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雷阵雨刚停，空气中弥漫着青草与泥土的气味。台中傍山的一栋民宅， 83岁陈琼枝在厨房里，打包着中午剩下的烤鱼，准备晚上再热 着吃；90岁的丈夫蔡城林坐在院子的凉椅上，享受初夏的难得舒爽。

蔡城林（左）

　　他穿着那件破了又补的短裤及白汗衫，女儿买来的新衣、新球鞋还静静躺在柜子里，“等旧的坏了再穿”；儿子请的打扫阿姨也被蔡城林辞了，“没多大的空间，何必这么浪费”；他还刚退掉一年三千台币(约600元人民币)的报纸订阅，说自己眼睛不好，报纸那么大一份，没看完可惜。

　　为了这些“省过头”的小事，小女儿纯娟念了他们好多次，没用。

　　在蔡城林眼里，简单、安定就是“hok-khì”，他用闽南语说着“福气”时，嗓音洪亮、灰色的眼睛瞇成一条细线。仿佛过去的90年，每一天都像今天这么平静如水。

去广岛

　　1926年，蔡城林出生在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台南东石郡布袋庄。那是一个紧靠台湾海峡的小镇，闽式三合院散落其间。

　　蔡城林对新浪说，日本殖民台湾时，大力实行“皇民化运动”，强迫说日语、穿和服、废汉姓改日本名、甚至加入“志愿军”等，希望把台湾打造成日本“南进基地”。

　　“我记得(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时候，学校都有发礼物，小孩好欢喜。” 蔡城林的夫人陈琼枝在一旁补充。 “老师(当时)说(日本)要把整个中国吞下来！日本的野心好大阿！”

　　“(日本)看不起我们，台湾人只被压死死，”蔡城林接过妻子的话头，边说边摇头，“顺从的台湾人有机会过平安的‘二等公民’生活，但反抗者被称为‘土匪’，往往是死路一条。”

　　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数据显示，日本殖民台湾的50年间，有近40万台湾民众遭屠杀，雾社事件、西来庵事件、噍吧哖、云林大屠杀…许多台湾 地名背后，都曾有台湾民众反抗日本侵略的悲壮往事。

　　殖民地的人民，为了生存和生活，不得不向殖民者妥协。小儿子蔡正熙说，父亲对日本的心情是复杂的。

　　教育是台湾民众唯一翻身的机会，但日本人从学校就开始分化阶层。早期，有专属日本人的“小学校”、台湾人的“公学校”、还有原住民 的“番学校”。在中高等教育方面，对台湾人有更多限制，台湾人要比日本人考更高的分数才有机会入学，且不鼓励学习政治、法律等人文学科。

　　于是，蔡城林想到当医生。1942年，靠着父亲在鱼塭工作以及四处借来的钱，他搭船前往广岛，希望改变在台湾的低人一等。

　　当时刚16岁的蔡城林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将让自己的人生，与一场举世浩劫紧密相连。

一道闪光

　　1945年8月6日，晴，蔡城林到广岛的第三个年头，原本是普通的一天。

蔡城林（左下）与共同到日本留学的台湾学生合影，他的几位同乡在原子弹爆炸中死亡。

　　但早上8点15分以后，几乎所有广岛人都会用同一个词来形容那一天：一道闪光。

　　原子弹落下时，蔡城林正在广岛港边的兵工厂上班。因为节节战败，日本政府发动全国动员令，高年级的学生都被调往工厂帮忙。

　　蔡城林记得很清楚，那天早晨晴空万里。上班途中，他看见几架飞机在空中盘旋。空袭警报响了几次，但城里人不当一回事。因为自从美军 逼近日本本土后、飞机编队便在广岛上空飞来飞去，仅在邻近的军港吴市轰炸。

　　“美军未曾在居民区投下炸弹，市民对一架飞机并不怕，没人躲入防空壕，照常工作。” 蔡城林对新浪说。

　　但8月6日早上8点15分，爆炸声紧接着闪光，工厂悬挂的电灯泡剎那间爆炸，蔡城林所在的木造工厂倒塌。“当时我想，爆声这么大一定很近，完了……”

　　那是美国对日本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核弹在市中心相生桥上方爆炸，迅即以一道巨大的冲击波、近4000摄氏度的高温，席卷周 边12平方公里的范围。35万居民中有7万人当场死亡、7万人受伤、整座城里近7成的建筑物被摧毁。

　　安静的广岛，瞬间成了人间炼狱。

人间地狱

　　蔡城林所在的工厂距离爆炸地点大约六公里远，倒塌在他身上的木材让他幸运躲过辐射波的冲击，只受了一点擦伤。

核爆后的广岛

　　蔡城林对新浪说，拼命爬出来后，他发现漫天蒙蒙尘埃，市中心一片火海。

　　“就只是光线这样闪一下，怎么会这样？”回忆起70年前的那场浩劫，蔡城林突然举起拳头，张开五指，向新浪比划着。“我当时想，不跑 不行了。”

　　蔡城林说，他往附近的宇品港跑去，那里是平时防空演习的集散地，在市中心的南边。一路上，看到其他的伤者，他意识到情况不寻常。

　　“路上有许多受轻伤、重伤者，大家都在跑。受伤情形与上军事教育课所教的状况不同，无骨折、也无大裂伤，我感到很不寻常。只听到一声爆炸，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受伤？而且伤口如蒸熟地瓜被剥皮似的，有的脸部、有的上身、有的腿部，有的前胸、有的后背，哀号惨叫。”

