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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际新闻 > 凤凰卫视 > 新闻报道


			杨澜工作室：请听一对父母悲愤的声音 http://dailynews.sina.com.cn 1999年5月19日 11:31 凤凰卫视　　主持人：杨澜　　年轻活泼的生命在战火中破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再一次上演。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请听一对父母悲愤的声音。　　朱颖的父亲：希望你们把你们的炸弹快点收起来，不要再杀人了，不要再杀人了。　　朱颖的母亲：颖颖，跟妈妈回家。　　杨澜：大家好，欢迎收看杨澜工作室，在北约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时遇难的三位记者的骨灰在5月12日由他们的亲人护送回国，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这三个与我们曾经是素昧平生的人，这一个星期以来，却成为我们最深切怀念的人，我们为他们而愤怒，我们为他们而悲伤，而他们的家人所遭遇到的一切成为我们非常关心的话题。在我身后的这栋居民楼里就住着朱颖的一家人，他的父亲朱福来刚刚手捧着女儿和女婿的骨灰归来。　　杨澜：你们二位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朱福来：身体上累这是次要的，主要是太难过，心情太难过了，心里面太难过了，所以感觉到的那种累不是干完体力活那种累，是一种无法解脱的、解脱不了的那种累。但是我觉得刚才有的来吊唁的朱颖的朋友我跟他们也说，我现在不能倒下，我现在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　　杨澜：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朱福来：因为我女儿是被北约的炸弹炸死的，我想这方面还有好多的事情需要我替她去完成。　　杨澜：您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吗？什么事情？　　朱福来：按中国人的话说炸死了就白炸了吗？我女儿是住在中国大使馆里边，原来我和她妈妈一直就跟她说，北约轰炸了，可能比较危险，请你们从防冻那儿搬到大使馆那儿去，那样那是中国的领土，比较安全。谁都这么想，任何人都这么想，都觉得使馆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美国、北约竟敢轰炸中国的大使馆。我到贝尔格莱德去接他们两个，到大使馆去看了，大使馆的正面还稍微完好一点，除了玻璃的破碎，他的侧面，所有的窗户全部都毁掉了，但是墙还挺好。但是如果仅仅看到侧面和正面的话那就误解了，必须绕到使馆的后面，和大使官邸的中间来看，这可以看到地上十来米深的一个大坑，地下室整个暴露在外面了。地下室应该埋在地下的，整个暴露在外面了。房子整个分不出什么是窗户，根本墙都没有了。所以… 　　杨澜：当时许杏虎和朱颖他们的房间是在什么位置？当时这个炸弹是不是从他的房间穿过去了？　　朱福来：对，就是。　　杨澜：他们在几层？　　朱福来：他们在二层。　　杨澜：他的那个房间现在还存有墙壁吗？他们住的那个房间？　　朱福来：他的房间这面是朝外，这面是朝外，这面是旁边的房间，这个是里面靠楼道的里面，现在这两面墙全部都没有了，而且尤其是他的这两面墙并不是往外倒是全部砸到屋里面来了。所以他们的床上，很大的砖头，中间是混凝土，中间是钢筋整个都砸在床上。　　杨澜：所以他们是被砸死的。朱福来：是的，很惨。而且溅起的血这个墙壁上都是，都是血。被子盖在底下拉都拉不出来，上面全是砖头，全是石块。　　杨澜：您在贝尔格莱德待了几天？三天有吗？　　朱福来：我们是8号早晨听说这个事，8号晚上或者是9号凌晨坐专机起飞，10号回来的。　　杨澜：这三天的时间对于一个父亲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你看到贝尔格莱德城市那样的一个景象，看到大使馆，您这三天心里都在想一些什么呢？除了悲痛以外都在想些什么呢？　　朱福来：因为到欧洲去我是第一次，到贝尔格莱德去更是第一次。