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也是回家的一种方式

　　大家好，我是张翎，我今天想以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引出今天我的主题。

　　据说在2007年10月的某一天，在伦敦郊外的一个小社区里面，走进来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从超市买过来的各种各样的食品，她是有一点老态龙钟，而且她穿的衣服也相当地简陋，甚至到了寒酸的地步。

　　她的小区向来是非常安静的，可是那一天突然她发现她的街区里挤满了人，到处都是拿着摄像机、录像机、录音机等等的，那么她就很好奇，她拦住了一位拿着摄像机的男士，她就问他，她说“先生今天你们在拍电影的外景吗？”

　　那人看了她一眼说：“不是的，我们在等你。你知道吗？你刚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么这位老人就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她叫Doris·Lessing，中文翻译是多丽丝·莱辛。当年她88岁，是世界上所有的获得诺贝尔奖的女得主中间年纪最大的。

　　那么讲到莱辛，我们就想到她的身世，她是在伊朗出生的，她是在30岁的时候，她离过两次婚，带着一个幼小的孩子来到英国，那时候她一贫如洗，手里只有一个简陋的行李箱，里边装着只有一样东西，那是小说的稿子，这个小说的名字叫《Grassis Singing》中文的翻译是《野草在歌唱》。这部小说是第一次反映了南非当时她居住的地方是叫做罗德西亚，是今天的津巴布韦，她这部小说第一次反映了英国殖民者在南非，在非洲跟非洲当地人的剧烈的种族的对立，她是讲到黑人的男仆杀了白人主妇的故事。

　　这部小说在历史上第一次让发达国家、欧美国家的人看到了非洲生活的这一面，然后Doris·Lessing就以这部小说一举成名，当年是在1950年。

　　她是在伊朗出生的，但是在非洲生活了将近30年，她在英国整整生活了64年，假如我们单纯从时间的概念来说，她在欧洲生活的时间是非洲生活的时间两倍还多。

　　可是如果我们熟悉她的小说，我们看她的小说，就会发现她的很多很多的内容，是关于非洲生活的。那么她关于非洲生活的那些场景，小说的份量跟她在欧洲生活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几乎是不成比例的。

　　那就是我想要引出来的话题，我们人生是不是生活的所有的时段它都具有同样的份量呢？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童年和故土在一个人生命中间是有加权重量的。

　　我们讲到童年，我们脑子里肯定会立刻反射出另外一个字，那就是故土，因为他们是那么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那么童年的记忆是一种很特殊的事情，我在想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做过17年的听力康复师。

　　我的病人中间有一大批是阿兹海默症的病人，在中国就俗称老年痴呆症，他们的病情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们几乎都认不得自己的配偶，可是他们对童年的记忆依旧是非常鲜明的。

　　我的病人中间有一个女病人，她每次来看我的时候，她都会对开车载她来看病的那位男士把他介绍给我们说：“this is my brother”。她说这是我的弟弟，那么我们诊所的员工私下都会议论，这个弟弟真的是非常好，你很少看见一个弟弟如此精心地照顾姐姐。

　　可是有一天，我的秘书突然发现这个女病人和带她来的那位男士，他们戴的是一模一样的一对结婚戒指，我才突然明白过来他们是夫妻，只是那个女病人已经认不得她自己的丈夫了。

　　人类的记忆是一个大筒仓，我们童年、故土那层记忆是在筒仓最底层的，它是基础。随着我们渐渐地长大，我们的人生经历就会往筒仓里扔各种各样的东西，等到我们老年的时候，这个筒仓满了，尤其是现在人类的寿命是很长的，那么我们到最后这个筒仓满了的时候，自然的效果就会有一些东西要流失出来。那么流失出来的是那些近期的记忆，它会慢慢地满出来，丢失了。可是童年和故土是永远不会流失的。

　　我们讲到莱辛的例子就知道一个作家在哪里居住是不重要的，她成年之后居住在哪里，在哪里写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年轻的时候在哪里居住过，哪一段记忆对她的生命是留下最深最深的痕迹，这个是重要的。这个就会在她后来的小说里能够慢慢地显示出来。

