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而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人口红利，来自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为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未来，中国要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必须依靠知识经济、依靠自主创新，一批顶尖人才则是其中最关键的要素。

2012年12月17日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指出，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开放，一个新的“人才回流”时代已经开始。

据报道，2010年，中国留学生年度回国人员人数达13.48万人，创历史新高。截至2012年7月，中国已吸引“千人计划”专家2300人。[详细]

然而，据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透露，“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这位负责人强调，我国人才队伍的规模、结构和素质等与世界先进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详细]

这样的数字意味着，虽然我国已经成为最主要海归回流接纳国，然而，对国家发展极为重要的“顶尖人才”们，却不愿意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是为什么？

事实上，人才流失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2012年9月举办的，院士大会科技部长论坛上，多国科技部长或代表都谈及到本国人才流失的挑战：一些国家派遣年轻人到发达国家去留学，并把一些学有所成的年轻科研人员“买”回本国，这些国家人才举措施行的背后凸显的正是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严重性和普遍性。[详细]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表示，目前人才争夺战已在全球开打，“这场仗打得最棒的是美国，吸引了全球最多的人才。现在西欧也在想办法把流到美国去的人往回拉。从1989年起，香港也做了很多政策、法律和财政的努力。台湾、韩国、日本都在做类似的工作。最新一波的大努力来自中东。这是一场全球战争。中国想竞争人才，对手很多。香港、新加坡、台湾都修改了相关法律，以便各地留学者能去工作和定居。”[详细]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王通讯曾总结了人才大战的10种武器，比如在华设立研究机构、合作办学设奖等隐形手段。据了解，2003年左右，清华大学近百种奖学金里，外企公司占了一半，北京大学总额400多万元的奖学金中，外企占了300万元。而商务部公布的2006年统计表明，外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研究中心将超过800个，而6年前这些研究中心仅为100个。而此前被报道过的不断涌入国内的“洋高考”也恰恰是很好的注脚。

“国外一方面能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另一方面加大了对中国人才的吸引力度，在移民政策方面制定了很多优惠措施。国外在‘拉’（pull），而国内教育、用人、移民制度改革缓慢，等于是在‘推’（push），在‘推拉因素’双重作用下，留学人数这几年激增。”[详细]

这种现象无异于一种新的殖民主义，西方国家用这种方式掠夺的是人才，而不是未经加工的原材料。中国不是这种国际性的人才流失的唯一受害者，但却是最大的受害者。[详细]

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增长极”，然而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中国也正在付出巨大的增长代价：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以及较高的税收负担和较低的福利水平等等，这一切开始动摇了人们幸福的基础。

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而相比之下我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别为7.6%、2.7%、4.5%，整体国民福利水平相去甚远。[详细]

在社科院《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留学生定居海外的众多原因中，个人收入、就业机会、工作环境、研究设备以及生活水平方面存在的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是主要原因。”简单地说，优秀的留学生能在国外挣到多得多的钱，享有更好的工作环境，结婚之后也不必担心独生子女政策。[详细]

所以“人才流失”，探其本源，是中国当下没有一个良性的发展环境。现在“拼爹”、“拉关系”等现象在国内蔚然成风，而有能力却“无爹可拼”、“无关系可拉”者自然无人问津，继而转投他处；无良商家昧着良心制造售卖毒食品、毒衣物、毒家具大赚其钱，人才们为国家默默奉献，却饱受问题食品、问题衣物之困，不免让人心寒；贪污腐败者肆意横行，利用职权之便坐享其成，将人民血汗钱悉数收入囊中，同样打击人心。以上种种原因的存在，阻碍了良性发展环境的形成，让众多的“顶尖人才”投向他处。[详细]

没有良性发展这棵梧桐树，如何引来“顶尖人才”这只金凤凰？

可以说，行政权力主导一切，是浪费研究资源、摧毁创新潜力的有效手段。

顶尖人才并不都是做政治研究，只不过对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来说，环境因素会影响到他们的精神生活、心理状态，还会影响到专业研究，因为这关系到你可以招什么人，组建什么团队、出什么样的绝招竞争。

如果只给归国者经济上的好待遇，给项目经费，而行政管理体制不做重大改革，那是不行的。在北美做重要科研决策时，都是专业意见主导，行政干扰极少。把牛人请回去后，又把他放在行政主导一切的僵硬体制下，做这个要批准、做那个要等候，不用两年，他的创造力就磨掉了。行政权力主导一切，是浪费研究资源、摧毁创新潜力的有效手段。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透露，曾有回国去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抱怨：只要牵涉到教学，几乎一切方面的一切细节都要受行政管制。在做研究的领域里，也得想尽办法才能找到打擦边球的小小空间。[详细]

这样的行政环境，又怎能吸引“顶尖人才”？想让“顶尖人才”回国，就不能在他们的脚踝上加套沉重的行政枷锁，这会拖缓他们飞奔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