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

80后生人,乡土乡亲品牌创始人。曾就读中国农业大学,2005年大学肄业投身有机农业,致力于透明溯源,重现食物的美好。

我们一起撕开食品安全问题的黑布

2015-05-09

大家好,我是乡土乡亲的创始人赵翼,大家都叫我老赵。在今天分享我的故事之前,我想先向大家介绍一位我的同事。我这位同事他叫朱三才,是我们在办公室养的一头巴马香猪。在它出生35天的时候,它从中国科学院北方大动物研究基地办了借调手续,加入了乡土乡亲。经常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我们觉得这是特别大的偏见,因为在动物界的智商排名当中,猪的智商排到了前十位,而且猪也非常爱干净,为了让三才更有魅力,我们还特别给它调试了一种叫三才可乐的微生物饮料,我们用两种乳酸菌和两种酵母菌发酵,来改善它的肠道微生物循环,让它闻起来不那么臭臭的。

为什么我们要在办公室养一头猪做宠物呢?不仅仅因为老赵我自己是属猪的,我在初中的时候,我读过王小波先生的一篇文章,叫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我想这或许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隐喻。在很多人的眼中,我们其实就是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从这样一种角度来观察我的大学生活,或许那一切就不会看起来那么奇怪吧。我的大学是在中国农业大学,在学校期间,我经常去全国各地的农村下乡,在2004年的时候,我去内蒙古固阳下乡,我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当地有一个职业高中的老师他编了一本叫《奶牛授精》的小册子,特别受当地的农牧民的欢迎,它只有薄薄的十几页纸,我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我回到农大书店里面看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教授们写的书连我们这些农大学生都看不懂。所以我当时想,是不是可以用一种土的掉渣的语言,写一套让我们父老乡亲看得懂的科普丛书,所以我在学校里找了34名同学,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地,一下子写了6本书,有《农民进城务工指南》、《农村的医疗卫生指南》,写了六本。我们兴致勃勃地去找我们农大的出版社的社长,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把我们书稿往桌子上面一扔,不屑一顾。后来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让这件事情有了峰回路转,我们把我们的书稿,而且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当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过了几天,温总理亲笔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你们在校期间就能想到并做到用所学知识为农民服务,确实体现农大学子身上的这种情系乡土,回报乡亲的赤子情怀,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当代大学生的希望。

当我们收到这封信之后呢,剧情就反转了,我们一下子成为校园的红人,从《新闻联播》开始,《人民日报》开始,很多媒体都关注我们,这套书也顺利地通过新华书店的系统,卖了四万多套。

第二件事情,我去一个山西看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很有名。她那天在山上的博物馆接待了我,我是她当天的第三拨客人,她跟我讲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历代国家领导人对她的表彰和关爱。这个博物馆到处是这些东西。但是当我走出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我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村庄依然很穷,所以我问自己,我这么年轻,愿不愿意被别人符号化,空心化,这是不是我想要的人生。那年我还被评为大学生年度人物,紧接着我就做了一个让大家大跌眼镜的决定,我选择大学肄业。很多人可能会问原因了,其实很简单,我觉得我们都不缺机会,缺的是破釜沉舟的勇气,所以那年我选择创业,我选择了有机农业的方向。

2005年的冬天,那个时候我正踌躇满志地在校园里晃悠,虽然选定了有机农业的方向了,但是还不知道该怎么干?这个时候我认识一个朋友,叫环球协力社的李凡,这个机构是个中日英的三国机构,他们是致力于发现全球范围的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家的。当他听到我的故事和蓝图之后,就跟我讲,他说赵翼,我认识一个日本的朋友,他跟你有一样的梦想,只不过他比你做得更早,他在40年前就在日本推动了日本整个有机农业的进步。这个朋友叫藤田和芳,他是整个日本有机农业的先驱,是日本守护大地协会的创始人。

跟我一样,藤田先生也是一个身形高大,长相帅气的美男子,他早年的时候,是日本学生运动的领袖。大地的这些创始人很多也都是做学生运动出身。所以当这些人在40年前决定要创办大地,去推动日本的有机农业的时候,他当年的那些小伙伴们,都不是很理解,都认为藤田他们都是丢掉大棒,捡起萝卜的堕落的社会活动家,因为原来他们都只会搞批评,觉得他们是堕落的社会活动家。但是藤田先生讲,空喊口号,反对农药是没有用的,要推广和普及一种新的价值观,必须要从小事做起,与其空喊一百句口号,不如将一根没有农药的萝卜送到消费者手中。藤田先生这种务实的理想主义感染了我,我觉得非常对。再大的社会理想都要从小事做起,都要从一根没有农药的萝卜做起,都要从一杯没有农药的茶做起。