坐着车从机场到…因为我们的人也不住在大使馆里面，临时住在一个酒店里面。到酒店去的一个路上，看到这个街上的情况，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很奇怪很复杂的一种现象。路两旁的绿草、树木非常好看，但是就在这绿色树木当中伫起一座楼，这座楼上面是黑的，下面是黑的，窗户全部没有了，全部被炸了。所以这种反差这种对比对我的刺激比较大，原来应该和平的那么一种景象，行人们应该在街上走，车辆很自由地在街上行走，应该很漂亮的，现在建筑物成了这个样子。看了我们的大使馆就更不用说了。　　杨澜：您这个时候想到自己的女儿、女婿曾经在这些废墟间穿梭，为他们的职业尽职尽责，而且满怀热情去做这样的工作。也因为我们是同行，所以我想起来非常地感动他们一对小夫妻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一起做着这样一份非常值得尊敬的工作。您在城市� 镒叨氖焙颍赡芑岣械剿窃 吖哪茄囊恢肿慵！� 朱福来：对，一个是我到他原来的租的房子房东那儿去了，收拾他的遗物。房东是一对非常善良的老人，见到我以后，知道我是朱颖的父亲抱着我就痛苦。没有别的，一个是太不幸了，再一句话就是“怎么会是他们呢？这么好的一对年轻人。”说他们跟他们相处得非常好。我女儿跟他们学怎么做南斯拉夫的菜，他们跟我女儿学怎么包饺子，这都是他们跟我说的。　　杨澜：您女儿好像给他们看过你们两位自己...这是朱颖的妈妈这么好的心思去做的这样一个日历，用家庭的照片做的。第一张是父亲，然后是父亲母亲的合营，这应该朱佳了，她妹妹。这也是朱佳，这就是许杏虎和朱颖。这是他们在哪里照的呢？朱福来：这是在厦门。　　杨澜：这是他们结婚不久去照的吗？　　朱颖的妈妈：就是在结婚之前不久的。　　杨澜：这个是妈妈了。你们做这样的日历一共做了几份呢？　　朱福来：做了两份，就专门为了我们家里留一份，然后给她寄去了一份。赶到过年之前，当时还记得她打电话回来。因为这个事情我们都很奇怪，这么远，但是可能是航班赶得比较巧吧，四天她就收到了。结果她打来电话说“我收到了，真好，太好了！真好。”说了好几个“真好”。我这次去就听到房东说，说她收到这个挂历的时候，打开音乐、唱…。房东就问她，因为它是个邮件，房东不知道是什么。房东就问她为什么这么高兴，说“我爸爸妈妈给我寄来这个挂历了”，说“你看看，这是我爸爸，我妈妈，这是我妹妹...” 　　朱颖的母亲：所以她托人给我们带回来一盘录像带，就是她的小房间，就是贝尔格莱德的房间，上边有她…我们夫妻俩的这张照片，好像是这张照片。还有她在出国之前到天津姥姥家和姥姥妹妹合照的照片，再有就是这台挂历摆在那儿。她说“爸爸妈妈，我看着这个谁都说好看。”然后她穿着自己在新买的一件皮上衣，要过新年里。她在房间里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跟我们讲的话。我就没想到，今天一看那就是我和女儿…最后看见活生生的女儿的最后一份录像带，这将永远是我们的… 　　杨澜：您在她的房间里找到了这份台历对吗？那现在带回来了吗？朱福来：带回来了，很遗憾现在还没有在家里边，还放在... 　　杨澜：被损坏了吗？　　朱福来：她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所以她原来住在房东家，她就放在房东的橱窗上。搬到使馆住以后，她就拿到使馆那儿放到使馆的电视机上。放在那儿。我去的时候，她的同伴已经把这些东西都给她第一次冒着风险抢救出来了，交给了我。封面上全部都是炮火的硝烟，熏得黑乎乎的… 　　杨澜：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看到您是抱着女儿和女婿的两个骨灰下的飞机。我们也听到阿姨说，一路上让您的丈夫喊着女儿的名字，怕他们路太远找不回来。您的路上是怎么渡过的？　　朱福来：从殡仪馆把骨灰盒取回来，我是两只手抱着回来的。抱回来我们住的饭店我就在饭店的一个橱上把他摆好，简单地做了一个小灵堂，我带了几支香去给他点了一支香。别的带了一点饼干给他供了一下。回国的时候，从殡仪馆出来我也是两手抱着他们。在飞机上我也是两只手仅仅地护着他们。飞机上的小姐看着都非常感动，她们都一直围着我安慰我，下飞机的时候，他们很多很多的人，都说，有礼仪小姐，请礼仪小姐来帮您拿骨灰盒吧。我说不行，我要亲自抱着他，而且我要亲自抱着两个骨灰盒，我要让世界看看，是美国、是北约一下子炸死了我两个孩子，世界上还能有这样的惨剧吗？作为父母，瞬息间就失去了两个孩子。所以，这几天真是…在贝尔个来时候，和遗体告别，我趴在这个官邸上哭一次，趴在那个官邸上哭一次，我都哭不过来了。　　