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吃饭是收入问题不是土地粮食问题
新浪新闻专栏作者：谢作诗（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告诉你》主编）
众所周知，我们有个“18亿亩耕地”政策红线。支持这个政策的人认为，13亿的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必须主要依靠自己；这个政策是要保证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这种担心是有传统的。当年马尔萨斯（1798）就担心土地资源有限，粮食只能按算数级数增长，而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因此必然会是一个缺衣少粮的悲惨世界。可是，今天世界人口是马尔萨斯时代的几十倍，马尔萨斯的悲惨世界却并没有出现，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在积累，技术在进步，生产效率以更高的速度在增长。解放初我国人口5.3亿，耕地比现在多，然而粮食一直供应不足。改革开放以后，中 国人口增加到13亿，而耕地却大大减少了，投身于种粮的劳动力减少了一半以上，可我们吃的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饱，更好。我们不但有足够的粮食吃，还储备 了数量巨大的粮食。因为今天在农业生产上，农药、化肥、良种、除草剂、机械、大棚技术等等的使用，解放初期是无法比拟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并没有按照几何级数在增长，在一些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是下降的，甚至是净减少。人的一切活动，包括生养孩子，都是受经济学规律支配的。
人均收入低的时候，人们没有机会旅游、娱乐，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低。既然成本低，那就生呗。没有别的娱乐方式，不生孩子干嘛呢？这个不是我讲的啊，这个 是北大的马寅初校长讲的。当年农村人口飞长，马校长调侃说：因为农村没有电，农民没有夜生活，吃了饭就上床睡觉，所以人口增长快。现在收入高了，夜生活那 么丰富，大家想想看，像广东人那样，不到晚上十二点是不会睡觉的，睡觉的时间那么少，怎么可能多生孩子呢？
收入水平低，人们没有能力大 规模储蓄，需要养儿防老，生养孩子的收益也相对高，因此便倾向于多要孩子。收入水平低、医疗技术差，孩子成活率低，为了避免不确定性，理性的行为便是多 生，人口增长反而快。一旦人均收入高起来，生养孩子的收益就下降了，人们反而不愿意多要孩子。而医疗技术好起来，孩子成活率高了，会使出生率大幅下降的。
这正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快，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原因。
然而这仍然不能打消土地资源有限、无法满足人类需要的顾虑。事实上，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认为土地是固定的。土地收入因此被叫做租——租是其大小变化不影响供给的收入。
但实际上，只是在一定的价格范围内，土地供给才是固定不变的，土地的收入才能叫做租。首先，任何资源都会有多种用途。土地可以种粮，也可以盖房，还可以 做其他。地球的总面积虽然不会变化，但是在土地的各种用途上，价格变化足够多，其供给数量总会发生变化的。例如，房价足够高，种粮的土地就会转做盖房子 用；反之，反是。其次，从表面上看，盖房子的好位置地块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如果房价足够高，那么房子会向地上地下延伸，就像今天的大城市，高楼林立，同时 向地下延伸很多层，这相当于是增加了土地供给嘛。
正确的经济学的看法是，一切的数量问题，本质上都是一个价格问题。离开价格，我们不知数量为何物。你问我有多少粮食，那我要问你，出得起多少价啊？假如你愿意出一百块钱买一斤大米，那么我敢保证，家家户户阳台上、睡房里种的都是水稻，粮食会多得吃不完。
实际上，你都不用出到一百块钱，只需出到汽油的价格，就能从汽车口中抢回吃不完的粮食。随着油价的飙升，用大豆、玉米等生产的生物燃料引起人们的极大关 注，许多国家纷纷鼓励使用生物柴油，在车用汽油中添加燃料乙醇，并且不断加大对生物燃料生产的扶持力度。美国在大规模用粮食制造生物柴油。目前我国生物乙 醇汽油消费量已达全国汽油消费量的20%，成为继美国、巴西之后第三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消费国。东北的汽油里含20%的乙醇，所以夏天汽车开过，会滴下 一路水滴来，冬天汽车开过，排气管会一路冒蒸汽。
千万不要说土地资源有限，用来做了别的，就没有用来种粮的土地了。如果人们出得起足够 高的价格来买粮食，那么生产粮食的土地就会生出来。且不说那些不太适合种粮的土地，过去因为粮价低无利可图而被放弃，现在因为粮价高可以用来种粮，用工厂 化的方式生产粮食都会成为可能。今天世界市场粮价上涨，就已经有人利用房顶、高楼生产粮食蔬菜了。
更何况，今天的真实情况是，有很多土地被荒弃了。我的家乡因为有一个大水库，因而取名长湖村。因为有这个大水库，很多田地是可以直接引水灌溉的。朋友们可否知道，今天这些直接引水灌溉的水田，好些已经荒芜了。据说，像这样荒弃农地的现象全国并不少见。
在当今技术条件下，没粮吃，挨肚子饿，其实并不是种粮的土地不够多、粮食少不够吃的缘故，根本的问题乃是收入低，人们出不起高价买粮吃。