2009年的时候,我又去日本,偶然间我在日本的一家超市里面,我发现他卖的白菜上面,直接印着农夫的头像和姓名,你成为他的会员之后,他会写封email给你,说谢谢你购买我的蔬菜,这是我骄傲的作品,这也是我家里人自己吃的。日本农夫的这种自信爽朗和创业者般的骄傲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我也去过很多农村,我在想为什么中国的农业生产者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后来创办乡土乡亲的时候,我们生造了一个中文词汇叫农作艺术家。农作加艺术家,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嘲笑我们,说我们这帮人太矫情了,因为他们说我只听过写字画画有艺术家,从来没听说过种地还有艺术家的。如果一个职业没有办法建立起它的职业荣耀,你怎么可能吸引那些更有才华的年轻人和社会资本加入我们呢?

所以我们经常讲,农耕的浪漫与残酷,因为我小时候读文学作品,经常被人毒害,比如我们经常被陶渊明毒害,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觉得农业就是这个样子,是吧。或者被金庸先生毒害,塞外牛羊空许约。大家一直想象当中农业是特别美好的东西,但其实农业有它残酷的一面。所以食物的美好来之不易,我们不妨时时低下头来,去看看土地上的面容与伤痕。在过去30年的这场时代变迁当中,绝大部分人都是随波逐流的,只有非常少数的人做了不一样的选择,我们希望这些守拙求真,把自己产品看成作品的人,我们称他为农作艺术家,希望他们能够被更多人看见。这就是我们创办乡土乡亲最开始的想法。

当然,仅仅有情怀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做制度设计,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去年1212号,我们在全国政协礼堂办的一场演唱会。这个上面四位蒙着一块黑布的是我,旁边几位都是我们同事,我们这个乐队名字叫盲目的自信。我们那天演唱了一场崔健的代表歌曲《一块红布》,细心的同学可能会发现,在老赵的面前挂了一个酱油瓶,因为我在唱吧上,只击败了4%的人。当然这个故事很励志了,后来现场有一千多个我们的用户和歌迷,听完我们的演唱会之后,从此立下了一个愿望,他也觉得他有能力在香港红磡开演唱会,这是这场演唱会的副作用。但我们用崔健的这首摇滚经典,我们试图去表达,最可怕的不是农药和化肥,最可怕的其实是我们的熟视无睹,把我们承受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所以,我们有权利保持愤怒,要把我们眼前的黑布撕开。

我相信在座诸位,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对食物安全有着真实的焦虑,可是究竟食物安全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说,是中国人的道德素质不行,那可事实上40年前,在日本,在欧洲,在美国,这些普通民众跟我们经历着同样的今天的焦虑,难道说40年前他们道德素质也不行吗?所以我们用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发现食物安全问题的本质,它本质是高度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劣币驱逐良币。所以我们深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我们必须要去打破食品安全问题的黑箱,打破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很创造性的工作,我们做了制度的创新,设计了一套叫透明溯源的制度安排,简单说,第一我们做到了生产者实名制,在我们的茶叶每一份包装上面都直接印着农夫的头像和姓名,因为孟老夫子讲了,有恒产者有恒心。所以我们帮助我们的生产者建立他的品牌资产,让他有长远的预期的收益,来抵御他短期的魔鬼的冲动,甚至我跟他们讲,我说大家不要觉得品牌这件事情离我们农业生产者很遥远,很多我们现在见到的百年老字号,其实都是个人品牌,品牌就是对品质长期的一致性的承诺。

我们做到第二点是我们建立并公开了农人档案,生长履历,61项风险评估和218项欧盟标准的重金属和农残检测,我们是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第一家做到公开的。

前不久我们发生了一个事情,两个星期之前,我们终止了一款叫盛叔家安吉白茶的发布。因为我们拿到它的检测报告之后发现它的218项渐次当中,有一项叫啶虫脒的化学农药检测出2.78毫克/公斤的残留。欧盟标准是0.05,意味着它比欧盟标准高出了50多倍。中国的国标对这个农药没有限制,但是我们选择将这个信息告诉消费者,并且终止了这款产品的发布。我们在前不久把所有之前用户的预售的预购的款项全部退还。在这件事情最美妙的一点,并不是我们的退款,而是说我们在此之前,我们向我们的用户承诺我们所有的产品必须经过218项检测之后,检测合格之后,我才最终向我的用户交付,但是全世界,我们所委托的全世界最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SGS需要15个工作日时间才能向我出据最后的检测结果。大家知道绿茶是一个时令性的产品,每一天的价格都不一样,早期的价格跟晚期的价格,可能价格会相差10倍,但是因为我们有15个工作日我才能知道最后的检测结果,所以我们的产品上市的时间,就比其他的同行会晚很长时间。让我们自己感到骄傲的是我们在最后终止发布的那一刻,没有任何一克茶叶流到了消费者手中。同样的,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我们在过去42个月时间里,我们到目前为止只发布了6款产品。