　　我是一个温州人，我的人生前20多年是在温州度过的，可是那个时候的温州可不是大家想象的今天的温州，那个时候的温州不通火车，不通汽车，不通飞机，在那个时候我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生活太贫乏了，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我哥哥一起去一条叫瓯江的地方。

　　那是我们故乡的河，坐在那里看水，我就记得夏天的时候，我们穿着木屐坐在河岸上，看着水一路一路地远去。看到水变成天的地方，我就想那是什么地方呢？那边世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呢？所以我就对那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那么我没有赶上你们的好时间，我正好成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16岁就辍学了，成为了一个工厂的车床操作工。那个时候实在生活太无聊，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说自学一门外语，那是完全没有功利性的，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就学外语。我在1979年的时候，我就凭着这点烂底子考上了复旦大学的外文系。

　　我1979年上大学，上大学这是我第一次独自离开温州，到外边的世界去。我来到上海，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校园，有一片非常大的草地，有一座非常高的雕像，是毛主席的像。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讲一种我听不懂的话，那是上海话。大家肯定有经验，上海人聚在一起能讲上海话绝不讲普通。

　　我当时的感觉我觉得好多好多的第一次，我被砸蒙了。我觉得我当时站在复旦的校园门口，我突然就流下了眼泪，我觉得那是一种自卑的感动，是一种从来没有见过世面的，从小地方来的人就面临生活命运巨大改变的那种不知所措，忐忑不安，百感交集。

　　后来在2010年的时候，从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公映，我当时是代表剧组把这个电影介绍给加拿大的观众，事实上我也是第一次在电影院里边看这部电影。我相信很多人看了，都流泪，但是每一个人流泪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那个泪点都在不同的地方。

　　对我来说，因为我对剧情很熟悉了，我流泪的地方肯定不是别人流泪的地方，我流泪的地方，是当我看见张静初扮演的王小登——大家还记得吗？背着铺盖卷、脸盆、席子，她是带着一种小地方过来的那种人的忐忑不安的眼神和神情来到一个大都市上学，世界对她的冲击太大太大了。

　　当我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因为我想到了30年前的自己，我觉得荧幕上的那个人就是30年前的我。

　　我觉得外文系并不是我的初衷，我有一个文学梦，我很小就想当一名作家，可是当时文革刚刚过，“文字狱”的阴影还很浓厚，所以我们家里人就坚决反对我去考中文系。

　　那个时候记得复旦中文系出了很多现在很有名的人物，比方说著名的学者陈思和，伤痕文学的创始人卢新华。那个时候中文系一个很大的传统就是学生写了小说之后，由于没有渠道发表，就是抄出大字报，贴满学校的墙，那么就是看的人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我当时发育不良，个子很小，我永远不能挤得过那些比我高大多的同学，所以总是在他们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我能过去看几眼。

　　记得当时有一部小说叫《杜鹃啼归》，讲的是一个从农村考上大学的知青，他在自己农村结发妻子和城市大学女友之间的纠结，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正式谈过恋爱，所以看一些细节会看得我脸红心跳的样子，我只觉得一边看，一边叹息，一边流泪，总觉得心里有一样东西被唤醒了，我心想这就是一直在那的文学梦。

　　进外文系虽然是阴差阳错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很幸运的事。复旦的外文系给了我一个开阔的视野，能够让我不用借助翻译来看到比汉语世界更大更广的世界文学这样的画面。

　　那么毕业之后，我分配到北京工作，在煤炭部的某一个机构任科技翻译。我在煤炭部工作三年之后，我就出国了。开始，我就离我的故土越来越远，离外边的世界越来越近。如果你问我对国外这么长生活，你有什么关键字可以描述？那我会说：搬家。

　　我在出国的头十年里，干过许许多多的职业，搬过二三十次的家。当时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早上一醒一开窗，不知身在何处，因为搬的太多了，感觉总是把一个屋子的东西打成两只箱子，提在手上，上路，然后定下来，就把两只箱子打开，东西划成一个屋子，然后再循环往复。

　　一直到1994年，我从美国的大学学成了听力康复师的专业，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定下来成为一名听力康复师，我把我的作家梦从温州带到上海，从上海带到北京，又从北京带到北美，这一路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在北美一直十年之后，才开始写小说。