杨澜：走下悬梯的时候，您在想什么呢？他们终于回家了。　　朱福来：是，我在飞机停稳的时候，我得跟他们说“孩子，咱们回到中国了，回到北京了，爸爸带你们回家吧。” 　　杨澜：他们两个是新婚后不久也是97年去的贝尔格莱德。　　朱颖的母亲：她96年9月28结婚的，98年的7月22，不到2年的时间。　　杨澜：98年的时候去的贝尔格莱德。他们小夫妻俩那个时候决定要去贝尔格莱德事先征求过你们的意见吗？　　朱颖的母亲：因为许杏虎本身是做一个《光明日报》国际部的记者，这个他的外派，而且他学的语言是塞尔维亚语，这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当时朱颖的爸爸是95年的9月份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许杏虎是同一天去贝尔格莱德进修、留学进修塞尔维亚语，96年回来的。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国际部就有外派的任务。所以他们在这个期间就谈恋爱通信的期间，两个人是有思想准备的，而且许杏虎之所以希望在朱颖父亲还没有来得及赶回来的情况下结婚，也是有这种考虑，就希望尽快能够带着妻子去工作。因为做记者在外边需要有人帮忙，家庭的主持家务，操劳，帮着他写写稿子，发发文章。作为我们来讲，有这种思想准备，而且也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是这么残酷，这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杨澜：他们去了贝尔格莱德以后你们多长时间联系一次？朱颖的母亲：那时候我们在东京使馆经常…每半个月或是一个月的样子从我们那里给她打一次电话，有时候她给我来一次电话。我和女儿已经三年多没有见面了，因为是96年的9月28号结婚，我96年的11月2日在她妹妹考入大学之后我就立刻去东京。　　杨澜：你们也一直做着外交方面的工作，所以也知道这一份艰辛吧。朱颖的母亲：对，但是我就盼着，一般驻外的人员，一年半或者两年就可以休假。他们就是到7月份就满一年了，再有半年的时间，再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团聚了，我确实一直在盼着这一天。　　杨澜：朱颖也说她希望7月份休假回来的时候想生个小宝宝。　　朱颖的母亲：为什么呢？因为许杏虎的家可能都了解了，因为他家里是唯一的儿子，所以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加上父母是农村，所以他们的观念上就尽早地后边的香火要有人点。我明年就可以退休了，所以我希望他在贝尔格莱德工作两三年之后，她怀孕在那儿怀孕，生产的时候她就回来，正好我就休整一段时间我帮着带孩子。许杏虎呢，正好他是后来他跟女儿讲，他的择偶调整，他不说第一我是外地人我想找一个北京有家的女孩子。第二，人家都说我丑，我要找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第三，我要找个有大学学历的女孩子，第四，我要找一个将来我能够依靠的一个家。他说他们俩是在他们报社的老记者的撮合之下、介绍之下成的。当时对他的家庭条件说句心里话，我也有顾虑，因为我们家境当老师，当时并不富裕，但是毕竟在城市长大，女儿是在知识分子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和农民的孩子可以说生活习惯、思维，特别是和他的家庭有很大的差距，我怕女儿接受不了，将来会有矛盾。最现实的矛盾就是女儿将来要赡养我们，同样，女婿要赡养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没有退休金，经济的负担非常大。这个将来他有困难，甚至我们都要赞助。　　杨澜：包括他的姐姐，和父母家的电器都是他们结婚以后给小两口买的。　　主持人：杨澜　　年轻活泼的生命在战火中破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再一次上演。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请听一对父母悲愤的声音。　　朱颖的父亲：希望你们把你们的炸弹快点收起来，不要再杀人了，不要再杀人了。　　朱颖的母亲：颖颖，跟妈妈回家。　　