我身边也经常有些奇怪的声音,他们说空气都是雾霾,水也不安全,我吃的蔬菜也不安全。所以我光你的茶叶安全有什么用?我自己觉得,这种自暴自弃的想法是最可怕的,这种熟视无睹,这种把自己承受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的情绪是最可怕的,我们必须要去改变这一切。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要去参与改变世界的方式非常简单,我们的每一次消费本质上都是一张选票,我们投给什么机构就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正在努力的就是去不断地争取汇聚消费选票的力量,去反向驱动上游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支持更多农业生产者改变生产方式。

在最后我想用三个我的体会来结束我的演讲。我第一个体会是,跟好玩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情,远远胜过跟好人做有意义的事情。这句话有点难懂我翻译一下,跟韦小宝一起闯荡江湖,胜过跟郭靖一起厮守襄阳。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虽然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有着我们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我们觉得我们在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像苦行僧一样,我们要从中发现乐趣,寻找乐趣,创造乐趣。就像我们的公司乐队盲目的自信一样,就像我们在北京演唱会,我们知道我们因为穿得不咋的,但我们又希望给我们这些参加演唱会的这些歌迷一个永世难忘的体验,所以呢,因为去参加我们演唱会的人很辛苦,730,很多人在北京没吃饭,就去听我们演唱会了。我们特别请了20多个烤红薯的大叔,我们买了一千多个红薯,在六里桥那边烤完之后,用棉被运到了全国政协礼堂的门口,还是热乎乎的,等我们演唱会散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收到了一个热乎乎的红薯,上面写着四个字,温故知心(新)。心是心脏的心。我在想或许他其实30年后他已经忘掉我们在全国政协礼堂到底讲了些什么,他可能会永远记得这颗红薯,也包括我们有一次请40多家媒体的主编去我们的茶园游巡,因为我们自己还是创业公司,我们也没有办法请他们住特别好的酒店,我这人又特别扣门,我连一百多块钱的经济型酒店都不舍得让他们住,所以我花40块钱一顶租了帐篷,在茶园和竹林的深处安营扎寨,摆了一字长蛇阵。但是我在万能的淘宝上,在香格里拉买了很多的萤火虫,把这些萤火虫都放在了帐篷里面。所以那些女文艺青年们都惊呆了,为他们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体验。我们也在这样创造惊喜的过程中,自己也很嗨。所以我跟大家第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虽然心怀远大理想,但我们还是要创造乐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讲土豆。土豆是一个被大家误解很久很久的物种,大家最开始原产在南美智利,因为航海大发现,哥伦布被带到了欧洲,但是因为它的其貌不扬,被欧洲的人视为被诅咒过的苹果,所以当地人最开始是不吃的,也是不种的。后来欧洲的黑死病肆虐,正是因为土豆的大规模种植,才挽救了几千万人的命运。所以恩格斯当时讲,铁犁的发明和土豆发现,改变了人的命运。土豆也是唯一的一个横跨东西半球,横跨南北方,既可做主食又可做菜的唯一的主食。为什么呢?为什么全世界人民都在吃土豆。在十多年前,我就告诉自己,我说不要把自己当做金子,因为是金子就有被埋没的痛苦,还是把自己当作一颗土豆吧,无论在多么贫瘠的土地上都要发芽。这是我的第二个分享,土豆的精神。

第三点,我想这也是这次新浪知行活动跟我特别的缘分,在接到这个邀请之前,我的孩子刚刚出生,我的孩子刚刚出生19天,我给他名字就取名就叫赵知行。因为我跟我的太太都是余姚人,我们余姚有个老乡很厉害叫王阳明,他讲知行合一,止于至善。所以我们就给孩子取了这样一个名字。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努力都在呈现食物的美好,都在让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都免于食物安全的恐惧,请大家一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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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

