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的阶层固化与代际梦想

在我走上台的数秒内：

——地球同时诞生了40位新生儿以及7亿只蚂蚁。

——地球同时失去了30位人类以及5亿只蚂蚁。

蚂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脆弱。不可预知,无法判断。

2007年那时我还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北京郊区的唐家岭村，在那里我看到了很多和我同龄的年轻人，2009年在总结了他们的三个特点：高知、弱小、聚居后，我将这一群体命名为“蚁族”。一个新的群体——“蚁族”，正式进入公众视野，登上中国的话语舞台。

自此以后，我和我的团队得以敲开一扇又一扇门，取得信任，并让里面的年轻人开口讲述他们的故事。透过这些故事，我们能看到中国的未来——那些大学毕业生、那些高校青年教师、还有那些新生代农民工、那些作为社会中坚力量正在奋斗的青年人在经历怎样的命运。

2012年，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当代青年的知识分子，出版了《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去年，我们又研究了从大城市返乡的这样一批年轻人，我给他们起名为洄游青年。他们像鱼类的洄游一样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路走来，蚁族、工蜂、洄游，海陆空都有了，大家开玩笑说我们要写新中国青年动物园。

一

我和我的团队研究“蚁族”已有八年，我们力图呈现给社会的，应当说是一个原生态的城市群体。我们想写出他们的希望、梦想和坚持，也有他们的迷茫，彷徨和困惑。

在答应上这个节目以前，我犹豫了很久。我很想告诉大家，我之前做过调研采访过的那些蚁族现在过得怎么样了，但再次拨打他们电话的手是沉重的。首先害 怕听到手机关机或者是空号——因为在今天这个通讯异常发达的时代，手机号码就是一个存在的标志；一个号码的消失，往往就意味着一个个体从号码所属的城市离 开。

我也害怕我的回访打扰到他们的生活。我要占用他们工作或休息的时间，听他们诉说生活的心酸苦辣，有时候甚至要揭开他们的伤疤，看淋漓的血肉。我现在还清楚得记得五年前一位蚁族和我说过的话：

    直到现在，我还是会经常面对一些固有的问题，诸如籍贯 啊，留京动机啊，父母养老啊。在漫长的闯荡岁月中，我早已有几套完美的措辞，面对不同的发问人群，给出他们想要的回答。或自强不息，或怨天尤人，或顺其自 然，来满足发问者的种种心理需求。这些问题有时候我回答起来毫无所谓，有时候步步紧逼。因为这些问题在北漂的日子里给我留下的印记，已经成为我莫名的自卑 点，但凡问及，无论何种回答，都是对我的伤害。而这种伤害，无论是否对我造成影响，已是不可磨灭的一种存在了。

八年前，因为好奇我走近了”蚁族“。在研究中，我跟“蚁族”一块喝酒、吃饭、聊天。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以为自己应该很了解“蚁族”，但慢慢地我发现，我离蚁族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蚁族”是真实地生活在那里，而我是去研究做调研然后回来过自己的生活。我尽量地想从“蚁族”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但后来我发现我尽全力都做不到。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蚁族给我讲起他第一次找工作时的情景，整个行头都算下来一共，才75块钱，但即使生活这样拮据他也从未 掉过泪。有天早上起床，跟他住在一屋的同伴问他，昨天晚上你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他自己浑然不知，回头看湿漉漉的枕头，才直到昨晚自己是在梦里嚎啕。我问 他，那天晚上你梦到了什么？他告诉我，他好像梦到了自己的母亲。第一次我知道了：最痛苦的不是哭，而是哭都不知道！

2011年的春节，我和一个“蚁族”一起度过。大年除夕的晚上，我和他面对面坐着，面前是一大桌饭菜，窗外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我跟他说，新的一年快到了，许个愿吧。他低着头，我心想他一定是在认真思考，准备许下一个大大的心愿。

他抬起头，默默注视着我，然后跟我说“我希望在新的一年每天早上起床可以看到阳光”。来北京的两年时间里，他一直和女友租住在地下室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在21世纪的中国，早上起来看见阳光，却是一个“蚁族”最大的愿望。

这些年，有很多关于“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的争论，很多人也问我，蚁族是该走还是该留，我说，“蚁族”的路，我没有权利去评价。有时候，我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俯瞰世界，用怜悯的眼光去试图接近我们认为生活不济的人群，以为自己的到来会给他们带去光明，可最终的结果，可能与我们所期望的恰恰相反。

这些年蚁族”问我的问题，我一直都无法回答：“4年前，我用一袋钱换了一堆书，为什么4年后同样这堆书换不回一袋钱”，“都说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为什么知识没能改变我的命运？”“中国还没有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为什么有知识的人却被抛在了时代的后面？”这些问题与其说是问我，不如说是对时代苦苦的追问。

在最近的一次蚁族调研中，有一个场景我记忆犹新。我无意间走进一个蚁族的住所，在这个不足5平方米的房间里，她的床头贴着一份惊人的买房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之购房计划（2013.1.1—2018.1.1），建筑面积53，实用面积45，单价2万/，总造价106万；首付30%，即31.8万；每年存6.36万，每月存0.53万，即5300元/月；需月收入捌仟元整/月。一定行！一定行！！一定能行！！！努力！努力！！再努力！！！ 签字人：XXX,XXX(她的男友)，2012.12.16，壬辰年十一月四日。

看到这样的照片，我们似乎看到几年以后他们住着自己小房子里的幸福生活。当我把这份购房计划拍下来，带回到课题组时，大家震惊了，都觉得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这对青年他们却在很认真地在执行。这就是我们中国一个普通青年的梦想，以及他为了梦想而做的努力。