　　那么很多人会问why？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对我自己个人感觉来说，一个作家面临着有两个大的陷阱，一个是太穷，一个是太富。太穷的时候，你肯定要逼着写你不愿意写的事情，那么太富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失去了敏锐的同情心，你写作的初衷丢掉了。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状况是一个比较安稳的环境，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Virginia Woolf（沃尔夫）。她说过很有名的话：一个女人想成为作家，她必须具备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年薪500英镑，在那个年月500英镑是很了不起的数字，还有一个是一间自己的房间。

　　这篇散文肯定大家都很熟悉，叫《A room of her own》，弗吉尼亚·沃尔夫肯定她不是在讲钱，她也肯定不是在讲房地产，她讲的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经济独立的空间和思想的独立空间。

　　很不幸后世把沃尔夫的这句话世世代代都会解释成女权主义宣言。对我来说，它就是很智慧，很务实的一个忠告。从那开始，我写小说了，等我安定下来。等我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发表的时候，我41岁。

　　在这个年龄，中国的好多作家早已经功成名就，很多人在考虑封笔的事，我才刚刚开始。我觉得我的生活没有给我最好的，我只能接受次好的，但是我尽可能地把我的次好运用到最好的地步。

　　那我的生活中间有好几样是从次好意外地变成了最好的例子，那么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的职业。当年我做听力康复师，完完全全是为了糊口，我压根没想到这糊口的事，到最后给我提供了写作很大很大的灵感。

　　如果大家熟悉我的作品，我写过的《余震》——就是冯小刚导演改编的《唐山大地震》，我写过的《金山》，我写过的《阵痛》，这是我近期的作品，几乎都与灾难、疼痛、心理创伤这样的话题有关。

　　别人会问，为什么你对这个话题那么关注，一般的女作家不关注这些话题，我就说他跟我的工作太有关系了。我的诊所里边，除了平常的那种由于年龄的关系丧失听力的老人之外，常常会有一些退役的老兵。

　　在我刚开始当听力康复师的时候，我还可以见到一战的老兵，后来是二战的，后来是韩战的，后来是越战的，后来是中东战场的，后来是阿富汗维和部队的，等等。还有一些从战乱灾荒的地区来到北美的战争难民。这些人战争使他们失去了听力，也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那个时候也是我刚到多伦多，成为新的听力康复师。那天来了一战的老兵，那是90年代的事，正好是老兵纪念日那天，他大概是刚刚参加完了纪念活动回来，他戴着所有的勋章，穿着全副的军装坐着轮椅进来了，他全身瘫痪，浑身只有几个指头可以动。

　　国家对他很好，专门替他设计了一部电动的那种数码程控的轮椅，用他这几个指头就可以指挥着轮椅前后左右自如地前行。那天他来的时候，很远我就听见医院的楼道里边轰轰的，我以为是雷声，实际上是他的笑声。我觉得那个大楼在晃动，他那笑声太大了。他轰轰轰地进来，门一开，他一按轮椅，劲使得太大了，轰一声，轮椅冲出去了，把我们诊所的墙撞了一个坑。

　　然后他一坐下来，我按照常规，把我的病人记录表拿出来，我们第一步当然是采问病史，他对我说的所有的话没有任何的兴趣，他只是那么呆呆地看着你。看了一眼之后，他说wow！You are bloody beautiful！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翻，非翻译成中文就是“哈尼，你真好看”，大概是这一类的话。

　　我是个年轻的，在当年是个年轻的听力康复师，没有经验对付这样的事情，因为在国外专业和你的个人生活之间是有巨大的鸿沟，没有病人会对你说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办？跟他一起来的社工，在后面给我打手势说：甭理他，你该干嘛你干嘛。

　　我就非常费劲的，终于采完了他的病史，然后我就想推他进测听室测听力，他拉了我一下说你可以晚上跟我出去吃饭吗？大家知道在国外基本的潜规则是你跟人出去，异性之间出去吃中饭是没事的，吃晚饭有一点点不妥，尤其像我跟他这样的关系。

　　我就开玩笑，指了指我的结婚戒指，他哈哈哈，笑了一下，他说没关系，像我这样的糟老头子，一辈子还有多少个机会可以邀请年轻的女士一起吃饭了，问一回少一回。

　　他一整天的态度是这个样子，我几乎很难跟他沟通，最后我把他听力测试完了，我说我跟老兵服役部打报告，给你拨下款子来，配最好的助听力给你。他根本不理我，他用他能动的两个指头，勾了勾：过来，你过来。我说为什么？give me a kiss——他说你吻我一下。