80后生人,乡土乡亲品牌创始人。曾就读中国农业大学,2005年大学肄业投身有机农业,致力于透明溯源,重现食物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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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乡土乡亲的创始人赵翼,大家都叫我老赵。在今天分享我的故事之前,我想先向大家介绍一位我的同事。我这位同事他叫朱三才,是我们在办公室养的一头巴马香猪。在它出生35天的时候,它从中国科学院北方大动物研究基地办了借调手续,加入了乡土乡亲。经常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我们觉得这是特别大的偏见,因为在动物界的智商排名当中,猪的智商排到了前十位,而且猪也非常爱干净,为了让三才更有魅力,我们还特别给它调试了一种叫三才可乐的微生物饮料,我们用两种乳酸菌和两种酵母菌发酵,来改善它的肠道微生物循环,让它闻起来不那么臭臭的。

为什么我们要在办公室养一头猪做宠物呢?不仅仅因为老赵我自己是属猪的,我在初中的时候,我读过王小波先生的一篇文章,叫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我想这或许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隐喻。在很多人的眼中,我们其实就是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从这样一种角度来观察我的大学生活,或许那一切就不会看起来那么奇怪吧。我的大学是在中国农业大学,在学校期间,我经常去全国各地的农村下乡,在2004年的时候,我去内蒙古固阳下乡,我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当地有一个职业高中的老师他编了一本叫《奶牛授精》的小册子,特别受当地的农牧民的欢迎,它只有薄薄的十几页纸,我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我回到农大书店里面看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教授们写的书连我们这些农大学生都看不懂。所以我当时想,是不是可以用一种土的掉渣的语言,写一套让我们父老乡亲看得懂的科普丛书,所以我在学校里找了34名同学,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地,一下子写了6本书,有《农民进城务工指南》、《农村的医疗卫生指南》,写了六本。我们兴致勃勃地去找我们农大的出版社的社长,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把我们书稿往桌子上面一扔,不屑一顾。后来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让这件事情有了峰回路转,我们把我们的书稿,而且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当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过了几天,温总理亲笔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你们在校期间就能想到并做到用所学知识为农民服务,确实体现农大学子身上的这种情系乡土,回报乡亲的赤子情怀,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当代大学生的希望。

当我们收到这封信之后呢,剧情就反转了,我们一下子成为校园的红人,从《新闻联播》开始,《人民日报》开始,很多媒体都关注我们,这套书也顺利地通过新华书店的系统,卖了四万多套。

第二件事情,我去一个山西看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很有名。她那天在山上的博物馆接待了我,我是她当天的第三拨客人,她跟我讲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历代国家领导人对她的表彰和关爱。这个博物馆到处是这些东西。但是当我走出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我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村庄依然很穷,所以我问自己,我这么年轻,愿不愿意被别人符号化,空心化,这是不是我想要的人生。那年我还被评为大学生年度人物,紧接着我就做了一个让大家大跌眼镜的决定,我选择大学肄业。很多人可能会问原因了,其实很简单,我觉得我们都不缺机会,缺的是破釜沉舟的勇气,所以那年我选择创业,我选择了有机农业的方向。

2005年的冬天,那个时候我正踌躇满志地在校园里晃悠,虽然选定了有机农业的方向了,但是还不知道该怎么干?这个时候我认识一个朋友,叫环球协力社的李凡,这个机构是个中日英的三国机构,他们是致力于发现全球范围的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家的。当他听到我的故事和蓝图之后,就跟我讲,他说赵翼,我认识一个日本的朋友,他跟你有一样的梦想,只不过他比你做得更早,他在40年前就在日本推动了日本整个有机农业的进步。这个朋友叫藤田和芳,他是整个日本有机农业的先驱,是日本守护大地协会的创始人。

跟我一样,藤田先生也是一个身形高大,长相帅气的美男子,他早年的时候,是日本学生运动的领袖。大地的这些创始人很多也都是做学生运动出身。所以当这些人在40年前决定要创办大地,去推动日本的有机农业的时候,他当年的那些小伙伴们,都不是很理解,都认为藤田他们都是丢掉大棒,捡起萝卜的堕落的社会活动家,因为原来他们都只会搞批评,觉得他们是堕落的社会活动家。但是藤田先生讲,空喊口号,反对农药是没有用的,要推广和普及一种新的价值观,必须要从小事做起,与其空喊一百句口号,不如将一根没有农药的萝卜送到消费者手中。藤田先生这种务实的理想主义感染了我,我觉得非常对。再大的社会理想都要从小事做起,都要从一根没有农药的萝卜做起,都要从一杯没有农药的茶做起。