　　“惨不忍睹，战争实在太惨忍了。”蔡城林摇着头，声音有些颤抖，“好不容易到达避难地的伤者，没多久也都死了。”

　　蔡城林说，当时他跑过一所女子中学，运动场上许多女学生坐在地上喊“爸爸妈妈老师……一片哀号。原子弹爆炸时，是学生早晨朝会时间，无遮蔽的运动场受到直接冲击，女生的黑裙子被炸破，下半身灼伤严重，再受福射线照射，再加上强烈太阳曝晒。

　　“她们喊叫‘拜托拜托，给我扶起来！’‘给我水’。我往城里走，一片火海烧得高温，到处都在冒烟。这样的惨状，以人间的活地狱来形容真不为过……”

　　对于核爆炸后的惨状，蔡城林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经过马路，到处都在烧，火焰冲天，想走过去都困难。火烧地带非常高温，平生未曾听过也未曾看过，根本无此常识，尤其无人救火任其延烧，火势猛烈太可怕了……整个市区任其燃烧，一星期后还在冒烟。记得下午就有医疗队来急救，但只是给受伤者敷药，并吩咐不要给水喝，一喝很快就死亡，要受伤者忍耐。偏偏受伤者无法忍难，拼命哀叫：“拜托，给我一点水喝……”。

　　在爆炸中幸存的人，也被一种神秘的疾病击倒，他们身上长出紫色的浓疮、呕吐、掉发、流鼻血…这是典型的急性放射能症，最终，在广岛受到辐射中毒、及因其他并发症死亡的人数将近20万。

　　广岛核爆三天后，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这两场核轰炸，让数十万日本民众成为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也终使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

“嚣张无落魄久”

　　“嚣张无落魄久，”蔡城林这么形容他看到的战后日本。

广岛核爆后的场景

　　短短几周，19岁的蔡城林见证了爆炸的死伤、日本投降、大批美军进驻、审判战犯、以及战后日本社会的各种乱象……他打包行李、带着在爆炸中身亡的同乡骨灰赴东京，希望找台湾同乡会帮忙，向日本要求战胜国国民优惠待遇，回到台湾。

　　等待期间，蔡城林在横滨军港打工赚取生活费。彼时横滨军港已成了美军专用，军舰、运输船、港口都飘扬着美国国旗。运输舰靠岸，开启后门，战车、大卡车、吉普车，一部部开出来，一箱箱的货物、补给从船舰上吊下来，再装上卡车运走。

　　蔡城林说，他在美军营区看到日本孩子，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向美兵求乞面包、牛奶糖和罐头，“那副可怜相不禁让人感叹，日本人也会尝到这种滋味！”

　　蔡城林说，他刚到日本时，台湾、韩国留学生都不敢在公共场合说母语，“怕被日本人轻视是殖民国二等公民”、“支那人”；但战后，三五成群，不仅大声交谈，还喜欢配戴“国徽”，一见到就知道同胞，互相亲热交谈。

　　公共交通中，还有“战胜国国民专用车厢”，乘车免费，空间宽敞；日本人则被迫挤在一起，老弱妇孺带着行李，硬挤到车厢的门口。甚至因为满载，车里人开始大喊：“日本人请下车！”

　　“亲眼看到这些事，感触很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败战罪有应得。但战后的结果若是冤冤相报，只会让人类的本性暴露无遗。” 蔡城林说。

迟到60年的补偿

　　1945年底，20岁的蔡城林带着同乡的骨灰回到台湾。除了拿到日本学历，他身上还多了一个“被爆者”的印记，即可能被核辐射影响的人。

回到台湾后，蔡城林仍与同学保持联络，从日本寄来的照片记录着当时的学生生活。

　　核爆发生六十年后的2005年，日本政府开始让非日本籍的“被爆者”申请赔偿。这些受害者经过身分确认后，每月可领取33000日元(约1650元人民币)的医疗补助。截至2012年，持有被爆者手册的人数约有21万人，其中韩国登记者超过两千人，台湾只有不到15位。

　　日本的志愿者律师团曾多次来台湾寻找这些受害者，也找到了蔡城林。

　　“父亲始终不愿意申请，”蔡正熙对新浪说。“父亲可能觉得钱能留给更需要的人，他拿会感觉不踏实”。

　　1945年底回到台湾后，蔡城林曾担心辐射造成后遗症，所幸结婚后，五个孩子都顺利长大，如今儿孙满堂。目前，蔡城林他与妻子陈琼枝居住在台中山区，远离尘嚣，过着简朴的退休生活。

无法安静的历史

　　尽管蔡城林的生活已经重归平静，但围绕70年前的那场战争，争论却依旧没有停止。安倍政府模糊、甚至倒退的历史观，引发东亚、乃至全球范围内批评声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邀请各国领导人赴广岛和长崎访问的提议，也难得到国际社会的谅解。

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69周年纪念仪式现场

　　在与蔡城林谈到如今日本政府的历史观，以及东亚围绕历史问题的纷扰时，这位已90岁的老人静默许久，然后摇摇头，“这样不好，人们应该从历史中学习，不要乱。”

　　“和平才是最重要的，战争没有人胜利。”蔡城林用爬满皱纹、但十分厚实的手掌拍着腿，对新浪说。

　　文/新浪国际 唐家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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