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新闻专栏作家：共识网
文/资中筠
我昨天听到吴建民先生去世的消息特别震动，晚上接到共识网短信希望我参加这个会，我和吴建民先生并无太多交往，只是近年来在有些活动上碰面，很认同他的一些观点，对于他的突然意外去世十分震惊，很是惋惜，所以来参加这个会。
之前并不了解这个会议的主题是谈民间外交。恰好我大学毕业后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就是所谓的“民间外交”。而且就是在这个工作场合我第一次见到吴建民先生。我刚才翻了一下这本《民间外交》，张（胜军）先生的文章中恰好提到“工、青、妇、和”。我就在“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和”本身就是从事国际工作的，另外“工”“青”“妇”都有国际部。大约60年代初，我在国外开会遇到过吴先生，他那时初出茅庐，应该比我晚8、9年，我们叫他小吴，他是在青联（“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我对他没有太多印象，主要印象是他法文很好，后来知道他英文也不错。那时候在国际活动中英、法两种语言是主要的，所以会这两种语言比较方便。
过去的民间外交并非真正“民间”
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自称“民间外交”，其实不是真的“民间”。民间外交有两种：一种就是真的民间来往，就是老百姓之间，非官方的各界人士的交往，与政府政策关系不大；一种实际上就是以民间的名义为政府的政策做宣传。
当时我们那个“民间外交”属于后者。而且在冷战时期是围绕着苏联的外交政策转，因为那些国际组织都是苏联领导的。我们“工青妇和”参加的国际组织每次开会，都是配合苏联跟美国谈判和斗争的需要，比如裁军谈判，那些国际组织就开会通过决议，决议的调子基本根据苏联的方案。所以严格说来不能叫民间外交，外国人称其为“façard”，装门面的，也就是以民间的名义推行政府的政策。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是完全一点作用也没有，因为当时中国是比较孤立的，建交的国家非常少，所以用民间的名义可以到官方不能去的未建交西方国家，至少还可以接触一下其他方面的人，多交朋友。所以当时中国除了替苏联搞外交以外，还有一个自己走出去、打破孤立、多交朋友的作用。就像我们的NGO一样，严格说起来，有很多不是真正的民间组织，所以外国人叫它“GONGOS”（GovernmentOrganizedNGOs），是官办的民间组织。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很不一样了，真正的人民之间各阶层的来往多起来，比如说民间贸易就不是为官方的政策做宣传，还有各方面比如学术交流等也是这样，所以真正的民间外交是改革开放以后。我总觉得“外交”的说法好像都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所以最好不叫外交。说到我过去做什么工作，我总说是做国际活动的工作，我不太说我做过外交工作，因为外交好像都是外交部在那做，我觉得我不是。这是一个想法。不过吴大使提倡的民间外交可能至少间接的、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配合政府间外交。这点，没有同他讨论过，不敢肯定。
需要警惕群众性干预外交
真正的人民之间的来往当然应该鼓励，同时关心国际关系的人群也大大增加，这是好事。但是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具体到某一事件的谈判，是很严肃、细致的事，不参与其事的不可能掌握全面情况以及交涉过程中那些微妙的细节，不是人人都有发言权。所以，我觉得需要慎重对待“民间外交”这个词。特别是互联网发达以后，谁都可以对外交发表自己的意见、做出自己的判断，但其实所根据的是听到的只言片语，或来自媒体的片面宣传。所以加强民间来往不等于群众办外交。群众容易受各种情绪影响，而这种情绪一般都是特别激进的，形成的舆论压力可能是有害的。
对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是用战争的方式解决的问题，民间喊打很轻易，外交官特别容易被民间骂成“卖国”，因为外交本身的天职就是要和平解决问题的，要不然就打仗，那就不需要外交了。凡是有利益的冲突，外交就是要化解冲突，用和平的方法保卫自己国家的利益。所以我觉得近年来，有一种不太健康的趋势，就是媒体表达的群众性的、情绪化的喧嚣，会给外国一种错误的信息，也分不清你是否代表国家的政策，因为我们的媒体在人家看来都是官方媒体，媒体发出来的声音应该是代表国家政策，所以讲到民间外交的时候需要警惕这种群众性干预外交。
我记得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曾经针对当时很多对外交很激进的群众运动，说过这样一段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群众运动中喊的口号），作为个人是可以的，你自己可以愿意为一个理想而牺牲，但是作为国家是不能“玉碎”的。国家要是玉碎，就完了，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全完了，所以国家必须要考虑到知己知彼，这就是吴建民大使常常说的，从力量上要知己知彼，要审时度势。不能凭着一时的兴致，群众一呐喊，在这种情况下，凡是主战的就是英雄，凡是主和的就是汉奸或者是卖国贼，这是非常有害的一种情绪。我注意到最近几年来，吴建民先生在接受各种采访和讲话中，用他的语言强调这一点，这个非常重要。
主张和平比主张战争更需要英雄气概