2009年的时候,我又去日本,偶然间我在日本的一家超市里面,我发现他卖的白菜上面,直接印着农夫的头像和姓名,你成为他的会员之后,他会写封email给你,说谢谢你购买我的蔬菜,这是我骄傲的作品,这也是我家里人自己吃的。日本农夫的这种自信爽朗和创业者般的骄傲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我也去过很多农村,我在想为什么中国的农业生产者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后来创办乡土乡亲的时候,我们生造了一个中文词汇叫农作艺术家。农作加艺术家,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嘲笑我们,说我们这帮人太矫情了,因为他们说我只听过写字画画有艺术家,从来没听说过种地还有艺术家的。如果一个职业没有办法建立起它的职业荣耀,你怎么可能吸引那些更有才华的年轻人和社会资本加入我们呢?

所以我们经常讲,农耕的浪漫与残酷,因为我小时候读文学作品,经常被人毒害,比如我们经常被陶渊明毒害,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觉得农业就是这个样子,是吧。或者被金庸先生毒害,塞外牛羊空许约。大家一直想象当中农业是特别美好的东西,但其实农业有它残酷的一面。所以食物的美好来之不易,我们不妨时时低下头来,去看看土地上的面容与伤痕。在过去30年的这场时代变迁当中,绝大部分人都是随波逐流的,只有非常少数的人做了不一样的选择,我们希望这些守拙求真,把自己产品看成作品的人,我们称他为农作艺术家,希望他们能够被更多人看见。这就是我们创办乡土乡亲最开始的想法。

当然,仅仅有情怀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做制度设计,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去年1212号,我们在全国政协礼堂办的一场演唱会。这个上面四位蒙着一块黑布的是我,旁边几位都是我们同事,我们这个乐队名字叫盲目的自信。我们那天演唱了一场崔健的代表歌曲《一块红布》,细心的同学可能会发现,在老赵的面前挂了一个酱油瓶,因为我在唱吧上,只击败了4%的人。当然这个故事很励志了,后来现场有一千多个我们的用户和歌迷,听完我们的演唱会之后,从此立下了一个愿望,他也觉得他有能力在香港红磡开演唱会,这是这场演唱会的副作用。但我们用崔健的这首摇滚经典,我们试图去表达,最可怕的不是农药和化肥,最可怕的其实是我们的熟视无睹,把我们承受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所以,我们有权利保持愤怒,要把我们眼前的黑布撕开。

我相信在座诸位,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对食物安全有着真实的焦虑,可是究竟食物安全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说,是中国人的道德素质不行,那可事实上40年前,在日本,在欧洲,在美国,这些普通民众跟我们经历着同样的今天的焦虑,难道说40年前他们道德素质也不行吗?所以我们用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发现食物安全问题的本质,它本质是高度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劣币驱逐良币。所以我们深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我们必须要去打破食品安全问题的黑箱,打破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很创造性的工作,我们做了制度的创新,设计了一套叫透明溯源的制度安排,简单说,第一我们做到了生产者实名制,在我们的茶叶每一份包装上面都直接印着农夫的头像和姓名,因为孟老夫子讲了,有恒产者有恒心。所以我们帮助我们的生产者建立他的品牌资产,让他有长远的预期的收益,来抵御他短期的魔鬼的冲动,甚至我跟他们讲,我说大家不要觉得品牌这件事情离我们农业生产者很遥远,很多我们现在见到的百年老字号,其实都是个人品牌,品牌就是对品质长期的一致性的承诺。

我们做到第二点是我们建立并公开了农人档案,生长履历,61项风险评估和218项欧盟标准的重金属和农残检测,我们是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第一家做到公开的。

前不久我们发生了一个事情,两个星期之前,我们终止了一款叫盛叔家安吉白茶的发布。因为我们拿到它的检测报告之后发现它的218项渐次当中,有一项叫啶虫脒的化学农药检测出2.78毫克/公斤的残留。欧盟标准是0.05,意味着它比欧盟标准高出了50多倍。中国的国标对这个农药没有限制,但是我们选择将这个信息告诉消费者,并且终止了这款产品的发布。我们在前不久把所有之前用户的预售的预购的款项全部退还。在这件事情最美妙的一点,并不是我们的退款,而是说我们在此之前,我们向我们的用户承诺我们所有的产品必须经过218项检测之后,检测合格之后,我才最终向我的用户交付,但是全世界,我们所委托的全世界最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SGS需要15个工作日时间才能向我出据最后的检测结果。大家知道绿茶是一个时令性的产品,每一天的价格都不一样,早期的价格跟晚期的价格,可能价格会相差10倍,但是因为我们有15个工作日我才能知道最后的检测结果,所以我们的产品上市的时间,就比其他的同行会晚很长时间。让我们自己感到骄傲的是我们在最后终止发布的那一刻,没有任何一克茶叶流到了消费者手中。同样的,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我们在过去42个月时间里,我们到目前为止只发布了6款产品。

