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父母官到公仆
新浪新闻专栏作家：羽戈（作者系知名青年学者、时评人）
我有一个朋友，在县政府当秘书。县长高升，他用骈文撰成一篇颂词，令我帮忙润色。我读后直言：大作用典太多，如宋广平作梅花赋，只怕贵领导不知所云，不过如果通篇都是“一方父母，爱民如子”这样的大白话，则接近老干部体，难以显出兄台的才华和苦心，所以这是两难……后面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出口：要破解这个难题，其实非常简单：不写也罢。
那边厢，想必他在雅俗之间纠结。这边厢，从文中拈出的“一方父母，爱民如子”八个字，却令我怔怔出神，浮想联翩。
“一方父母”指父母官，父母官即地方长官，正适合用在县长、市长身上。当然这是古时的说法，而今似乎不大常见了。现在的官员，往往自称公仆。从立意上讲，公仆显然迥异于父母官，尽管实质上可能是一丘之貉。
如果要找出一个词语，来表现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色，“父母官”应是选项之一。它的起源，一般追溯至汉朝，其实知识考古的工具，还可以向前挖一挖。《诗经·小雅》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大学》引用此诗，并解释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可参《荀子·王制》：“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此外如《孟子·梁惠王上》叙述更为详尽：“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把官员称作“民之父母”“为民父母”，已经奠定了父母官的雏形，只不过这里的官员，尚未限于地方官。
西汉有个召信臣，在南阳太守任上，以为民兴利为宗旨，“……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东汉有个杜诗，巧合的是，他也是在南阳太守任上，政绩卓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时人将他与召信臣并论，称之为“杜母”。南阳流传民谚：“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父母官”之说由此而生。
至宋朝，“父母官”已经渐渐叫开了。北宋王禹偁（元之）一生三遭贬官，曾作长诗《谪居感事》，叙其行事与心志，其中“万家呼父母，百里抚惸嫠”一句，自注“民间呼令为父母官”，可为佐证。而且，“父母官”流行之后，作为词源，繁衍甚广，如“老父母”“老父台”以及“老公祖”等，都是这根藤上的葫芦（“公祖”比“父母”高一辈，故而明朝人“称州县官曰父母，抚按司道府官曰公祖”，由此可见官阶与辈分之分明）。
民众视官为父母，或者官员自视为民众父母，就我所见，大抵是中国特产，举世无双。这背后，则是专制政治与父权主义的媾和。“君为臣纲”与“父为子纲”，同属三纲，不仅并列，而且互通。君与父并称，正如臣与子并称。当君主与父亲一体化，事君便如事父，甚至事君要重于事父。在此政治结构之下，家与国、私与公的界限被融化、打碎，家庭与家族，不是独立于，而是内嵌于国家，家庭伦理沦为国家伦理的附庸（当然有人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据，声称国家伦理只是家庭伦理的延伸）。换言之，权力者可以像治家一般治国，像对待儿女一般对待百姓。这则构成了“父母官”的制度土壤：从名目上讲，“父母官”源自召信臣和杜诗；从根源上讲，“父母官”源自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
不论事君如事父，单说爱民如爱子，这么亲切的父母官，这么温馨的官文化，难道不该赞赏么？我们千万不要为其字面之义所迷惑。官员自然要爱民，这是他们的本分，然而爱民与爱子之间，却不必画等号。因为一来并非所有官员都会爱自己的孩子，二来爱民的逻辑与爱子的逻辑完全是两码事，后者的主旨是“爱”，前者的主旨是“敬”，后者之爱基于血缘与情感的召唤，前者之爱基于契约与责任的约束，二者之间，终归有些分别，不可混为一体。
以爱子的方式来爱民，纵有错位，譬如混淆了家庭伦理与国家伦理，误用了齐家术与治国术，就其初衷而言，尚且情有可原，至少官员在爱民，而非害民、残民。父母官的真正毒害在于，依托“家天下”的政治结构，把公权力私有化，把公共事务家务化。如果说在公共关系之中，民意、民心尚可对公权力构成一种虚弱的制约，那么一旦转化为私人关系，民众变成了父母官的子女，制约功能则消失殆尽，民意、民心的武器，尽数失落于家庭关系的深渊。与此同时，官员的权威得到强化，权力公有化与私有化，哪个更有助于官员作威作福、予取予求，答案不言自明。
最可怕的情形，则是官员以民众的父母自居，却只享受父母的权利，而不履行父母的义务。这里可举一反例。我有一个朋友，江湖人称“备胎王”，所有的闺蜜都拿他准男朋友，然而他只能履行男朋友的义务，却不能享受男朋友的权利。人生最大悲哀，莫过于此。如果父母官的遭遇恰恰与其相反，则不难想见，官员获利有多大，民众受害有多深。
近世以来，由于政治话语发生剧变，“父母官”的概念逐步退出了政治舞台。不过政治话语的剧变并不代表政治结构的剧变，古今政治依然有相通之处。古时君父一体，今人惯于把国家比作父亲，有时嫌父亲的形象过于威严、粗暴，则退一步，比作亲爱的母亲，以示国家对人民温情脉脉，爱心满满。不管怎么拟人化，国家还是人民的父母，国家孕育了人民，而非相反。从国家与人民的人格关系，足见权力的本性与民主的本质，以及“孝顺国家”的闹剧为什么会发生。
今人尝试以“公仆”取代“父母官”，主张官员不再为民父母，而是为民仆役，可惜效果并不见佳。孙传芳曾一语戳破公仆的画皮：“他看到当时报纸上有关人民公仆的言论时，几乎笑破肚皮。他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人其实都是骗子，他自己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有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观其结论，孙传芳终究是旧时代的人物，不过他对公仆形象的批判，堪称洞幽烛微，一针见血。如今一些公仆，虽自称人民的儿子，实则是人民的老子，就连他们的儿孙，都得由人民用血汗供养：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所衍生的“官二代”“官三代”，皆可享受“为民父母”的待遇。就此而论，“父母官”的外形固然毁坏，魂魄却未消散，反而借助中国特色的政治东风，与时俱进，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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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彦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