　　我当时的感觉，我想你太过分了，是不是。他说了一句话：亲爱的，我等不到老兵服役部批下来的款子了，我94岁了，我在这里我是跟你郑重地道别，我们天堂见。

　　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难受，他走了，我就听见他的轮椅轰隆轰隆地走了，大楼里又响起雷一样的笑声，轰轰轰。他在旁边的咖啡馆停住了，我就听见他对卖咖啡的女孩子说wow！You are bloody beautiful！

　　他当然没有死。从那以后，我常常见他，每两个礼拜，每一个月他都要来复查，每一次复查都要跟我上演热烈拥抱、郑重告别，这样的仪式。最后我烦了，我说得得得，我说不要再这样了，你不会死的，我会死在你前头的，我说。可是就是那一次，他再也没有回来，他走了。

　　然后他让我思考的是什么呢？我和他到底谁是病人？我就想我在诊所里的这些经历，让我考虑到疼痛、灾难、心理创伤，然后对人生的看法，等等的话题，这些话题就在我的小说里慢慢地显示出来了。就这样我成了一个在海外写作的作家，那么在远离故土的地方，书写关于故土的故事。

　　我是感觉我已经失去了根的感觉，地理距离的隔绝，对我的写作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没有根，我每年回来很多次，有的时候甚至待好几个月，这次就差不多待了三四个月。

　　可是我始终是一个过客，我对中国的当下我没有一个很深切的把握，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勒克莱齐奥这样的一个luck。尽管我觉得我跟中国的当下是非常隔阂的，可是我最近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我写了一部小说叫《死着》，请大家关注这部小说，这部小说现在的电影版权在冯小刚导演手里，希望他还会拍出一部跟《唐山大地震》一样感人的电影。

　　一般来说写到中国当下这样的事情，我只会在喝醉酒的时候，才敢尝试的，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不敢写当下的题材，因为我觉得失去对它最精准的把握。但是我大部分的时间，我所动用的文化营养的题材，依旧是我关于故土，关于童年和早年的一些回忆。

　　说到早年的回忆，我就会想回忆里边最大的一个部分，是关于贫穷的。其实我想贫穷是什么呢？贫穷是一种疼痛，但是它又不是普通的疼痛，普通的肉体的疼痛是很健忘的，我们过了就会忘的。

　　我想最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产妇，我嫂子就是一个从产房里生孩子，在那个年月生了三天还没有生出来，她最后终于生出来的时候，她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是太疼了，我再也不生了。但是很多人这样，刚说完没多久，你就会看见她们又挺着大肚子走在路上了。

　　普通的疼痛是很容易忘记的，唯一的例外是贫穷。贫穷的疼痛它会跟随你一辈子的，哪怕贫穷本身已经消失了，它是一条影子，跟着你走到生命的尽头。我的小说《流年物语》里的主人公两双，他后来的名字叫流年，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就是一半的生活是活在富足的光里，因为改革开放，他成了富翁，另一半的生活他始终生活在阴影里边，他是这样一个双重的人，是关于苦难的。

　　我作为一个海外的作家，我在那里想，我其实我不生活在那边，不真正生活在那边，我也不真正生活在这边，我是生活在这边和那边中间的一个很尴尬的地带。我已经没有办法改变我已经失去了根这样一个客观的现实，那唯一渴望的就是我这种无根的感觉能够带着我写出一些视角不太一样的东西。

　　我记得我们的朋友们常常会说我们这类人是具有“国际视野”，我加两个大大的引号，我常常是怀疑他们是知道我的尴尬处境，是来安慰我的。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地位身份非常尴尬的，在两片大洋中间第三个国度里边求着生存的那么一部分作家。但是我们想努力地写出一些视角不太一样的东西。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他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离开、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

　　那么对我来说，我也是这个样子的，我在走着一条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的路，这是一条漂流的路，但是这也是一条回家的路，我是怎么回家的呢？我是在我的写作中回家，我的写作带着我走回到那个其实已经不存在了的故土。

　　谢谢大家！我就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