杨澜：大家好，欢迎收看杨澜工作室，在北约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时遇难的三位记者的骨灰在5月12日由他们的亲人护送　　朱颖的母亲：这是一个问题。　　杨澜：那您为什么最后同意了这门婚事？　　朱颖的母亲：再一个就是我了解了许杏虎的领导、同事，都说这个孩子好。杨澜：他在外语学院上学的时候成绩也是非常好，老师都说他人品非常忠厚的。朱颖的母亲：都说他好，所以我们俩态度变了，我们不阻止。但是我，作为妈妈我把两个条件讲给女儿，你自己要想通，一个是他家穷，第二个就是他的相貌。因为女儿说过，我们俩出去散步，人家看看我又看看他，所以我愿意看他的背影，因为小伙子很高很帅我不愿意看他的正面。他这样，所以我这两个问题你想通了，妈妈爸爸没意见。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特别是他们，他们在贝尔格莱德留学的时间，一年书信的来访，后来我听她妹妹说，信写得真肉麻。又不是你的，为什么看？悄悄翻了一下，妹妹调皮地说。就是他俩的感情在递增，通过了解在递增。而且婚姻后的实践，通过女儿的来信确实证明了女婿找好了。因为这封信我已经交到了报社，她说“他的肩膀靠得住，是我所交女孩子当中最靠得住的人。”而且我还赞成的是什么，我女儿可以说跟女孩子一样，今天看见这件衣服买来穿两三天就扔掉，又换一件。而虎子呢，非常节俭，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　　杨澜：有一段话让我看了非常感动。您说您是一个非常骄傲的父亲，出门的时候，大女儿拉着左手，小女儿拉着右手，人家见了以后有两个这么漂亮、能干和可爱的女儿。在朱颖出嫁的那一天，您哭了，那是为什么？　　朱福来：我总觉得父亲和女儿这种感情这种关系，不一般，不一样。我自己感觉，从我的两个女儿那儿，就是我付出的疼爱，从两个女儿那儿能够得到一种温暖的回报感到特别亲热。所以女儿出嫁，我觉得就像有人把我心爱的东西夺走一样的感觉。　　杨澜：所以跟女婿还有点隔阂是不是？会有吗？　　朱福来：女婿是好人，但是这种有点理性上的、感情上的东西不能统一起来的东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儿大了就应该嫁出去，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嫁女儿的时候那种心情，而且特别遗憾的就是她出嫁的时候我不在北京，我在东京。我给他们写了封信向他们表示祝贺。就在结婚的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确实哭了，好像是我一方面祝福她应该有美好的生活，但是总觉得从此以后，女儿好像是不完全归我所拥有了，有这种感觉了。　　杨澜：跟另外一个男人走了，还去了那么一个危险的地方。　　朱福来：所以... 　　杨澜：你现在想起来后悔吗？　　朱福来：去南斯拉夫刚才她妈妈也讲了，这是他们报社给他的工作。有很多人也问我，这样让他们死值不值，或者说怎么样。但是这是他的工作。　　杨澜：人都会有一死为他们的死那么让人悲痛呢？　　朱颖的母亲：太年轻了，因为他们出国的时间还不满一年。而且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说，经过3、40天的轰炸，我抱有一丝幻想，因为报纸上也登了，克林顿似乎也有要缓和的与其，所以我就盼着他这样。有时候他一讲，特别是他那时候住的地方，老房东家是在贝尔格莱德的郊区，据她讲，周围有军事要地比较危险。那么经过大使馆的安排住到使馆以后，她就说“老妈，你放心，现在我们就像在家里一样安全，是大使馆。”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因此她每次回来的时候，打电话发稿，我们都是说你注意安全，安全才能保障工作。可是女儿说“老妈，没关系，使馆里没事。” 我说“我们担心的是你采访。”可是最让我令人不解的时候，她却是住在自己的家里面被炸死了，而且才不到28岁，走得太急太急了。我的心真的都碎了。　　杨澜：朱爸爸，您刚才说… 　　朱福来：人从自然规律来说人都有一死，咱们中国话说“黄泉路上无大小。”年纪大的年纪小的都有。但是你得看他是怎么死的，是死在谁的手上。现在我的女儿和女婿是住在中国的领土上，我们中国的大使馆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是代表我们中国的主权在这个地方，让美国和北约的炸弹给炸死了。