消费社会促进了房地产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住房的供给率；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买不起房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住房使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我们 说，“住房”，现在正逐渐代替职业、收入和声望，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一个人一旦在“住房资源”上处于弱势，那么意味着他将在生活的很多方 面都处于弱势。这种由原来我们所说的“收入贫困”扩展而来的“住房贫困”，使得一个年轻人他即使再努力工作，也很难向上流动。

唐家岭因我的书而出名，2012年这个村子被拆迁了，后面这张照片拍摄于拆迁前的某个早晨。旭日初升，一群鸟儿划过天际。我想，每个人天生就有追求梦想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当被任何一种力量所剥夺，它是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一个天平。今天，我在这里，我仍然要从心底里为“蚁族”鼓掌，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你可以摧毁他，但你打不败他！

二

在我们的蚁族研究中我们发现，往往5年是一个流动转折年，每到5年的时候，蚁族会重新选择，是留在大城市继续坚守，还是返回家乡

2014年，网上的一个帖子引起了无数青年的讨论。这个帖子来自网络知名论坛“知乎”上的一篇文章——《背井离乡，为何仍要打拼北上广》。帖子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王远成的人。他的家乡是一个三线城市，他 2008年从西安一所民办大学毕业，怀揣2000块钱来到上海。进入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经理。

5年以后，他的母亲患病他返回家乡，在家人的关系帮助下他进入机关，即将获得事业编制。但是王远成却念念不忘这5年在上海的生活。他发誓一定要重返上海，受过上海训练和熏陶的王远成把人分成了两类，一类叫职业的，一类叫非职业的。

在王远成看来，他家乡的人都是非职业的。对非职业的困惑，成为他回家乡的最大苦恼。他到机关工作以后，在机关的服务大厅里，有很多群众，不满意的群 众，有各种诉求，有的哭闹，有的吵架。王远成很惊讶，但同事告诉他，你别管，管了就是你的事了。但在王远成看来，上海却是个很神奇的城市。他说，上海她不 看你的学历和出生，她不会鄙视你的家庭条件，她只看你是否努力，真的。

王远成是一个返乡的蚁族。其实这几年做蚁族很多人也问我，廉老师蚁族回家乡以后怎么样？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开始启动了返乡青年研究，我们管他们叫“洄游青年”。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在人生的特定阶段，在外面学习打工，最后又洄游到自己的家乡，二三线城市继续生活。

     2014年， 我和我的团队延瑷珲腾冲线左右延伸各一百公里，有一瑷珲腾冲带。在这条带上，我们开始。 “瑷珲腾冲线”是1935年我国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提出的中国人口密度对比线。从黑龙江的黑河一直到云南的腾冲横切45°，把中国一分为二。现在，这条线已不光是人口、地理分界线，而且是一条我们认识中国、研究中国、感受中国巨大历史变迁的 标识线。

我们在“瑷珲腾冲线”左右的22个县中我们发现，我们发放了几百份问卷、走访了几千个样本。尽管这22个县它的人均收入、经济水平发展各不相同，但我们发现，洄游青年，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比当地的青年要高。

外出打工、求学的经历，开拓了这帮年轻人的眼界。他们无论是回到家乡，在政府工作、机关工作，还是创业，他们“试错”的成本都更低，眼界都更加开阔。而且，他们带回了先进的思想、理念和技术，促进了当地城乡文化的交流和合。

所以，洄游青年的现状，也使我们对中国社会流动的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

因为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说“知识乏力”，在大城市我们看到好像知识无法改变命运，但在洄游青年身上我们却发现知识与流动之间仍然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以学历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在青年的阶层晋升中仍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很多洄游青年，他们的父辈是农业生产者，但是他们外出打工回到家乡以后，却能够进入到机关，到国有企业，等等，明显提升了家庭的职业层次。所以我们 说，未来的中国，二三线城市将是中国经济往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那么这样一批曾经外出打工求学，现在回到家乡的洄游青年，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一 个重要的人力支撑。对未来的他们，我们也怀有更大的期待了。

三

那我们把话题拉回蚁族。

从“天之骄子”到“蚁族”，中国高等教育负责筛选社会精英的作用已然消失。2015年，我们中国大学毕业生将达到创纪录的749万人。很多人都说，蚁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消失，不用过分担忧。但我却不这么认为，一个人他在年轻时的经历会影响他一生的心态和价值观。

试想：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他因为自己的身份地位而被社会鄙视、被社会冷落，那么当他成功以后，他会如何来看待这个社会？他又如何来回报这个社会？ 又会如何来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如果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没有给青年以公平机会，另一方面青年奋斗的目标仅仅是寄托于名利。那么，当最终的结果呈现为只有少数人 获得成功，而大多数人依然平凡的时候，那么我们又如何来保证他们所代表的不同层次能够和睦相处？

几年前，麦子的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多少共鸣。一个农家子弟奋斗18年，才取得和大城市里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再丰盛的青春叠加，我仍不能和你喝一杯咖啡。 

我们这一代青年，应该说是赶上了转型的中国和拐点的时代，老龄化拐点、刘易斯拐点、城镇化拐点，我们称得上是绝无仅有的“拐点一代”。但了拐了这么多弯，我们也得努力找到光芒。背后这张照片，是2009年3月28日，我在前往唐家岭的路上拍摄。所有的聚居村，到了晚上都是漆黑一片，只有循着有光的方向，才能找到出口。

青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发现希望已经幻灭、青春已逝时，我们也会选择无奈的离开。但离开时我们也要高昂着头，就像当初高昂着头倔强地生活一样。

“生如蚁，美如神”，是顾城的一句诗，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人生下来像蝼蚁一样渺小，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奋斗，让人生美轮美奂。让我们把“生如蚁、美如神”这六个字写在心底，并告诉自己，应如何走好未来的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