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宇

原《中国新闻周刊》副总编,“上学路上”公益活动发起人,致力于通过送故事的方式帮助中国数千万留守儿童解决缺乏陪伴和爱缺失,2015年曾发布《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

关注留守儿童 别让死亡成为孩子们的愿望

2015-12-19

  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到了一封邮件,这邮件来自于你们的同龄人,也是一个大学生,现在就在北京上学。打开邮件我看到的第一句话,叫我内心中特别地酸楚,他大概是这么说的,我曾经也把死亡当作过我的梦想,这来邮件的是一个女孩子,她也是来自于毕节,就是今年6月9号有四个留守儿童服农药自杀的那个地方。不同的是她说“我是非常幸运的,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今天有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给你写一封邮件,讲一讲她自己的事情。”

  在这封大概两千多字的邮件里头,她讲了无数关于她童年留守的经历,其中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我今天需要把它作为一个开场白跟大家分享。她说在她高一的时候,她的父母去昆明打工,然后把她和其中的一个弟弟留在了老家毕节,那是一个期末考试,她拿了全班的最好成绩,老师发给她一张特别大的奖状,在学校的时候,有同学们的掌声,老师还把她请到讲台上,来给做一个小小的颁奖礼,她感觉非常开心。但是这种开心马上就烟消云散了,为什么呢?她知道按照惯例,在期末考试之后,会有一个家长会,而她在她的邮件里写到,她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给她开过家长会,所以她像往常一样,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独自回家。那天特别不巧,回到家的时候,奶奶也不在家,她等呀等呀等了很长时间,最后非常地生气,她就把那张奖状撕碎扔掉了。她说现在可能除了我和你之外,都没有人能够记起甚至没有人能够知道我曾经拿过那样一张奖状。

  这个同学为了她个人隐私,我们姑且叫她丹丹吧,她现在想成为一个志愿者,来跟随上学路上,一起回到毕节,回到贵州,回到那些像她曾经童年一样还在留守的孩子们身边去帮助他。

  但是丹丹的故事其实并不是孤立,大概在2012年冬天的时候,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数据,是由中科院心理所做的全国范围内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34%的留守儿童有自杀倾向,其中还有12%做过规划,有9%真正实施过,中国留守儿童官方数据是6100万,34%是2000多万,这其实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全国人口都要多,我们的孩子有这样大的数量处于这样极端的心理状态,这难道不是中国未来前进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黑洞吗?

  我就突然想到自己的儿子曾经有一个故事,因为我2010年从媒体出来之后,就自己创业,本来因为创业之前,我跟孩子接触的时间比较多,陪他的时间多,每天晚上我都跟他一起读一本书,哄他去睡觉。但是自从创业之后,我几乎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11点以前回过家,每次回去,推开他的房门,他已经睡着了,早晨他早早上学,我还在睡着呢。父子俩可能只能在星期六,星期天有大概一天半天的时间相聚,所以阅读的习惯被打破了,突然有一天,我那儿子就抱着一个iPad跑过来,说爸爸能不能帮我录一个故事,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不在的时候,我想睡觉的时候听个故事,你又不在,你能帮我录一个。我当时没有想到孩子的这个简单的算是一个解决方案吧,开启了上学路上我们过去一直走的这样一些道路的一扇大门。

  在2013年6月1日之前,5月28日,我带着一个公益团队去到了贵州黎平,是一个侗族自治州,陪孩子们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之后又去了云南,去了河南,去了甘肃,去了山东,去了全国很多地方,到现在为止,我们大概走访了将近有17个省,将近一百所学校,直接覆盖的孩子十几万,从此以后,上学路上其实成为了中国一个很有意思的所谓的公益创新,它在用一种以前人们可能忽视的办法,给孩子们就做一些音频的声音的温暖的故事和音乐,来帮助他们能够协调自己内心中的状态。?我们现在大概有16000多分钟的故事和音乐,背后这几位,这是我们大概现在两百多位所谓的各界名流的献声者的中间几位代表,他们都是所谓的名嘴,都是著名的主持人,有的还是一些演艺界的人士,有的是奥运冠军,但是他们无论是多忙,他们会通过各种办法,听到上学路上向他们发出的呼唤,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声音和一个好故事录在一个,比如说一个MP3里头,甚至是自己手机里头,发送给我们。