这就和一般的生老病死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说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我在给克林顿写的信当中，我也问他，你也作为一个父亲，你有你的切尔希，你有你的夫人。　　杨澜：你给他的信抬头不是写的“克林顿总统”，而是写的“切尔希的父亲”。朱福来：首先我拿他当父亲来看，你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你也有女儿。你可以陪着夫人、带着女儿，牵着你的爱犬在白宫的草坪上散步。我可以左边一个女儿，我可以右边一个女儿一起去散步去购物。为什么你这个做父亲的就可以杀死我的女儿，使我左膀右臂当中缺少一个女儿？如果有人杀死了你的女儿你会怎么想？……你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作为你和美国…你实际上就是北约的直接指挥者，你不觉得应该对我说点什么吗？克林顿认为我说话可能过分了一点，现在我想说，作为一个人，不应该这样做。　　杨澜：但是他们说这是误炸。　　朱颖的母亲：不可能。　　朱福来：不可能，第一，美国是属于高科技的国家，从炸的别的地方现场来看，想炸上面就炸上面，想炸下面就炸下面。　　朱颖的母亲：他们炸内务部大楼的时候，她在电话里告诉我，“老妈，他们炸得真准。”只有内务部大楼在着火，周围的民房安然无恙，你能说他是误炸吗？所以刚开始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不认为是误炸，我认为是个偏差。他爸爸打电话告诉我说快回来吧，我说什么事，他说大使馆被炸了我认为是偏差吧，孩子呢？他说失踪了，我说不可能。当我心急火燎赶回来的时候，当听到这种炸弹进去的时候，觉得有点理智不了了。你不是说你们科技发达吗？能把内务部大楼炸毁，这么多炸弹偏偏都进了中国大使馆。　　朱福来：现在经过了解，不是三枚是五枚。　　杨澜：后来那两枚是过了两天又炸的吗？　　朱福来：不，根据屋顶的洞，根据地下爆炸的坑，有四枚已经爆炸了，打在大使官邸的那一颗现在还在地下埋着，现在还没有炸，相当危险。从数量上来看，如果说是误炸。比如说有一颗炸弹，其他四颗炸到别的地方去了，或者说有一颗炸在离使馆一百米或者二百米，比较近一些，波及了我们的使馆，这都可以解释说是误炸。　　杨澜：他们说用了一张92年的地图。　　朱福来：如果说他还说有点常识的话，为什么在现在作战还用旧地图，还用四年前的地图，这解释得了吗？可能吗？在美国作战的时候是否会用几年前的地图作战？杨澜：在你带着女儿、女婿骨灰回来那一天，北约各个使馆也下半旗致哀，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他们有没有对你表示抱歉？　　朱福来：到现在为止，都是中国同胞，我从机场回来沿途北京市的市民自觉地在长安街上排那么长的队，见到我、看到我，给我招手跟我挥拳头，表示对我的支持，我非常感动。这次我女儿和女婿的死把我们中国人，把我们中华民族起到了凝聚的作用，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他们的代表，哪怕向我说一句“对不起”。　　杨澜：但是在你给克林顿的信的最后一句你是祝他“合家快乐”。朱福来：我想这句话含着泪、含着血写的，我希望克林顿能看到这句话，就是当你合家欢乐的时候，你想到没想到，你和你的北约把我的家庭给破坏了，我希望你的家庭和睦，希望你的家庭团员，所以我希望你也应该理解中国人。中国人也是希望和平、希望幸福的，我们也希望过着幸福的生活，你可以在白宫草坪上散步，我们可以在北京的大街上散步。对，我只想要我的女儿活着，让我的女儿能回到我的身边，我上街的时候她还能陪着我。　　杨澜：阿姨刚才说... 　　朱颖的母亲：女儿跟爸爸说“老爸，我们合资买一辆车，你给我当司机”，我说“对，咱们买一辆8个人坐的，因为我们有两个家，有两个外孙，加一起正好8个人，你会开车，你老爸会开车，女婿会开车。”我在东京的时候特意带来一张很大的塑料布，是日本人赏樱花的时候用的。还还有一个食盒，为得是将来女儿女婿带着外孙到植物园去郊游。可是现在这一切全破灭了，他爸去接她的时候我让他看看，我说也许他们没死，哪怕还有一口气，哪怕缺胳膊断腿也要把两个孩子带回来。死也要死在妈妈的怀里，我要亲手…就像小时候，我要亲手喂奶、换尿布一样，我要亲手给他擦洗身上的灰尘，换上漂亮的衣服。