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日军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占领沈阳。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日。
东北军为中华民国时中国唯一海、陆、空编制齐备的军队。南满易帜之后，编为东北边防军，纳入南京政府军系统，拥有兵力约三十万。前身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所统率的军队，称为奉军。1929年，奉军被蒋介石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约30万人，由张学良统辖。
关东军是1919年至1945年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满洲）的部队。其编制最大时有31个步兵师团，11个步兵和坦克旅团，1个敢死队旅团和2个航空军，共约85万人。其中防疫给水部本部（满洲第731部队）从事生物细菌战，并以中国人及联军战俘作人体试验。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蒋介石当时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为原则，以先消除共产党的反对势力分裂主张，再集结力量对抗日本军等外来势力为方针。9月22日，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9月19日，中国国民政府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9月23日，中国国民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李宗仁将军认为“中原大战”是一个关键因素。1930年，中国国民党北伐以后，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西山会议派，和地方军人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联合发起，挑战蒋中正中央政府的内战。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势力不相上下，张学良入山海关与否，自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随后东北军入关内，东北空虚，致使日人有可乘之机。
“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再者，张少帅亦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伎，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做了个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
日本在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政治阴谋，在进行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和物质准备之后，开始为武装侵占我国东北进行最后的谋划。沈阳是当时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东北军司令部所在地。1930年冬，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策划把沈阳的柳条湖作为挑起武装侵略的地点。1931年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又制定出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设想，1931年6月底，又进一步制定了在柳条湖地段炸毁铁轨的详细计划。时间预定是9月28 日，并计划同时用重炮轰击北大营，实施“闪击战”，企图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为制造侵占沈阳的借口，石原莞尔选择了距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为爆破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