  不管怎样,上学路上其实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年了,虽然我们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我有一次下乡,去到西北的一个地方,碰到了一个事,突然让我感觉这个事情有问题。那是一个县级市,我们去走访的是县级市郊区的乡村小学,那个乡村小学是县里重点留守儿童乡村小学,重点到什么程度?据说只要在那个小学就读的孩子们,一年到头一分钱都不用花,孩子们住在学校,吃在学校,玩在学校,学在学校,大概一个月把校门打开,让孩子们回家一次。我们去走访了几个家庭,其中有一个家庭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留守家庭,父亲去打工,大概一两个月回来一次,母亲在家务农,但是她把孩子却送到了这个学校,而她距学校的距离有多远呢?可能咱们之间的距离稍微往那边倾一点,孩子大概走过去两分钟的距离。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你要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这么近的距离,中午放了学,都可以回家吃完饭睡一觉都没问题。妈妈说,这多省事呀。我当时在想这可能真是我们过去没有看到的一个问题,为了一个所谓的省事,也许她没说出口心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省钱,为了这样一个所谓的省字,其实她耗费了什么?耗费了跟孩子相处的短短十几年的亲情建立的关系。

  无独有偶,我们去年在做一个调研的时候,发现在某个省有一个县,这个县特别有意思,很多县里头的妇女出来到北京当保姆,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保姆,跟随她到北京她打工的家庭,发现这个家庭也很有意思,这个家庭是一个特别有钱的家庭,是在顺义那边有一个别墅,男主人、女主人都很忙,家里有个孩子,给孩子请了三个保姆,一个保姆是管给他做饭,一个保姆是管打扫卫生,还有一个保姆是陪着他。我们找到这个保姆实际上是去做饭的保姆。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孩子还是不快乐,看上去就不快乐,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老见不到他爸爸妈妈,当时我就在想,所谓的这样一个中国的市场的力量,通过把一个妈妈从自己的孩子身边带走,放到另外一个孩子身边,同时又把原来那个孩子的妈妈也带走,这样的一个事情造成了两个家庭的留守。

  所以说留守儿童问题,我从去年12月开始,突然发现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单向去帮助孩子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父母的教育,于是在去年12月,我们启动了全球第一部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研究,这个白皮书,我们计划是每年出一本,每年通过不同的界面来获取留守儿童问题的真相,获取了真相之后怎么办,从真相发现解决办法,发现解决办法,尝试成功有效之后,我们会推动政府的立法,或者推动社会的更大的关注。

  经过了大概半年,在今年的6月18号,这部留守儿童问题白皮书发布了,大家看到的我们当时请到发布现场的明星是李冰冰。

  那么白皮书研究的最初目的实际上是想让它指导上学路上的公益事件,确实它也做到了,比如刚才说的我们最核心的公益产品叫故事盒子,录好了音频之后,灌到了一个MP3播放器,把MP3播放器送到孩子手里,让他们想爸爸妈妈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做陪伴它的问题核心就在于你怎么去更新,降低这个更新的成本?否则的话,你就没有达到需要用所谓的声音产品去陪伴孩子的目的。我们就有一个对策,就是后面大家看到的小雨点广播站的东西,这个办法其实说起来也挺土的,就是我们把学校,就去问学校,你们有没有广播设备,做早操的,做眼保健操的,或者是在教室里或者在他们宿舍里头的,有没有,有,那你这广播设备里是不是能上网,有的能上,有的不能上,如果能上网的,我们说马上可以给你开通小雨点广播,我们把所有的故事和音乐放在云上,做好15分钟一个包,他可以傻瓜式地来播放,只要登陆,今天是一,明天二、三、四这么播下去了,这就叫小雨点,小雨点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内容来自天,来自云上,孩子们是一些青色的小苗,能够滋润他们,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在白皮书的时候,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的导演是周浩,是2014年金马奖纪录片的最佳导演得主,今年他又拿了,我们拍了一个纪录片,里头有一个场景记录的就是当一家三个孩子,妈妈的电话从远方打过来的时候,他们的反应,特别有意思,首先这个电话是老大接了,母子俩的对话可能简短的大概十秒钟,把电话塞给她二妹,二妹摇摇头不接,给最小的小弟弟,电话在这时候你感觉它是烫手的山芋,没有人愿意通过这个东西跟爸妈接电话,然后我就在问一些住校的社工和一些孩子,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好不容易爸妈打一个电话过来,为什么你们不愿意接呢?孩子说的其实特别朴素,他说我就特别烦跟他们打电话,每次问题都一样,一问吃得怎么样,考试这次班级名次有没有上下,如果我说考不太好,他就骂我,电话往往在骂声中结束。所以这个电话本来是非常稀缺的沟通的机会,到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变成了一个二次伤害,我想OK,我们就先教爸妈怎么来打电话。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发现21条军规出来之后,不光光是打工的父母,我们普通的城市的父母看了之后,至少我都非常非常地有启示,因为很多的东西我不懂,假如把我比如说让我出差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到一个远方,给儿子打电话,可能头两天我还知道聊什么,时间再长,我就真的不知道,就会跟那些农民工父母一样,陷入到一种无话可说的境地。   