我身边也经常有些奇怪的声音,他们说空气都是雾霾,水也不安全,我吃的蔬菜也不安全。所以我光你的茶叶安全有什么用?我自己觉得,这种自暴自弃的想法是最可怕的,这种熟视无睹,这种把自己承受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的情绪是最可怕的,我们必须要去改变这一切。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要去参与改变世界的方式非常简单,我们的每一次消费本质上都是一张选票,我们投给什么机构就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正在努力的就是去不断地争取汇聚消费选票的力量,去反向驱动上游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支持更多农业生产者改变生产方式。

在最后我想用三个我的体会来结束我的演讲。我第一个体会是,跟好玩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情,远远胜过跟好人做有意义的事情。这句话有点难懂我翻译一下,跟韦小宝一起闯荡江湖,胜过跟郭靖一起厮守襄阳。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虽然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有着我们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我们觉得我们在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像苦行僧一样,我们要从中发现乐趣,寻找乐趣,创造乐趣。就像我们的公司乐队盲目的自信一样,就像我们在北京演唱会,我们知道我们因为穿得不咋的,但我们又希望给我们这些参加演唱会的这些歌迷一个永世难忘的体验,所以呢,因为去参加我们演唱会的人很辛苦,730,很多人在北京没吃饭,就去听我们演唱会了。我们特别请了20多个烤红薯的大叔,我们买了一千多个红薯,在六里桥那边烤完之后,用棉被运到了全国政协礼堂的门口,还是热乎乎的,等我们演唱会散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收到了一个热乎乎的红薯,上面写着四个字,温故知心(新)。心是心脏的心。我在想或许他其实30年后他已经忘掉我们在全国政协礼堂到底讲了些什么,他可能会永远记得这颗红薯,也包括我们有一次请40多家媒体的主编去我们的茶园游巡,因为我们自己还是创业公司,我们也没有办法请他们住特别好的酒店,我这人又特别扣门,我连一百多块钱的经济型酒店都不舍得让他们住,所以我花40块钱一顶租了帐篷,在茶园和竹林的深处安营扎寨,摆了一字长蛇阵。但是我在万能的淘宝上,在香格里拉买了很多的萤火虫,把这些萤火虫都放在了帐篷里面。所以那些女文艺青年们都惊呆了,为他们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体验。我们也在这样创造惊喜的过程中,自己也很嗨。所以我跟大家第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虽然心怀远大理想,但我们还是要创造乐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讲土豆。土豆是一个被大家误解很久很久的物种,大家最开始原产在南美智利,因为航海大发现,哥伦布被带到了欧洲,但是因为它的其貌不扬,被欧洲的人视为被诅咒过的苹果,所以当地人最开始是不吃的,也是不种的。后来欧洲的黑死病肆虐,正是因为土豆的大规模种植,才挽救了几千万人的命运。所以恩格斯当时讲,铁犁的发明和土豆发现,改变了人的命运。土豆也是唯一的一个横跨东西半球,横跨南北方,既可做主食又可做菜的唯一的主食。为什么呢?为什么全世界人民都在吃土豆。在十多年前,我就告诉自己,我说不要把自己当做金子,因为是金子就有被埋没的痛苦,还是把自己当作一颗土豆吧,无论在多么贫瘠的土地上都要发芽。这是我的第二个分享,土豆的精神。

第三点,我想这也是这次新浪知行活动跟我特别的缘分,在接到这个邀请之前,我的孩子刚刚出生,我的孩子刚刚出生19天,我给他名字就取名就叫赵知行。因为我跟我的太太都是余姚人,我们余姚有个老乡很厉害叫王阳明,他讲知行合一,止于至善。所以我们就给孩子取了这样一个名字。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努力都在呈现食物的美好,都在让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都免于食物安全的恐惧,请大家一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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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摘要
食物安全问题的本质究竟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说,是中国人的道德素质不行,可事实上40年前,在日本、欧洲、美国的普通民众跟我们一样经历着同样的的焦虑,难道说40年前他们道德素质也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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