她作为记者的工作，就是及时报道并跟进新闻事件的进展。“马肉丑闻”、“法军出兵马里”、“预算部长因拥有海外账户而下台”、“法国通过同性婚姻法案”、“法国政府支持出兵叙利亚”、“环法自行车大赛”、“法国退休制度改革”、“征收富人税”等等，“感觉法国人民一年到头都没闲着。”蔡菲菲打趣道。她不用翻看每月的“发稿统计”就一口气数出了这一堆活动，是因为每一个活动都是她亲身参与、用心记录报道下来的。

记者不单单是记录者，因为工作原因也是行者。2013年，蔡菲菲每个月都有出差报道的工作：我国海军军舰抵达土伦军港、5月的戛纳电影节、7月的“阿维尼翁国际戏剧节”、9月的首个华人在欧洲委员会举办画展、11月的里昂灯光节，还有12月刚刚在波尔多“大河酒庄”报道中国富豪坠机事故等等。“中法建交50周年前夕，两国间的互相关注度、双边各领域的交流愈来愈密切，我们报道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因此每个月大量、密集的工作日程和需要及时地充电学习让我很充实地度过这难忘的2013年。”蔡菲菲这样总结自己这即将过去的一年。

戛纳新闻发布会中媒记者提问第一人

被问及这一年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她首推今年5月两赴戛纳报道电影节的工作。“单是作为一个电影爱好者来说，第一次有机会来到戛纳，见到许多中外电影明星，都会很高兴。”她不无兴奋地坦言道。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值得庆贺的一届：贾樟柯凭借自编自导的故事片《天注定》获得“最佳编剧奖”，同时也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包括评委会主席斯皮尔伯格及评委李安在内的圈内人的肯定。

戛纳电影节闭幕式的新闻发布会上，聚集了大批各国媒体。然而现场提问的多是美、法记者，众多中国媒体竟无一人提问，反而统统变身狂热影迷，忙不迭地拿着相机给偶像拍照。带着采访任务而去的蔡菲菲，打破中国媒体无人提问的尴尬局面，成为第一个向评委会主席斯皮尔伯格发问的中国记者。

她当时用英语提了两个问题：1. 评委会主席如何看待贾樟柯的新作及其获奖原因；2. 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及其发展走向。“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是事先在脑海中成形很久了的，只待现场采访时表达出来。”作为主流媒体记者，蔡菲菲的提问适时而恰当，而斯皮尔伯格在回答时不仅赞扬了贾樟柯团队的创作实力，也对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扮演的角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北京人在巴黎

提起与法国及巴黎的渊源，蔡菲菲回忆道，“在国内读研期间专业是教育方向，08年1月至7月参加学校交换项目，在里昂高师度过了半年的学习生活。09年毕业后进入媒体工作，13年1月27号被国际广播电台派驻巴黎，开始了任期3年的驻外工作。”

对于巴黎这座令人心驰神往的城市，蔡菲菲言辞之间充满了溢美之情：“巴黎太美了！我经常独自步行游巴黎，这一年基本逛遍了巴黎2、3圈大大小小的名胜古迹。乘地铁的话会错过很多景色，步行是欣赏这个城市最好的方式。”谈及被无数生活在此的中国人所诟病的巴黎治安问题，蔡菲菲说：“我觉得小偷们还是看人下手的，最容易成为他们目标的是游客打扮的人，长居在这里的人还没那么危险。”

在巴黎的北京妮子，问她想家吗，她迅速回答“想啊，天天都想！”今年4月，蔡菲菲独自在异国度过了自己的30岁生日。她在生日前一天就开始心潮澎湃：而立之年，对她而言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进入一个崭新阶段。那天除了父母短信电话发来的祝福，她没告诉任何人自己生日的消息。像往常一样8点起床连线国内、写稿，买了份甜点，一个人低调度过。

这次回家过年，她有一个月的假期。“大部分时间肯定是用来陪父母，新一年里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他们健康平安。”当问到她眼中最有年味儿的元素时，她想也不想地迅速作答：“饺子！老妈包的饺子！还有冰糖葫芦，一定要新鲜的那种，热热的糖稀裹上去……啧啧！”北京大妞在巴黎，最想念的就是地道的中餐。“哎对，还有那个习大大去吃了的庆丰包子！”电话那头传来她爽朗的笑声。记者职业习惯使然，她开着玩笑的同时就又“报道”了一条新闻。

