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就微信收费一事，舆论场中纷纷攘攘。央视等报道称以部分德国电信运营商对类似微信产品收费为例，认为微信收费是“国际惯例”。此论调遭到了网友的调侃，其中独立评论人李承鹏对此作了一个形象的概括：“央视新闻说：德国部分运营商对微信收费了。果然此时他们跟国际接轨了。他们一直有两件兵器：一叫国际惯例，一叫中国特色。视需要而举起哪件兵器。就像忘了人家是自由竞争而非垄断，收费只是部分且平时收费相对收入而言比中国便宜，民众有选择权。有谚形容中国式收费：光屁股骑老虎，既不要脸又不要命。”

顾名思义，“国际惯例”，是指植根于国际交往实践，在长期反复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某一特定领域内的习惯性做法或 通例。国际惯例必须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适用，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并得到公认的习惯做法。因此，国 际惯例必须有一定的“面”和“量”，并且要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然而，在当今中国，无论是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垄断行 业，还是专家学者、地产商人、政府官员，都可以很随意的从自己的贴身衣袋里掏出众多明目繁多的“国际惯例”来，于是， 各种老百姓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政策出炉了。

当然，“国际惯例”也不会是单独存在的，当真正的“国际惯例”不再符合有关部门的利益之时，“中国国情”就会 及时跳出来“救急”。所谓“中国国情”，其涵义本来不难理解，就是一个中性的学术术语，但在不同场合它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解释。如 ，一穷二白与地大物博、勤劳勇敢与因循守旧、对外开放与闭关锁国、贫穷落后与盛世升平，这样一组意义截然相反的词汇， 恰恰是“中国国情”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的不同表述。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中国国情”也被恰当地运用到了利益集团安抚 民众的解释之中。[详细]

关于“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在很早前我们就像看笑话一样看着一些行业和“有关部门”视情况需要祭起着两面大旗。银行卡收取跨行查询手续费时称是“国际惯例”，民航业收取机场建设费时称是“中国特色”，在为延迟退休造势时称是“国际惯例”，在回应退休双轨制时称是“中国国情”……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对市场主体的一个最为底线的要求就是权利和责任要对称。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你可以以各种理由甚至包括国际惯例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与此同时，你也要以同等的条件来提升对方的权利。惟有如此，两者才能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下进行交易。

改革开放之初，“国际惯例”与“中国国情”的问题，主要取决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以及对可行性的权衡，和对总体利弊的考量。但在今天，无论是“中国国情”还是“国际惯例”都已成为政策制订者维护自身或集团利益的遮羞布，成为不同利益主体博弈的对象。在“国际惯例”融入“中国国情”的过程中，政府和垄断行业往往把那些扩大公共服务、维护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等现代政府职能性的“国际惯例”统统打上了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标签，将其拒之于国门之外；而对那些 别出心裁、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惯例”却情有独衷，并很快成为他们横行霸道、独占市场、以大欺小、盘剥消费者的工具。

因此，凡是那些能借此提价、涨价或获得其它利益的“国际惯例”都被运用得炉火纯青，如果有需要，就是没有现成的“国际惯例”，也要临时创造出“国际惯例”来大干快上。“中国国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只要是受到质疑的、工作不到位的、需要付出的，一概可以用“中国国情”来化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国情”无疑会异化出懒政的政府与唯利是图的市场，而 “国际惯例”特别是凭空捏造的所谓“国际惯例”，也会成为赚取暴利、藐视民意、维护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正常进程的工具。

面对这种无奈的社会现实，老百姓的呐喊无疑缺乏力量。因此，必须由国家出台相关的措施加以管理。而对于到底什 么时候该讲“国际惯例”，什么时候该讲“中国国情”，又应该有一个怎样清醒的认识呢？[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