他爸爸去的时候，买的真丝布头，我把……我们俩就站在这儿，一直坐到晚上11点半，给她找出她喜欢的花坎，叫他爸爸带去，还有她喜欢的蓝花衣服，我说到时候给她穿上，送他们走。我想女儿也许像别的孩子、患了癌症的孩子一样，在娘亲的腹中夭折，但是那时候妈妈在倾家荡产抢救他们啊，死还是死在她的怀里。可是现在，他们死之后是我和妹妹和亲人亲自布置的灵堂，我叫着他“虎子、颖颖…”，你想到没有，一个五十多岁的母亲在给27岁的女儿布置灵堂… 这是我特别心爱的两个孩子。这个照片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孩子的生活照，我让他们躺在花群中，谁见了这个场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都是太残酷了。　　杨澜：如果你的姐姐、姐夫现在能够听到你的说话，你要跟他们说什么？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朱颖的妹妹朱佳：我想跟他们说在天请他们放心，爸爸妈妈会由我来照顾，我会好好地照顾他们，尽他们没有尽完的孝心，完成他们的心愿。我和我姐姐在生前有一个非常非常远大的设想，了解他们的心愿，我想我会慢慢实现的。　　杨澜：什么样的设想？　　朱佳：我姐姐说，“我们合起来买辆车，我们打算买个8个人的车。 ”我想，我还会慢慢实现的，我姐姐生前非常喜欢。现在这事既然已经发生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会慢慢接受的，所以，我觉得从国家到人民给我们这么大的支持，我姐姐、姐夫的后事要办好要办得风风光光的，同时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说活着是最重要的。　　杨澜：姐姐、姐夫的死对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观有改变吗？对人生的看法有什么改变吗？　　朱佳：所有来到的亲戚朋友都说我长大了，因为在家里我是最小的，上有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姐夫四个人这么爱护我，我是一个小妹妹，但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我觉得我还小，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是个大人了。家里所有的一切都由我和我母亲、父亲一起共同来承担。我姐姐生前非常优秀，她是长女，中国人说“长子为父”，我们家没男孩，我姐姐一直以这样来要求自己，既然现在这样了，我想会继续把姐姐的事情做好。既然已经这样了，说到对世界的看法，到现在我不恨美国人民，我认为美国的人民是善良了，我去看了，他们也在游行。我恨的是这些北约、这些政治家们。　　杨澜：我们也接到一些观众的来信，比如其中有一封就是北京万佛华侨陵园来的信，全体员工为我们发来的传真，要求转给你。他们呼吁要为这三位烈士建一座纪念碑，同时他们希望把你们的骨灰放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会很好地照顾。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接下来你们两位对骨灰怎么安顿，有什么一些想法。朱福来：因为是两个孩子，他们是夫妇俩，所以首先我得和我的亲家商量，虎子的父亲商量。如果他们同意让虎子留在北京。　　杨澜：让小两口在一起。　　朱福来：我就好好地把他们安顿在北京。如果说他们想把虎子和颖颖接到丹阳去，我是想把骨灰分一下，一部分颖颖的骨灰，一部分虎子的骨灰合在一起，让他们一起拿到丹阳去。让他们父母在丹阳也可以纪念他，我们在北京也可以纪念他，这是我们的想法。说句实话，更细节的东西真来不及想。朱颖母亲：我是想我女儿这次在贝尔格莱德完全可以不死，为什么呢？根据他们的领导曾经考虑过希望他能撤回来，但他没回来，他的丈夫倒是也说，让他回来。因为我是正式记者，这里太危险了。但是她说 “我回来谁给他做饭？”他跟他老爸说，“虎子让我先走，我走了谁给他做饭？一天睡不了一两个小时觉，吃不上饭，我怎么能走呢？”她妹妹说 “这才是考验我老姐的时候，看他们夫妻感情铁不铁，老妈，你不能让姐姐回来”。可是作为母亲来讲，我真想告诉她“妈想你，要不你先回来。 ”但是我比较理智，她爸爸告诉我“孩子们说得对”。最后女儿还是陪着丈夫共同走完了这二十几个年头。