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地产其开发的CBD Z15地块即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项目将于2016年底封顶，预计总投资达240亿元。总占地面积11478平米，总建筑面积42.7万平米，总高度528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建成后将取代国贸三期成为北京第一高楼。[详细]

五年后中国摩天大楼的总数达到现今美国的4倍

摩天大楼(skyscraper)又称为超高层大楼，是指非常高的多层建筑物。起初为一二十层的建筑，现在通常指超过四十层或五十层的高楼大厦。

随着高层建筑在各地不同的发展，人们所认知的摩天大楼定义高度也略为不同。在中国大陆，建筑规范定义100米以上高度的建筑物属于超高层建筑；日本、法国定义超过60米就属于超高层建筑；在美国,则普遍认为152米(500英尺)以上的建筑为摩天大楼。

根据专业网站摩天城市网历时半年的不完全统计，以美国“152米以上的建筑为摩天建筑”为标准，中国大陆现有摩天大楼350座，在建摩天大楼287座，规划摩天大楼461座。如果一切顺利，五年后中国摩天大楼的总数将超1000座，达到现今美国的4倍。（2011年统计数据）[详细]

待建成的摩天楼成本巨大均以亿计算

维护成本高

写字楼超过100米，整个大楼的消防要求、抗震要求、电梯要求都比一般大厦要求要高，这导致投资成本相应增多。与此同时，由于养护成本较高，目前一般摩天大楼的物业管理都处于亏损阶段。比如，对摩天大楼进行一次例行的外墙清洗的代价要比一般的非超高层楼贵很多，而这并非简单的面积增加的问题，而是明显加大了复杂程度，进而导致运营成本的直线上涨。据报道，国内的上海金茂大厦仅每天的管理维护费就达100万元。

二三线城市利用率低造成资源浪费

2008年到2012年的近5年间，上海写字楼租金整体平稳，唯一出现租金下调的板块却是陆家嘴。究其原因，则是该板块的摩天大楼空置率较高，运营商要采取下调租金的策略以吸引租客，不过此举却连累周边写字楼出现了纷纷下调租金的连锁反应。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即便是经济景气时，曼哈顿的办公楼也有20%左右的空置率。

上海、曼哈顿尚且如此，二三线城市的状况可想而知。有数据统计，东莞写字楼整体空置率约为40%，有的甚至高达一半以上。摩天楼对于二三线城市的地标效应远大于实际作用，最后难免会沦为建筑垃圾。

高层建筑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如何抗击各种灾害、抵御突发事件甚至恐怖袭击都是高层建设无法回避的挑战。其中,消防救援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一座高100米的建筑在无阻挡的情况下，烟气在半分钟就能沿竖向管井扩散到顶层，形成立体火灾。除此之外大风也是摩天楼的一大威胁，会给电梯钢缆带来危险。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在2011年奠基时，就被指存在安全隐患。[详细]

地方政府政绩象征

摩天大楼遍地开花，暴露出部分城市发展的盲目性。而这种发展盲目性，又多半出于地方政府“政绩”所需。在某些为政者看来，一个城市无论大小，无论贫富，如果没有摩天大楼高高耸立，似乎就不够现代化，从而也就显得为官一任，政绩平平，脸上无光。而摩天大楼恰恰是一种显示财富和实力的“政绩”，比任何政绩更具视觉冲击力。在此思维主导之下，动辄拿出几百亿元的公共投资打造地标建筑，竞相“逐高”，也就不奇怪了。

这种追求“虚假繁荣”的政绩观以及摩天大楼“高度痴迷症”，后果相当严重。德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劳伦斯曾经警告，经济衰退或股市萧条往往发生在超高大楼落成前后，因为这种投资狂热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万科董事长王石也曾指出：“高楼建设不能抛开现实情况，更不能超越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步水平，否则高楼建设将不再是纪念碑、里程碑，而有可能成为墓碑。”[详细]

观念滞后“楼越高表示越现代化”

对建筑垂直感的追求来自于西方。它到了中国以后，就成了一种现代性的标志，因为它跟我们古建筑的水平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现在追求的是“现代化”，摩天楼盖得越高，就说明越现代。现在许多二三线城市开始积极地投身高楼竞赛，我们正好可以从中发现一种观念的滞后。

纽约、芝加哥都曾有过激烈的摩天楼竞赛。那时候的美国人也是刚刚富起来，野心膨胀。他们的热潮，一是出现在二十世纪初，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再到后来，人们对空间的热情就慢慢减下来了，不再拼命地建很高很大的房子。人的力量来自于理性，有思维的能力，能够机智地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现代性的重要基础。争盖高楼是一件很不理性的事情，尤其是在经济效益上，它不过对某种象征性的追求，是跟现代性偏离的。[详细]

二三线城市的赌徒心理，暴露出城市缺乏内向化本土化发展战略

绝大多数摩天楼是和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战略相关联的，这些摩天楼的主要职能是所谓“筑巢引凤”，用来吸引外地企业到本地设立总部、研发中心等等。这样一哄而上地执行外向战略，不排除一种赌徒心理，即吸引来现成的大资金就能一步到位，实现跨越式发展。但中国从现代化进程启动以来，一直就缺乏内向化、本土化的发展战略。“摩天楼热”即是暴露了很多决策者的一个思维盲点。

所谓本土或内向化，就是城市的资源配置、制度设计、公共服务和产业结构，优先由本地人提供并服务于本地人。但在中国，不但稍有规模的大型城市无不在争做“国际化大都市”，连二线、三线城市的规划图挂出来，也都是设想了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的经济辐射能力，豪言要成为“区域中心”。如果内部的自主增长体系不完备，完全依赖相互贸易投资来互补，怎么可能持续增长呢？内生自主增长体系应当是基础，区域间合作一体化和全国范围内的功能区规划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锦上添花，而不能反客为主。

城市发展首要保证基础设施建设

一场暴雨就将很多陷入“高度竞赛”的城市打回原形。正如网友所质问的：一座连下水道都建设不好的城市，还有什么脸面建设所谓的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虽然建设高楼与建设下水道并不冲突，但我们在看到城市争建第一高楼的同时，也希望能听到有城市在争建第一下水道。

巴菲特说，退潮之后，就知道谁在裸泳。所谓“劳伦斯魔咒”也称，“高楼建成之日，即是市场衰退之时”。摩天大楼的“高处不胜寒”百姓很难体会到，但倾盆暴雨之寒、城市内涝之痛老百姓倒是经常感受。摩天大楼尚未封顶，但今夜却或许就有暴风雨、百姓或又将面临泽国之苦，孰轻孰重，一些地方政府的管理者应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