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化繁求简，我们打两个比方。

一、现实中坐地铁，或者去机场，一定是要安检的对吧？如果没有坏人，这世界上的地铁和飞机本来是不需要安检的，但没办法，一颗老鼠屎能坏一锅汤，为了限制坏人，所有人都要添点麻烦。让每个人自由活动的空间受限，才能让好人的安全感升高。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视之举，就是这样的原理：大家都让渡一点隐私权出来。防范坏人，好人必须付出一点代价。

这里暗含一个前提，就是默认所有人都觉得，“安全高于自由”。

如果有个张三，偏偏看重的是自由，他就不喜欢每次进地铁要从身上把包摘下来放到安检机上再背身上，他宁可地铁里带什么东西的人都有，这就像天然反感手机、电脑被监视的人一样，他知道恐怖分子也会利用这些，但他宁可大家一起承担坏人混迹其中的风险，也不愿意跟大家一起承担不方便。

可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是不方便，不能接受的是不安全。所以，不喜欢安检的张三，不喜欢被限制自由的张三，只能忍一忍。

要最多的安全？还是要最多的自由？永远是两难。

斯诺登的壮举，至少有一点价值，他把这个两难的的问题抛了出来，抛给所有人。他不认为，这对博弈中的终极价值，要靠美国政府的意志做仲裁。这不能局部讨论。

安检是公开的，监控是偷偷的

二、给10086或者10010拨打客服电话时，语音会提示：“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以下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斯诺登们”恼火的可能是，我可以脱衣服过安检门，我可以打电话被录音，但那一定是我知情的情形。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我的电子邮件就被检查，我的通话时长就被记录在案，“不行”。[详细]

对此，国际政治学者安替说：“政府虽然会掌握公民的一切数据，但政府本身的透明度也必须更大程度提高，而政府挖掘海量公民数据的行为，也必须经过更透明的过程授权”，就是这个意思。

斯诺登是英雄吗

连清川的答案是NO。“你喜不喜欢这个国家的法律和行为是一回事，但是你得遵守法律。奥巴马政府和国家安全局经过了重重平衡和审查之后，所作出的行为乃是合乎法律的；而他们这项行动在经过国会和联邦法院批准之后，就是合法的。这个行动是机密的，但它符合法律。所以，你不喜欢他，你把机密公布了，你就触犯了法律，政府要逮捕你，就是合理合法的。这算得上是政治迫害吗？”

在他看来，斯诺顿只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

与连相反，张天蔚认为，斯诺登的不凡就在于，他为了做正确的事，不惜以冒犯法律为代价。“斯诺顿是反叛美国政府的叛国者，同时也是自由的卫士和英雄。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体现。至于中国唯美派陷入斯诺顿两难，只能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向往和崇拜，本来就不是出于对自由主义的追求，而是出于某政治立场而选择的言说策略。”

美国政府错在哪

很多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政府违宪了，这可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权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1日正式起诉联邦政府，指认后者开展秘密情报监视项目“棱镜”侵犯言论自由和公民隐私权，违反宪法，请求联邦法院下令中止这一监视项目。

法律专家认为，民间组织针对美国联邦政府类似监听项目的诉讼不乏先例，但鲜有胜诉案例。“棱镜”项目的曝光为这类诉讼的胜诉前景带来积极影响。[详细]

斯诺登会被引渡回国吗

回答这个问题，只看法官如何定性，斯诺登回国后的“痛苦程度”。

无论是用于国际引渡协议的“政治犯不引渡原则”，还是香港政府特许的“酷刑声请”，或是联合国难民署特颁的难民资格，这三者都在关心，斯诺登回国后究竟会不会被虐待。

香港司法独立，中央政府基本不会干预，所以斯诺登的命运走势，如果不复杂理解为中美之间博弈的一步棋，仅从法理上天真地理解，完全取决于出面收拾残局的人或团体，是否同情心大发作。

互联网时代的安全策略，全世界都没发展成熟。料理斯诺登的人，比斯诺登本人，处境更加艰难。

棱镜项目给奥巴马带来了“囚徒困境”：如果坚持修改“棱镜门”的合法性，那么个人自由的主张者们有可能远离奥巴马；如果借此修改以《美国爱国者法案》为代表的美国国内安全政策，一旦发生新的恐怖事件，奥巴马同样会陷入被动。

本来嘛，阴谋性和伪装成平民就是恐怖主义的本质，公民的隐私一点不出让，确实不可能。这就回到了开始安检的例子。

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最优选项。

政治哲学家以赛亚·柏林给了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或者说，这种答案，任谁都想的出来，在基本价值（安全VS隐私）发生冲突时，人们只能采取非教条的、临时性的解决办法：辩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