所以，吃饭问题不是土地问题，不是粮食问题，而是收入问题。挨饿不是因为粮食少，而是因为贫穷出不起价。我们只见过穷人挨饿的，然而见过有富人挨饿的 吗？发达国家农业不是主产业，可是发达国家的人民偏偏没有挨饿；他们的问题，恰恰是太肥胖了。发展中国家多数以农业为主产业，可是饥饿偏偏发生在这些以农 业为主产业的国家。
典型的例子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吃不饱饭，可是仍然要卖粮食。国家在出口粮食，个人饿着肚子也在卖粮食。计划经济 的时候，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而我们的外汇收入主要是靠出口粮食获得的。我小的时候，很多人家是吃不饱饭的，但是大家要卖粮食。我的父母勤劳一些，不会直 接去买粮食，但是会养鸡、养猪然后出卖。这是间接卖粮食了。联合国规定的生存标准是年人均粮食占有250千克。印度低于这个标准，和朝鲜（年人均约130 千克）、非洲大部分地区（年人均小于200千克）一样都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可印度是粮食出口国。
这个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人不只是 需要吃饱饭，还有别的需要，要上学，要穿衣，要就医。总不能只顾吃饱饭，光着屁股也不管了，或者只顾吃饱饭，文盲也无所谓。最优的状态是钱在各个用途上的 最后一单位的效用要相等。如果收入低，那么即使吃不饱饭，也要卖粮食来满足其他方面的需要。这和农民工明明知道小饭馆可能有地沟油，但是仍然要去那里吃饭 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是说，不仅吃饭是收入问题，很大程度上食品安全也是收入问题。
既然吃饭问题不是土地问题，不是粮食问题，而是收入问题，而工商用地的收益是农业用地的数倍、数十倍，为什么一定要限制农业用地转做工商用地呢？
或许是担心国外对我们实行粮食控制，故即便工商用地的收益远远高于农业用地，仍然要维持农业用途。但是，且不说让别人赚钱的买卖是天下最安全的买卖，由 于交易是双边的，中国依赖国外的粮食，意味着国外一定依赖中国的制造品，如果国外对我们实施粮食控制，那么一方面其粮食销售不出去，另一方面其制造品又会 短缺。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习惯管仲利用粮食封锁搞垮敌国的传说。殊不知，那仅仅是传说，不可能真实成立。故事说：管仲鼓励 贵族穿绸缎，制造丝绸价格上涨，引诱敌国放弃粮食生产，转而养蚕桑。当敌国不种粮食了的时候，又下令国内不准穿绸缎，并限制粮食出口，这样敌国的丝绸卖不 出去，又没有粮食吃，便不攻自破了。问题是，你鼓励贵族穿绸缎、制造丝绸价格上涨，怎么能保证国内的人不也放弃粮食生产转而养蚕桑呢？当敌国放弃种粮而养 蚕桑的人多起来以后，粮价就会上升，这又会鼓励人们留下来生产粮食。所以，要敌国大范围放弃粮食生产转而养蚕桑，齐国就必须大范围放弃蚕桑养殖转而种植粮 食。但是这样的话，齐国封锁不向敌国出口粮食的时候，齐国农民的粮食就卖不掉，而穿衣又会成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限制农业用地转做工商用地，损失的绝不只是土地工商用途和农业用途的差价，还势必导致高房价，这不仅造成收入由穷人向富人转移，导致两极分化，而且会严重伤害制造业。
房价上涨可不是简单的工业厂房、商业店铺成本上升的问题，而是劳动成本上升的问题。房价高企，工人的生活成本就不能低下来。我的问题是：因房价高企而导 致的工人生活成本的上升谁来承担呢？答案是，房价上升对于工人生活成本的提升要由工人和老板共同分担。这就是交易的性质。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好多企业聘 不到低成本的劳动，但是转移到中西部就能聘到低成本的劳动，为什么？因为高房价等因素阻碍了低成本劳动向沿海地区流动。
马克思看到的是 交易双方对立的一面。其实，交易双方更多的是利益一致的一面。处在交易关系中的双方，你的成本其实也是我的成本，你的收益也是我的受益；当然，我的成本也 是你的成本，我的收益也是你的收益。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道理。所以，当看到中国有几个城市已经进入世界生活成本前25位的 时候，我是忧从中来。我们远没有达到别人那样的人均收入，未来依靠什么参与国际竞争来改善民生呢？
我们不能一方面痛恨高房价，另一方面又主张“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既要振兴制造业，又要限制农业用地转做工商用地。这是自相矛盾的事情啊。日本经济长期陷入低迷状态，就与他们限制农业用地转做工商用地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出在土地国家所有上。在土地私人所有的国家，“18亿亩耕地”红线是无法想象的。表面看来是解决吃饭问题的“18亿亩耕地”红线，其实跟吃饭问题一点关系也没有。当然，这也并不是说“18亿亩耕地”红线就没有任何的制定依据了。
面对高房价，有人指责政府土地垄断。高房价与政府土地垄断不无关系，不过又不是一般的垄断问题。我们一般所说的垄断，垄断者垄断的是自己的物品，他当然 有激励控制数量维持垄断高价。但是政府垄断的土地，并不是官员们自己的，至少名义上不是。其实，地方政府是有买地冲动的。在任就五年十年的，能卖的地，当 然要尽可能赶紧卖掉。于是就不能不搞一个限制农业用地转做工业用地的红线，这才是“18亿亩耕地”红线的内在逻辑。但是这个问题应该靠把土地产权界定给个 人，而不是制定“18亿亩耕地”红线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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