她爸爸去接的时候，如果要接骨灰的话，你把他俩的骨灰合在一起，一部分葬在贝尔格莱德，写上“《光明日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许杏虎、朱颖”，让他俩永远生活在战斗过的地方。回来之后，我也想这是我个人的想法，虎子和颖颖放在一个骨灰盒，我不要单身的遗像，我还是选这个，两人小夫妻的生活照放在骨灰盒上，这是我的想法。这就是她的声音，她还没有回来，我要听，她妹妹不我让听。我说这个声音谁也不要让我消掉，谁要给我消掉，我就让谁给我再生出来。我让她永远给我看家。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给我来电话，说我也有两个女儿，现在我的女儿就是你的女儿。我说不，我永远是两个女儿，颖颖就是工作在贝尔格莱德，我不认为她死了，所以我说家里的照片和一切东西我都要保存，女儿还在家。我还让她给我看家。　　杨澜：朱妈妈，我想这个事情当我们从悲痛中还想给他一些理性的思考的话，为什么这个事件总是用暴力去解决根本用暴力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贝尔格莱德看到，还有成百上千的贫民也是这样无辜地死去，我想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朱福来：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家庭，他们都在自己国家内过着按照自己习惯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这个世界上，人们越来越进步，人类越来越发展，人的本事越来越大，但是，这种高科技的发展、高技术的发展，应该说最能显示某些国家和某一个国家的力量，来欺负别人的国家。我们开发高科技为什么？不是为了我们人类过得更好吗？使人们过得更幸福吗？在前些年的时候，没有电视的时候我们有了电视，千家万户有了电视我们感到很幸福。再往前说，没有汽车的时候，人类有汽车，使人类更方便，现在我们科技更发展，人类更进步，但是为什么有些国家用这些高科技、用这些手段来杀人呢？所以我觉得尤其是世界上这些大国，所谓的强国、大国，美国、北约，不能完全以自己的意识来约束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千变万化的，是各式各样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惯，有自己的历史，更不能按照美国、按照北约一家的标准来衡量。所以我希望，北约、克林顿快点把你们的炸弹放下，我们有更好的手段，我们有更好的方法，人类应该有更好的、更和平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矛盾。所以我通过我女儿、女婿的死，这些世界上所谓的强国向他们呼吁，希望你们把你们的炸弹快点收起来吧，不要再杀人了，不要再杀人了。　　朱颖母亲：我希望通过这件事去向全世界的母亲，爱好和平的母亲去呼吁和平。如果再有战争的话，你们的妻子、儿女就将和我一样死在炮弹之中，只有和平才能保证儿女的生命，才能让和平的环境下，你的儿女才能快快乐乐地生活。所以，我每天早晨呼喊着“颖颖，快回来吧，虎子回来吧…”我说我在机场上喊着“颖颖跟妈回家…” 　　杨澜：我们曾经以为冷战以后的世界应该是天下太平了，现在想来看来这样的想法过于幼稚，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在这里我想说一点个人的感受，邵云环和许杏虎不仅是我的同行，也是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友，其中许杏虎还是我同一届的同学，虽然我们并不相识，但是他们的死好像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们再也不能说在巴尔干或地球其他什么地方流的血与我们无关了。三位中国记者用他们的生命让我们重新开始评估这个世界，或许二十一世纪是不容乐观的。幸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炸弹的声音更有正义和以良知的法则。今天的话题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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