  我们这白皮书其实不光是一个调查,一个纪录片,还有一个作家去到甘肃的大山里头跟孩子生活了一百天,用底境观察的方式写了一部六万字的报告文学回来,这个作家叫关军,他原来是南方周末的主笔,他那本书叫《一片灰黄》,灰色的灰,黄色的黄。    所以说,毕节这样一个事件,毕节从几年前五个孩子闷死在垃圾箱里,到今年6月9号四个孩子喝了农药,包括今天我给大家来说的一个来自于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毕节的曾经的留守儿童的一封信,毕节之痛实际上是中国留守儿童之痛的一个缩影。从我的公益事件中,我判断,其实那些孩子他内心中的创痛第一个不是一天养成的,一定是一个长时间的,无助无望,没有任何等待的情况下形成的。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他们内心中缺乏力量,用我的一个比喻是,这是一群蜷缩在社会墙角里的孩子,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因为他们内心中判断这个世界上最应该爱他的两个人,他的爸爸妈妈都不在乎他们,那他活的价值和意义又是什么。所以毕节之痛我认为实际上是心灵孱弱之痛。

  上学路上从发起到现在将近三年了,我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观众和听众的时候,我会说一句话,几千万孩子的问题,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靠几千万个人一块去解决。所以今天我们在《知行》,我面对着你们,面对着屏幕后面的观众,我仍然要发出这样的号召,收起你对这个事情的那些错误的想象,这些孩子就在我们的身边,一这些孩子他不一定是穷困的孩子,也许是家庭的富有,反而导致没有更多的人愿意帮助他们,也许这些孩子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孩子,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我们现在需要所有关注这个问题,关注自己的人站出来,跟上学路上一起,做什么呢?就是这句话,不要让死亡再次成为孩子们的创痛,不要让死亡再次成为孩子们内心中的渴望,要让孩子们正常地活在他们应该有的那片蓝天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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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宇

原《中国新闻周刊》副总编,“上学路上”公益活动发起人,致力于通过送故事的方式帮助中国数千万留守儿童解决缺乏陪伴和爱缺失,2015年曾发布《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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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到了一封邮件,这邮件来自于你们的同龄人,也是一个大学生,现在就在北京上学。打开邮件我看到的第一句话,叫我内心中特别地酸楚,他大概是这么说的,我曾经也把死亡当作过我的梦想,这来邮件的是一个女孩子,她也是来自于毕节,就是今年6月9号有四个留守儿童服农药自杀的那个地方。不同的是她说“我是非常幸运的,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今天有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给你写一封邮件,讲一讲她自己的事情。”

  在这封大概两千多字的邮件里头,她讲了无数关于她童年留守的经历,其中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我今天需要把它作为一个开场白跟大家分享。她说在她高一的时候,她的父母去昆明打工,然后把她和其中的一个弟弟留在了老家毕节,那是一个期末考试,她拿了全班的最好成绩,老师发给她一张特别大的奖状,在学校的时候,有同学们的掌声,老师还把她请到讲台上,来给做一个小小的颁奖礼,她感觉非常开心。但是这种开心马上就烟消云散了,为什么呢?她知道按照惯例,在期末考试之后,会有一个家长会,而她在她的邮件里写到,她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给她开过家长会,所以她像往常一样,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独自回家。那天特别不巧,回到家的时候,奶奶也不在家,她等呀等呀等了很长时间,最后非常地生气,她就把那张奖状撕碎扔掉了。她说现在可能除了我和你之外,都没有人能够记起甚至没有人能够知道我曾经拿过那样一张奖状。

  这个同学为了她个人隐私,我们姑且叫她丹丹吧,她现在想成为一个志愿者,来跟随上学路上,一起回到毕节,回到贵州,回到那些像她曾经童年一样还在留守的孩子们身边去帮助他。

  但是丹丹的故事其实并不是孤立,大概在2012年冬天的时候,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数据,是由中科院心理所做的全国范围内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34%的留守儿童有自杀倾向,其中还有12%做过规划,有9%真正实施过,中国留守儿童官方数据是6100万,34%是2000多万,这其实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全国人口都要多,我们的孩子有这样大的数量处于这样极端的心理状态,这难道不是中国未来前进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黑洞吗?