文/黎文宇 @巴黎八卦新闻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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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的中国人”这样一个标签，很容易让人想到大型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商人，小贩，甚至劳工这些长期以来在非洲打拼的中国面孔，而随着中非交往的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中国青年以不同形式参与到了这样一段日益紧密的人员交往中，为这段双边关系注入新鲜活力。

在艾滋病志愿者，汉语教师，商业实习生等等工作中，一份在联合国非洲办公室的工作恐怕是一份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又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的工作岗位，而一名叫做陈皓的25岁女生，就是在联合国环境署总部内罗毕办公室工作了快两年的一名来自中国的新闻官。

对于她来说，春节期间回不了家早已成为习惯，而过年回家的路似乎早已不局限在这短短的几天节庆日里。“远游在外，春节是内心对亲情的牵挂达到最高峰的一个时期，”她说。“但是对于远游的子女来说，也许每一次回家都能算得上过年。”

工作在非洲并不是陈皓第一次离家，她的本科有三年时间是在英国完成的，在英国连续三年，加上在非洲工作的两年，她已五年没有回家过年。而早从刚到英国的第一刻开始，回家过年就成了她心中一直的期许，也是她开始成长的第一步。

“在英国读书的那三年，我总开口跟父母说希望回去过年，但是开明的父母却劝阻我，希望我留在英国，要么努力享受生活，要么努力打工锻炼自己，尽量圆满自己在外上学的各种体验，”她说到。

她觉得现在每次回家，都是一个难得的跟父母团聚和分享成长，分享亲情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从家人身上汲取精神能量，而且也能暂时离开自己长期生活的某一个地方，然后转过身来安静的审视自己。

“近几年回家，都会默默观察总是扮演金刚角色的父母的身体是否硬朗，或者我不在的时候他们都在找什么乐子，”她说。“这样的日子其实也是充满了遗憾，我依然记得读书的最后一年，爷爷去世我却无法在他身边陪他最后一程，对我而言，这是记忆中永远的遗憾。”

对于一个从英国受过高等教育并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女孩儿来说，选择非洲似乎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举动，然而她却认为非洲是一块被外界误解和忽视了的土地，整个大陆的智慧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并不缺乏，但却是单纯的，被现在的文明的狭隘眼光视若无物。

“毕业回国之后我在联合国环境署的北京办公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成功协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之后，位于肯尼亚内罗毕总部的一名环境署高级司长邀请我进入总部的新闻司工作，我带着对非洲的向往和之前毕业论文中国对非政策的一些积累，毫不犹豫的踏上了征途，”她说。

春节期间，实际上也是联合国里的正常工作日，陈皓只能根据正常的上下班时间，独自度过春节。而最近，她最忙碌的，就是帮助环境署在下一年进一步联系关于如何制止象牙和其他野生动物制品走私的合作。

“不久前广东省销毁大量走私象牙制品的行动受到了国际上一致好评，而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一直有的，现在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公众能意识，并参与到抵制非法象牙的行动中去，” 她说。

在非洲的一年多工作时间中，她成功的和同事们一起，将李冰冰作为环境署的亲善大使带到了非洲，参与到了反对偷猎，抵制非法象牙交易的行动中。

“李冰冰来考察非法象牙偷猎议题时，我们带着她到草原上实地探索，她坚持要自己开一辆Land Cruiser。她出了一头汗，但还是兴奋的大叫着，笑着，对着镜头流露出了那几天我看到的最真实的情感：她哽咽着说，来到了非洲，看着这样真实存在的世界和无私奉献的大自然，美的让我想流泪，”她说。

而正是这次考察，让李冰冰在回国后更加积极的利用自己的影响，投入到了新一轮的公共行动中，而陈皓也通过这此旅途，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要利用好自己作为新鲜中国人和新鲜环境署血液的资本，在未来踏踏实实与合作伙伴再接再厉，做好反对非法象牙贸易的攻坚战。

而对于下一年自己的个人愿望，她说自己已经来非洲一年多了，而对自己牵肠挂肚的父母却还没有机会到非洲领略过这里的风情，她想在今年找个机会带着爸妈和表妹，来看看这片对于她来说如黄金般的大陆。

“人这一生最深处的核心永远是感情，我们每个人都在情感世界里做出一份尝试和努力。虽然不能回家过年，但是我会尽力让自己的亲人们能有机会够分享我的快乐和感动，表妹今年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北外和上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让她出来开始观察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也许以后会有机会和我一样，为这个我们一直敬畏和依赖的土地，做些什么，”她说。

文/李连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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