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接近的大屠杀纪念馆

　　今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遍布欧洲的纪念活动，又勾起了人们对那段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记忆。在人类近现代史上，以种族、战争乃至政治为名的大屠杀并非少数，笔者曾亲赴柬埔寨图士伦监狱大屠杀现场和奥斯维辛大屠杀纪念馆参观，感受人类理性一旦因战争或权欲被泯灭，将会带来何种骇人惨祸。

S-21监狱博物馆当中埋葬最后一天罹难者的坟茔

用于处决被关押人员的绞架

　　S-21监狱又名图士伦监狱，原来是一所中学。在1970年代中后期红色高棉控制柬埔寨全境的时候成为监狱。1.4万人在此被虐杀。1979年4月，侵柬越军攻占了金边。几名越南随军记者来到这所空荡荡的监狱前，循着血迹和尸体发现了这座耸人听闻的屠杀场——在匆匆撤退当天，刽子手们宁可最后杀害14个人，也没有想到要毁灭现场。结果，成千上万的档案全部完整保留下来，留下了幸存者，各种触目惊心的虐杀工具至今仍旧摆放在S-21的各个号子里，天花板上依旧可以看到变成褐色的斑斑血迹。当笔者走进监狱博物馆的时候，虽然阳光明媚，却仍旧可以感到一股阴暗的历史怨气在其中徘徊。后来所有人都得出一个结论：这里的东西太详细，太接近，“让人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从S-21出来，当地的华人向导欧阳先生问笔者及其他参观者，还有个“钟屋杀人场”是否需要去看看时，几乎所有人的反应都是：立刻拒绝。

波兰，各自纪念的两场屠杀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两层红砖小楼，原来是军营，后来用于关押囚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斯维辛的历史博物馆也存在着感官刺激的元素在里面，这或许是大屠杀纪念馆所无法避免的因素。2013年笔者在波兰采访，在克拉科夫的汽车站找到了直达奥斯维辛集中营博物馆的班车，每天有好几趟，这让人有一种旅游景点似的感觉。

　　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奥斯维辛本来属于卡托维茨行政区管辖，并不从属于克拉科夫。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克拉科夫的生活充满着波西米亚式的浪漫色彩。而在几十公里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人们看到的则是另一幅场景：一个个号子里堆满了罹难者的头发、遗留的行李箱，以及成千上万双已经失去主人的鞋……

　　克拉科夫也有自己的大屠杀纪念碑。在著名的瓦维尔城堡下竖着一个白色十字架，用于纪念卡廷森林大屠杀。在卡廷森林和奥斯维辛之间，波兰人明显在民族情绪上更加关切前者。这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奥斯维辛的罹难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是波兰犹太人，但同时也有不少波兰人是集中营看守。当然，波兰现代史中也并不否认自己有那一段反犹和排犹的阴暗历史。

　　从克拉科夫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风景优美。一路经过平原、农田和长着高大杉树的森林。经过整洁的农庄，可以看见农家窗台上摆放的圣母玛利亚雕像。但70年前，想来每一个被送上火车的犹太人，都会觉得死亡比美景更加接近。

用于毒气室杀人的齐克隆B药丸

　　奥斯维辛分为两个部分，一处是集中营，为两层楼红砖房，以前曾经是波兰军队的军营。另一处则是距离集中营几公里的比克瑙，这两个地方送走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可现在，当时光如风逝去，展现在笔者面前的只是一片空荡荡的楼房，以及宽敞的沙土道路。明亮的阳光从大玻璃窗里照射进每一个监牢，杉树在秋日的风声中沙沙作响。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来到一所中学。

　　不过，所有的雕塑、十字架、波兰国旗、图片解说、犹太标志、浅蓝色的齐克隆B药丸，乃至墓碑前的鲜花，则会给每一位参观者带来脑后阵阵凉风，让人不寒而栗。

写着罹难者姓名和编号的行李箱

　　纪念馆的遗迹中，最让笔者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霍斯的住所距离毒气室和焚尸炉仅有百米之遥。据他后来说，“毒气杀人让我感到安慰！”这是怎样一种癫狂！

应建“人类反大屠杀纪念日”？

柬埔寨监狱在关押和处决之前给罹难者拍摄的照片，因撤退匆忙未及销毁，得以完整保存

　　历史语境往往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想要忘记、存心忘记，那它可能就像笔者的这次纪念馆之行一样，迎面走来，然后擦肩而过。从集中营里走出，各种悲惨的故事很容易就会抛诸脑后，周围又恢复了鸟鸣和风吹杉树的沙沙声。

　　从S-21到奥斯维辛，所有的一切历史依靠各种残留的遗迹在访问者大脑里重新构建。理解历史需要纵深，但在纪念馆，走马观花的访问则很有可能给访问者带来的只是感官刺激，历史惨案的“始作俑因素”究竟是什么？也许会渐渐模糊不清。在这一点上来说，有学者建议设立世界大屠杀纪念日的价值就在于此，其突出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反省历史上的共同努力。

　　作为犹太人的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公开批判以色列审判奥斯维辛屠夫艾希曼。她认为，这种审判突出了艾希曼罪行当中的“反犹行为”，却失去了将其罪行置于“反人类”高度进行审判的机会。阿伦特的观点隐含着一个深刻的暗示，那就是人类从生物属性上来看是一个群体，但是由于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实际上是分裂的。这也是阿伦特主张“反人类罪”，而非“反犹罪”的重要背景。

我们记忆历史，到底缺了什么？

柬埔寨S-21监狱博物馆当中埋葬最后一天罹难者的坟茔

　　假如说奥斯维辛的历史脉络以及现实认识尚且非常清晰的话，柬埔寨的S-21至今尚未走出历史迷雾。

　　2014年8月，在联合国支持下的一个柬埔寨特别法庭对红色高棉当事人在1975到1979年的历史罪行进行了审判。但时间过去了40年，当事人大多已经死去。最后审判的结果是红色高棉健在的两位领导人乔森潘和农谢被判处终身监禁。S-21的负责人康克由此前已被判处终身监禁。他是唯一一位承认自己对S-21罪行负责的前红色高棉官员。迟来的审判让人感到非常疑惑，因为它没有根本回答为什么大屠杀能够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人们在S-21监狱纪念馆里看到了无数历史遗迹，无数受害者的故事，但罪行的主体仍旧是隐形的，只有一个抽象的词语“红色高棉”。到底有什么缺失了？

　　回顾20世纪，这是个人类文明空前发展，却又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世纪，大屠杀从世纪之初一直延续到世纪末。这期间既有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也有南京和奥斯维辛。即使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烟消云散，尚有卢旺达大屠杀和波黑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

　　面对这些人类浩劫，一句简单的“再也不要有大屠杀”，“再也不要有战争”的言辞，恐怕如大屠杀纪念馆里沉默的历史物件，很难真正让人反思屠杀者身后那些“隐藏的恶”。（新浪国际观察员 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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