  我就突然想到自己的儿子曾经有一个故事,因为我2010年从媒体出来之后,就自己创业,本来因为创业之前,我跟孩子接触的时间比较多,陪他的时间多,每天晚上我都跟他一起读一本书,哄他去睡觉。但是自从创业之后,我几乎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11点以前回过家,每次回去,推开他的房门,他已经睡着了,早晨他早早上学,我还在睡着呢。父子俩可能只能在星期六,星期天有大概一天半天的时间相聚,所以阅读的习惯被打破了,突然有一天,我那儿子就抱着一个iPad跑过来,说爸爸能不能帮我录一个故事,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不在的时候,我想睡觉的时候听个故事,你又不在,你能帮我录一个。我当时没有想到孩子的这个简单的算是一个解决方案吧,开启了上学路上我们过去一直走的这样一些道路的一扇大门。

  在2013年6月1日之前,5月28日,我带着一个公益团队去到了贵州黎平,是一个侗族自治州,陪孩子们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之后又去了云南,去了河南,去了甘肃,去了山东,去了全国很多地方,到现在为止,我们大概走访了将近有17个省,将近一百所学校,直接覆盖的孩子十几万,从此以后,上学路上其实成为了中国一个很有意思的所谓的公益创新,它在用一种以前人们可能忽视的办法,给孩子们就做一些音频的声音的温暖的故事和音乐,来帮助他们能够协调自己内心中的状态。?我们现在大概有16000多分钟的故事和音乐,背后这几位,这是我们大概现在两百多位所谓的各界名流的献声者的中间几位代表,他们都是所谓的名嘴,都是著名的主持人,有的还是一些演艺界的人士,有的是奥运冠军,但是他们无论是多忙,他们会通过各种办法,听到上学路上向他们发出的呼唤,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声音和一个好故事录在一个,比如说一个MP3里头,甚至是自己手机里头,发送给我们。

  不管怎样,上学路上其实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年了,虽然我们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我有一次下乡,去到西北的一个地方,碰到了一个事,突然让我感觉这个事情有问题。那是一个县级市,我们去走访的是县级市郊区的乡村小学,那个乡村小学是县里重点留守儿童乡村小学,重点到什么程度?据说只要在那个小学就读的孩子们,一年到头一分钱都不用花,孩子们住在学校,吃在学校,玩在学校,学在学校,大概一个月把校门打开,让孩子们回家一次。我们去走访了几个家庭,其中有一个家庭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留守家庭,父亲去打工,大概一两个月回来一次,母亲在家务农,但是她把孩子却送到了这个学校,而她距学校的距离有多远呢?可能咱们之间的距离稍微往那边倾一点,孩子大概走过去两分钟的距离。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你要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这么近的距离,中午放了学,都可以回家吃完饭睡一觉都没问题。妈妈说,这多省事呀。我当时在想这可能真是我们过去没有看到的一个问题,为了一个所谓的省事,也许她没说出口心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省钱,为了这样一个所谓的省字,其实她耗费了什么?耗费了跟孩子相处的短短十几年的亲情建立的关系。

  无独有偶,我们去年在做一个调研的时候,发现在某个省有一个县,这个县特别有意思,很多县里头的妇女出来到北京当保姆,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保姆,跟随她到北京她打工的家庭,发现这个家庭也很有意思,这个家庭是一个特别有钱的家庭,是在顺义那边有一个别墅,男主人、女主人都很忙,家里有个孩子,给孩子请了三个保姆,一个保姆是管给他做饭,一个保姆是管打扫卫生,还有一个保姆是陪着他。我们找到这个保姆实际上是去做饭的保姆。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孩子还是不快乐,看上去就不快乐,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老见不到他爸爸妈妈,当时我就在想,所谓的这样一个中国的市场的力量,通过把一个妈妈从自己的孩子身边带走,放到另外一个孩子身边,同时又把原来那个孩子的妈妈也带走,这样的一个事情造成了两个家庭的留守。

  所以说留守儿童问题,我从去年12月开始,突然发现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单向去帮助孩子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父母的教育,于是在去年12月,我们启动了全球第一部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研究,这个白皮书,我们计划是每年出一本,每年通过不同的界面来获取留守儿童问题的真相,获取了真相之后怎么办,从真相发现解决办法,发现解决办法,尝试成功有效之后,我们会推动政府的立法,或者推动社会的更大的关注。

