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农村报》报道，广东揭东县副县长(现为揭阳市揭东区副区长)江中咏，父亲是揭东县原副县长江俊驱。江中咏于2011年11月在揭东县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副县长，同月，政协揭东县五届一次会议选举江俊驱为副主席。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江中咏出生于1984年，2011年出任揭东县副县长时27岁。[详细]

近年来，引发争议的“火箭提拔”并不在少数，比如80后美女副市长董海涛，湖南湘潭27岁副县长徐韬，山东济宁25岁女镇长韩寒　“湘潭神女”王茜等等，背后无不飞舞着官员子女的质疑。

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民粹化情绪，那是下层民众对官员选拔制度和社会流动渠道长期以来的不满的表达。

民众希望官员手中的公权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自然希望官员的选拔能糅合更多的民情民意，希望能参与到官员选拔的过程中来，确保官员选拔的程序和正义性，而不是被权力遗忘在角落里。

2012年8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2年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2）》。报告指出，80后女性官员因过于年轻往往成为公众质疑的理由，潜规则、违规提拔、家世背景等揣测不断。

报告称，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特别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以及裙带关系、官二代等问题屡屡发生，引发人们不满。[详细]

按理讲，官员子女作为公民一分子，有选择从政的权利。对于“权力世袭”的指责，有关部门蛮可以出具一份辩护状：他们能力强，“火箭提拔”也正常，况且程序合法。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一些官员子女及亲属的升迁路径，总是每隔一年半载甚至三五个月就转岗与升迁，每个岗位都是蜻蜓点水，他们能够做出什么业绩政绩？就算是在程序上，说来也是“瑕疵”百出。公权力的公信力流失了，合法性被侵蚀。

而且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向公众作出说明的问题，这些事实展现了一个危险的倾向——基层权力的家族化，这实际上是基层政治生态的一个毒瘤。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其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中，在县域政治中，往往存在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这个网络不断扩大。按照《公务员法》，我国县乡一把手都自外派来，但政治家族却织成了一张网，结果就是人们说的“过江龙”斗不过“地头蛇”，其实质是基层社会治理陷入混乱或受到梗阻。

对于基层权力家族化的问题，古往今来人们都深恶痛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民谚，深刻述说权力固化的危害和人民的不满。对此现象不可小看，不要仅仅把它们看作现实中“不尽如人意”的瑕疵。对媒体曝光的问题，不要不以为然，不要轻描淡写。必须下决心搞清楚此种现象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必须阻止此种现象的蔓延，理由就是：建立权力获得的正当性，扭转人们对权力形象的判断和想象，确保权力姓“公”不姓“私”，扫清基层治理的障碍。[详细]

与“火箭提拔”一样备受公众质疑的就是公务员“萝卜招聘”现象。2010年6月13日，江西武宁县籍数名大学毕业生向记者反映该县近期考录一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硬性”条件就是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

见过招考乱象的，没见过乱得这么彻底的，正如有网友称，连最后一块布都不要了。很显然，只招正科级干部家属的悖谬之处无需过多置喙，这纯属是将潜规则明规则化，他们已经不惮于突破最后的底线。这种赤裸裸的权力世袭，令社会公平很受伤。

人们常说:读书改变命运，教育是改变贫穷世袭的调节器，但一些孩子仅仅因为父辈是普通工人或农民，就被残忍地剥夺了考录事业单位的资格，真是情何以堪？就算起点公平难以强求，机会公平总该保证吧！

多年前，某权威机构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诚然，谁也不能剥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权利，干部子女因为生活在干部家庭，耳濡目染之下的确有利于当干部，但必须符合程序正义，直接画一条硬杠杠，剥夺农家子弟的参与资格，这显然是荒唐的。

率先采访湖南罗彩霞事件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曾经感叹：“作为一名通过高考走出农村的记者，我深切体会到高考对农村孩子的重要。高考的冒名顶替是断人前途的无耻行为，甚于谋财害命。”刘万永的感叹绝非无来由。

社会阶层的固化会带来两大后果，一是社会流动陷入凝滞化，长久下去社会便会失去生机和活力甚至出现断裂。二是社会情绪日益激化，正如有人所担忧的那样，社会关系一旦逐渐干燥，可能一擦就出火。因此，有识之士呼吁：让社会空气湿润一点。[详细]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终身不变的，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变的。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动称为“阶层流动”。

人们都希望向上流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希望，有盼头，因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如果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张力，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震荡。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也可以称为继承)的另一种说法。

社会阶层世袭，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有人以为集体世袭是指官员子弟的，实际上是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官员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令人忧虑的是，的确社会上还有一种利益机制，让官员子弟可以依靠父辈掌握的公权提升自己社会地位。

其实，现在流行的“官二代”的说法，就是“集体世袭”的结果。

“穷二代”也是一种世袭，是被迫的世袭。教育是提高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所以，教育公平是带有基础意义的社会公平。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均等，农村和城市，市区和郊区，东部和西部，教育资源差别很大，处于西部的或者农村的孩子很难受到好的教育，在城市里的边缘，也受不到很好的教育。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减少，来自城市的生源增加。从综合情况看，高等阶层的子女比低等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优越的受教育条件。弱势阶层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条件要恶劣得多。

教育不公平将会使得低阶层的下一代很难向上流动，使社会不平等向下一代延续和发展。“穷二代”就是这样形成的。[详细]

在一个充分竞争和流动通畅的社会，出现“穷二代”和“富二代”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作为一种身份的证明，这些称谓还算不上标签，这些称谓也不指向权利和待遇的差异。既然社会不存在绝对公平，既然社会总有贫富的差距，“穷二代”和“富二代”就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但问题是，这种身份不应该被固化，如果“穷二代”和“富二代”出现的背后是阶层的固化和代际的分化，则“穷二代”和“富二代”的存在与疏远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的公平和活力维系于阶层的正常流动，若阶层之间呈现出停滞状态，则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将受到严重影响。

那么，面对严重的阶层分化问题，该如何应对和解决呢？如果我们意识到权利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意识到权利对于个人尊严的重要性，就应该从权利保障的角度着眼，去探索"穷二代"改变命运机制的具体路径。因为，“穷二代”之所以贫穷，不仅在于家庭收入的微薄、父母能力的有限，还在于确实存在的权利差异和贫困。正是因为相应的权利没有得到公平保障或足够保障，才导致了“马太效应”在阶层遗传上有所体现。

如何给那些“穷二代”以改变命运的机制？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也需要一个周全的制度设计。但是，其核心的内容应该是保障所有人的权利，让那些“穷二代”可以和“富二代”、“官二代”一样，平等地站在权利的起跑线上。这一方面需要给予他们平等的权利待遇，不能因为身份不同而进行区别对待；另一方面需要给予他们充分的话语权，一旦他们的权利受到影响时，要保证他们可以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要权利实现充分保障，改变命运的机制就会应运而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