在某种情况下，主张和平比主张战争更需要勇气和英雄气概。我曾1998年写过一篇文章谈《拉宾之死》，表述这个意思。就是以色列总理拉宾因为与巴勒斯坦和谈，被自己国家的极端分子刺杀了。另一方面，几年以前埃及的总理萨达特也是被自己国家的极端分子所暗杀的，他们都是在与对方达成了和平的协议以后，回来遭到这样的悲剧。所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到现在冲突不已，双方几代人多少无辜生命，包括儿童，为之牺牲。好不容易有英明政治家出来达成了和平协议，如果付诸实施，是为民族千秋万代立大功，但是为极端分子所不容。要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必须都要各退一步、有所妥协、有所让步，如果永远不能让步、永远不能妥协的话，你就只有打仗了。所以今天我想到吴建民先生的一些言论和主张，感到这方面很重要。
我除了早期见过，几十年后再偶然遇到吴先生时，他已经是高级职业外交官，虽然见面的次数不多，但是每次都有一些交谈，因为他是职业外交官中说话不打官腔的。见到一些采访和公开发表的讲话，感到他有清醒的头脑，有自己的见解，还有勇气公开讲出来，非常不容易，难能可贵。
攻击吴建民的口号蛊惑一知半解的人们
越到后来，吴先生一再呼吁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个我很同意，也有许多文章论述过，不再多说。我还想说一点，我现在感到“民族主义”这个词用在当下的情况已经不太确切，因为即使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还是在主观上为了维护本民族利益，只是以本民族利益至上，无视他国利益，从而一味排外，制造冲突，这个我们固然应该反对，但至少那种民族主义还是真诚的。但是现在我国打着爱国旗号，诋毁不同意见的中国同胞的那些人实际上连这点真诚地为民族利益着想都没有，就是非常虚伪、不负责任地喊口号、打击异己，真正需要为民族做出贡献的时候，这种人是一点自私的利益也不肯牺牲的，一有风吹草动就往国外跑了。在吴大使去世后，我已经看到网上有一些这种攻击他的网络言论，现在“汉奸”已经成为一种国骂，根本不值一顾。不过有些口号危害不小，还是能蛊惑一些无知的、或一知半解的人，甚至在某种时候形成虚假的舆论压力，这点是值得注意的倾向。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无论如何，吴建民先生的去世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有他这样的看法的人在学界还是不少的，但是他作为高级外交官，现在还有这样的地位，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影响还是同一个普通学者不一样的。他的分量来自他的修养，知识的积累和实践经验。
称职的外交官应代表一定的文化修养和风度
另外，有人提到吴大使风度儒雅，这也很重要。一个称职的外交官的言谈举止应该代表本国的文化修养。吴曾说每一个到外面的中国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代表国家的形象，我倒觉得不能这样要求，也希望外国人不必以为每个中国人都能代表中国。但是外交官的举止必定代表国家形象。有外国人跟我说，我觉得你们有的外交官，人挺聪明，对外面情况也不是不了解，但是对外讲话好像不是对外国人说的，而是心目中说给国内有关人士听的，所以说得越硬越好，越冲越好，他不考虑在国外会产生什么影响，怎样让外国人更好了解中国，而是想着怎么向国内交代。这名外国人是个中国通，说得入木三分。我国的惯例，软了要挨批，过硬是不会挨批的，现在还加上群众反应，这种倾向使得我们的外交官越来越没有风度。
本来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国家，春秋战国的时候办外交，有什么主张，甚至领土争端问题，他先赋诗一首，你自己去体会弦外之音，这是礼仪之邦的传统。一直到后来包括周恩来总理时期，非常注重这个问题，强调外交总是要争取更多的朋友。当时中国是非常孤立，面对很多人反对、对中国诸多责难的时候，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不是要强调那个“异”，而是要“求”那个“同”。现在世界形势和我们的处境已经大不相同，可以“求同”的范围广多了，但现在有人好像专门挑“异”，突出“异”，表现自己非常之英雄。
阴谋论是非常有害的
我还注意到吴先生在一次答记者问的时候特别反对“阴谋论”。我也很赞同。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我看到最近网上转一个帖子，让大家不吃转基因食物。对转基因食物本身的看法，这里姑且不论，但是这个帖子里面说转基因食物是美国的大阴谋，把这些食物出口到中国目的是灭绝中国的人种。这样荒唐的东西居然转得很多，而且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相信，所以阴谋论大行其道起误导作用，对别国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从长远讲，对我们民族的智商、情商都有负面影响。
大家都心平气和地来讨论问题，不管民间也好官方也好，这才是正经的国际间的交往，只能这样。何况现在杀人武器发达到现在这个地步，还有一切都互联网化，中国14亿人口卷入一场大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现在很多中国人轻易地喊打，这是很危险的。我就先讲这些。我对吴建民先生的去世表示非常非常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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