  经过了大概半年,在今年的6月18号,这部留守儿童问题白皮书发布了,大家看到的我们当时请到发布现场的明星是李冰冰。

  那么白皮书研究的最初目的实际上是想让它指导上学路上的公益事件,确实它也做到了,比如刚才说的我们最核心的公益产品叫故事盒子,录好了音频之后,灌到了一个MP3播放器,把MP3播放器送到孩子手里,让他们想爸爸妈妈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做陪伴它的问题核心就在于你怎么去更新,降低这个更新的成本?否则的话,你就没有达到需要用所谓的声音产品去陪伴孩子的目的。我们就有一个对策,就是后面大家看到的小雨点广播站的东西,这个办法其实说起来也挺土的,就是我们把学校,就去问学校,你们有没有广播设备,做早操的,做眼保健操的,或者是在教室里或者在他们宿舍里头的,有没有,有,那你这广播设备里是不是能上网,有的能上,有的不能上,如果能上网的,我们说马上可以给你开通小雨点广播,我们把所有的故事和音乐放在云上,做好15分钟一个包,他可以傻瓜式地来播放,只要登陆,今天是一,明天二、三、四这么播下去了,这就叫小雨点,小雨点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内容来自天,来自云上,孩子们是一些青色的小苗,能够滋润他们,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在白皮书的时候,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的导演是周浩,是2014年金马奖纪录片的最佳导演得主,今年他又拿了,我们拍了一个纪录片,里头有一个场景记录的就是当一家三个孩子,妈妈的电话从远方打过来的时候,他们的反应,特别有意思,首先这个电话是老大接了,母子俩的对话可能简短的大概十秒钟,把电话塞给她二妹,二妹摇摇头不接,给最小的小弟弟,电话在这时候你感觉它是烫手的山芋,没有人愿意通过这个东西跟爸妈接电话,然后我就在问一些住校的社工和一些孩子,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好不容易爸妈打一个电话过来,为什么你们不愿意接呢?孩子说的其实特别朴素,他说我就特别烦跟他们打电话,每次问题都一样,一问吃得怎么样,考试这次班级名次有没有上下,如果我说考不太好,他就骂我,电话往往在骂声中结束。所以这个电话本来是非常稀缺的沟通的机会,到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变成了一个二次伤害,我想OK,我们就先教爸妈怎么来打电话。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发现21条军规出来之后,不光光是打工的父母,我们普通的城市的父母看了之后,至少我都非常非常地有启示,因为很多的东西我不懂,假如把我比如说让我出差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到一个远方,给儿子打电话,可能头两天我还知道聊什么,时间再长,我就真的不知道,就会跟那些农民工父母一样,陷入到一种无话可说的境地。   

  我们这白皮书其实不光是一个调查,一个纪录片,还有一个作家去到甘肃的大山里头跟孩子生活了一百天,用底境观察的方式写了一部六万字的报告文学回来,这个作家叫关军,他原来是南方周末的主笔,他那本书叫《一片灰黄》,灰色的灰,黄色的黄。    所以说,毕节这样一个事件,毕节从几年前五个孩子闷死在垃圾箱里,到今年6月9号四个孩子喝了农药,包括今天我给大家来说的一个来自于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毕节的曾经的留守儿童的一封信,毕节之痛实际上是中国留守儿童之痛的一个缩影。从我的公益事件中,我判断,其实那些孩子他内心中的创痛第一个不是一天养成的,一定是一个长时间的,无助无望,没有任何等待的情况下形成的。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他们内心中缺乏力量,用我的一个比喻是,这是一群蜷缩在社会墙角里的孩子,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因为他们内心中判断这个世界上最应该爱他的两个人,他的爸爸妈妈都不在乎他们,那他活的价值和意义又是什么。所以毕节之痛我认为实际上是心灵孱弱之痛。

  上学路上从发起到现在将近三年了,我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观众和听众的时候,我会说一句话,几千万孩子的问题,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靠几千万个人一块去解决。所以今天我们在《知行》,我面对着你们,面对着屏幕后面的观众,我仍然要发出这样的号召,收起你对这个事情的那些错误的想象,这些孩子就在我们的身边,一这些孩子他不一定是穷困的孩子,也许是家庭的富有,反而导致没有更多的人愿意帮助他们,也许这些孩子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孩子,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我们现在需要所有关注这个问题,关注自己的人站出来,跟上学路上一起,做什么呢?就是这句话,不要让死亡再次成为孩子们的创痛,不要让死亡再次成为孩子们内心中的渴望,要让孩子们正常地活在他们应该有的那片蓝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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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摘要
中国留守儿童官方数据是6100万,34%有自杀倾向,其中还有12%做过规划,有9%真正实施过,34%是2000多万,这其实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全国人口都要多,我们的孩子有这样大的数量处于这样极端的心理状态,这难道不是中国未来前进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黑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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