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新闻专栏作家羽戈
不知何时，“清流”这个词忽然流行开来。其用法大抵取自字面之义，即清澈的流水，进而升华为超迈俗流的隐喻。譬如夸一个人是娱乐界的清流，夸一篇文章是评论界的清流，无非是说，举世皆浊，唯君独清。不过，我每每看到这两个字，想起的却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政治群体，有时叫“清流”，有时唤作“清流派”或“清流党”。
清流源自东汉末年，盛于魏晋，在唐末、明末、清末皆有显著表现。绵延近两千年，积累而成一种传统与文化。从起源上讲，道德（古人好讲德望，即道德与声望，相形之下，前者才是根本）可谓其立身之本。如汉末的清流领袖李膺，有“天下楷模李元礼”之美誉；与李膺齐名的陈蕃，即那位少时豪言“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的陈蕃，《世说新语》第一则便是写他：“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列为“德行”之首，同是天下楷模。魏晋的清流，虽常有狂放不羁、惊世骇俗之举，大都不失为正人。至唐末，清流身上的道德光环越来越弱，以清流自居的裴枢，阿附朱温，不乏小人行径，最后被投入黄河，沦为浊流（裴枢之死，源于李振向朱温谏言：“此辈尝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为浊流也。”）。待到明末、清末，清流的团队之壮观，对时局的影响力之大，远胜前辈，不过他们拉帮结派，不再以道德为枢纽，或者说，他们一面标榜道德，一面却以道德杀人，道德二字，再也名不副实。这个历史过程，借用西哲的术语，不妨称之为“异化”。
清流的异化，正折射了其病根所在：以道德为根基，终将被道德反噬。说起来，政治不是不讲究道德（那些认为政治只有成败、没有是非的观点，不是偏激，而是浅薄），然而没有哪个政治团体、派系，以道德立足，能够长治久安。因为作为一种政治元素的道德，无论凝聚力、行动力，还是持久力，都无比欠缺。拿凝聚力来说。道德的感召力量，可作用于君子（有道德感、耻辱感的人），却难施与小人，古往今来，人间世终归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故而现代意识形态的建构，皆以物质、利益为第一义，道德只适合作为配方或幌子。像清流这样，以道德为主干，建构意识形态，注定了其命运之辉煌，犹如昙花一现，花谢之后，陷入漫长的黑暗。
再说道德与行动力的关系。对清流的批评，最常见一点，即指责他们伫立于道德高地，评议国事，高谈阔论，慷慨激昂，然而不是流于空疏，就是失于苛刻，有时两者兼而有之；让他们经营实务，眼高手低、纸上谈兵的毛病不由发作，雷声大而雨点小，甚至一无所成，身败名裂。此外，以君子自命的清流，只知守经，不通权变，行事迂阔，不堪一击。譬如建宁元年，陈蕃与大将军窦武合谋，翦除宦官，因对方势大，把持中宫，深得窦太后信任，故而本应“不动声色，密为掩捕，使妇寺无从预备，一举尽收”，陈蕃却事先张扬，上疏窦太后，这不是唯恐事机不泄、对方不知么，结果，宦官先杀窦武，再捕陈蕃，制造党锢之祸，汉朝由此而亡。对此，宋人谢采伯有一说法：汉唐之祸，激于君子，成于小人。所谓君子，即指陈蕃等人。他说，人们都以为汉朝亡于宦官，我则以为亡于陈蕃。后世论明朝之亡，归罪于东林党人等清流，亦同此理。这显然是在责备贤者，却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清流的历史，可视为一个道德效应递减的过程。晚清有前后清流之说。前清流以李鸿藻为首脑，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宝廷为干将；后清流以翁同龢为首脑，文廷式、志锐、张謇为干将。他们的结盟，与道德的关系，还不如与地域的关系大（前清流以北方人为主，后清流以南方人为主）。说白了，这是利益同盟，道德犹如羊头，包括清流的中坚，并不以德行见长。譬如前清流（谐音“青牛”）的牛角之一张佩纶，作为言官，“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光绪十年（1884年）之前，所弹劾的三品以上官员，便超过二十人，然而他偏偏不去弹劾当时浊流之代表，有“李二先生是汉奸”之讥，人人欲攻之而后快的李鸿章（他与李鸿章有深交，后来还结成翁婿关系），不免被指为选择性失明，德行自然有亏。另一牛角张之洞，言官时期，喜唱道德高调，等到坐镇一方，为了创收，却把鸦片烟、赌博合法化，正所谓“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如此反复，落得“巧宦”之名。牛鞭宝廷，最早淡出朝局，原因是出差途中迎娶妓女。要言之，倘以传统道德为评价标尺，前清流诸人，除了牛尾陈宝琛堪称君子，其他人都有问题。当清流不讲道德，是谓“清流不清”，立身之处摇摇欲坠，大抵便迎来了末路。
纵观清流史，我只想论证一点：道德之于政治的作用，似近而实远，似高而实低。我们的传统，惯于以道德评判政治，甚至建构政治，最终往往趋入歧途。清流之外，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即以清官、贪官论断一个官员。清廉与否，自然是考核官员的重要标尺之一，问题在于，这不是最高的标尺，更非唯一的标尺。但是，当道德遮蔽了世人的眼目，清官、贪官的标尺，便成了最高或唯一。
对此，先贤曾有反思。从李贽到汪辉祖，再到刘鹗，都在批判清官文化。他们集矢于一点：如果说贪官的害处在于一个“贪”字，清官的害处则在一个“刻”字。这个刻，不仅指刻薄、严峻，还可引申为自负。用刘鹗《老残游记》里的话讲：“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其自负，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道德感。清官如此，君子亦然。故而李贽把清官误国与君子误国相提并论。
可惜，他们只能批判，却无法突破，提出解决方案，因为传统的观念与话语严重限制了他们的思维。这方面，我以为康熙做到了极致。按高阳先生总结，康熙将地方官分为六等：“爱民、干练、清廉、不好名为第一等；爱民、干练、清廉为第二等；爱民、干练、虽贪不苛为第三等；清廉、才具平常为第四等；才具平常、操守不佳，但能实心办事为第五等；贪污无能兼而有之，则为第六等。”由此可知，古代最高明的皇帝，并未把清廉放在第一位，这不是为了操纵官员，而是拥有更多元、更合理的标准，如爱民、干练。其实现在一些地方的百姓，对官员的论断，正与康熙相近，一个贪而能做事的地方官，与一个廉洁而无能的地方官，他们毋宁更欢迎前者。
对比清流文化，清官文化更易于证明这一点事理：道德之于政治的作用，不仅有限，有时反而是一种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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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