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权术

　　案：关于袁世凯的权术，至少有十个故事值得一说。半月前给一个研修班讲袁世凯，我把其权术单独拎出来，作为一节，讲了近半小时。有空把讲稿整理一下，这里先推出评论版。

　　袁世凯好用权术，以“权谋百出”“不学有术”著称。张之洞补充道：“袁岂仅有术，直多术耳。”通常说一个人，尤其政治人物，有权术，精于权术，大体而言，不是正面评价。不过需要注意，权术的负面化，问题不在其本身，而在所依托的权力和政治环境。当权力不受制约，政治坠入黑箱或密室，权术势必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令人谈之而色变；反之，如果能把权力关进宪政的铁笼，那么权术的副作用则将遭到限制，甚至有可能被纳入正道，利大于弊。说白了，权术乃是工具，不妨视作中性词，它的利弊，取决于为谁所用、怎么用，最根本的一点，在于运用的语境或土壤。也许正基于此，先贤并不排斥使用权术，而讲究有经有权、有学有术，能成大事者，往往二者并举，不可偏废，倘若只居其一，譬如有学而无术，则缺乏行动力，有术而无学，则缺乏方向感。

　　我们不忙论定袁世凯，且说他善用权术的故事。其权术源自古人，并无多少创新。譬如（驾）驭人，还是传统三板斧：结之以恩义，厚之以爵禄，威之以刑杀。然而运作起来，往往令人侧目。王锡彤是他的幕僚，帮忙经营实业。据王氏《抑斋自述》，1909年底，王锡彤从北京回到河南彰德，向袁世凯述职。袁见面即问：“北行半年矣，归里省亲乎？老人倚闾望久矣。”王答：“过女公子喜期当归里。”袁道：“尚有数日之隔也。彰、卫火车道一小时可达，何不归里一视。昔余自朝鲜归，母夫人在堂，他皆不顾，惟匆匆归省。李文忠公骂余曰：忘八肚中一根枪，归（龟同归）心似箭。余一切不顾，惟急于见母耳。嗟乎，人生有母乐也。”随即“呼左右备珍食数事，送王老太太”。王锡彤由是感慨：“余此时感激之忱，真不可以言语形容。公能体贴人心至此，宜乎收揽英雄，人人乐为效死。”

　　此即典型的“结之以恩义”。袁世凯这一招，对症下药，高明之至。因为王锡彤一不爱权，二不贪财，三不好名，却是大孝子，惟母命是从，他加入袁世凯幕府，正有赖其母一言而决。对于这种人，大官小官，金山银山，都不如“北行半年矣，归里省亲乎”这一句嘘寒问暖好使。从另一面来讲，这也体现了袁世凯的洞察力，招揽王锡彤不久，便知其人性情与好恶。

　　若因王锡彤系袁世凯幕僚，说服力有限，再看一例。隶属进步党的林长民，显然不是袁世凯的人马，一度还是政敌。帝制发动之初，林长民任参政院秘书长，其父侨居上海患病，他到总统府请假，袁世凯“极致殷勤，命车送人参鹿茸皮货诸珍之属约值二三千金，俾为老人颐养”。“林至沪不二旬，乃翁病殁，循例发讣，并撰哀启，以告于袁，袁赙赠银三千元。长民治丧毕，入都销假，至新华宫稽颡致谢。袁氏扶起慰藉，背诵林氏哀启，自始至末，随诵随流涕，一语不遗。长民惶悚，伏地叩颡不已。袁氏复拭泪扶而送之。长民自此于参政院惟袁氏之颐指是使矣。林氏尝密语人曰：‘以日理万机者而于极不相涉之哀启，强记而面诵之，其责望于我已达严重之极点，不从之，即取我命矣！’”这个案例，恩义、爵禄、以及林长民担心的“即取我命矣”的刑杀，三板斧都用上了。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林长民的哀启，袁世凯未必需要“强记”。袁氏此人，有一特长，即记忆力超群，接近过目不忘。黄炎培出身同盟会，属于革命党，与袁世凯势不两立，然而连他都承认：“袁长于记忆。某人一为所见，某事一为所闻，类能终身不忘。故各省官吏入见时，一语及所在省区人物或政事，袁谙熟之程度，往往过于所在地官吏。故人多惮之。”

　　驭人之外，袁世凯的权术，更多用于政事。他担任山东巡抚期间，朝廷有旨，褒奖义和团，然而他不管不顾，照旧剿办，因杀人过多，而得了“人屠”的恶名（晚清有“三屠”之说：财屠张之洞，官屠岑春煊、人屠袁世凯）。这如何向朝廷交差呢？袁世凯自有办法，他贴出告示，大意是，现在真正的义和团，扶清灭洋，精忠报国，都去了天津北京，留在山东的则是假义和团，必须剿灭。还有一说。有人问袁世凯：“上谕命保护义和拳，公何独剿之不遗余力？”他回答：“我所剿者，皆土匪假托义和拳。上谕所谓义和拳者，皆能赤身与子弹相拒，岂有应枪而倒，尚得谓之义和拳乎？”换言之，如果死在官兵枪下，则说明没有神通，必是假义和团，盗名欺世的假义和团难道不该杀么？

　　另一例，则是与日本人谈判“二十一条”。对于“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不甘就范，可是国力对比悬殊，他也不敢直接拒绝，两难之间，正考验他的权术。1915年上半年，即“二十一条”谈判期间，袁世凯穷尽手段，如借助舆论与民意、以夷制夷、反间计、拖字诀等，硬生生把二十一条砍到了十二条。哪怕对已经达成协议的十二条，袁世凯依然不认账，而采用架空、破坏等法子。他告诉秘书曾叔度：“（1）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都买不到手；（2）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3）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月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又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这近乎耍无赖，却适合对付强横的侵略者。当这些“破坏之法”落实之后，日本人发现，最终所签订的条约“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由此来看，权术正有其妙用。

　　不过，袁世凯运用权术的故事，留给后世的最大启迪，我以为不在为权术正名，而在呈现了权术的局限性。梁启超曾说袁世凯“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唯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这堪称至论。袁世凯平生行事，正以黄金与白刃——有时加上恩义——为利器，在新旧交替的转型中国，其效果的确不差：恩义笼络了一批人，黄金收买了一批人，白刃威慑了一批人，这些人中，不乏高人雅士、英雄豪杰。然而终归还有一些人，不为恩义所欺，不为爵禄所动，不为刑杀所夺，如宋教仁、梁启超和蔡锷，他们信仰的是真理，怀抱的是大义，坚守的是人格，这些都伫立于权术之上。换言之，权术在真理与大义面前，几乎毫无作用。执迷于权术的魔力，不是自欺，就是自误。正如侯毅所总结的那样：“项城（袁世凯）以智术驭下，误以为举世之人，皆可以威胁以利诱，故其术可以笼络千百中才，而不能网罗一二奇士，此其所以败也。”

　　还得注意一点。古时法家讲究“法”“术”“势”，就后二者而论，术只是小节，势才是大道，术的力量，只能操纵二三子，势的力量，则可激荡一国风云。故而权术大师的眼光，往往不在术而在势，他们大都擅长借势，更高明的人，还能造势。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出山，拨弄清廷与革命党相争，坐收渔翁之利，便是借势的典范。不料数年以后，他竟复辟帝制，逆流而动，站在了势的反面。此刻，哪怕他的术再多，与世界大势对抗，必败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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