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十月五日，周作人在日记里记到：“我特别记得是陶孟和主编的这一回，我送去一篇译稿，是日本江马修的小说，题目是《小的一个人》，无论怎么都总是译不好，陶君给我添了一个字，改作《小小的一个人》，这个我至今不能忘记，真可以说是‘一字师’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四十五岁之后，总想好好写写周作人，似乎他身上藏着中国近现代史的巨大秘密、藏着中国文人心性的巨大秘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写周作人，没有比《小小的一个人》更好的题目了。
1。 周作人是一个没有排名的人。
我们是个热爱排名的民族，我们崇尚“第一、唯一、最”。权威的排名一旦形成，我们就崇拜到底。武将有排名：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文人也有排名：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
别问我这些排名是怎么形成的，我也不知道。我比较确定，这些排名都没什么精当的评分系统，这些排名都有明显的倾向性和功利性。
周作人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就已经被国民党政府定为“汉奸”，无论旧中国还是新中国，我几乎确定，涉及文人的排名，怎么排也排不上周作人。
我小时候也迷信排名，五年级的时候，第一次买文人的全集，买的就是鲁迅全集，鲁迅排名第一啊。我小时候也迷过鲁迅，立意刻薄快意，用字阴郁悲切，适合心怀大恶、充满颠覆世界的理想的年轻人。我四十岁之后再想，五百年后，人们还读的鲁迅文字一定不是那些撕逼的杂文和论文一样立意先行的短篇小说，一定是《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和《中国小说史略》等几种脱开即时性的著述。
我确定，五百年后，看周作人文字的人要明显多于看鲁迅文字的人。文字不朽和文人排名没什么必然的关系。
2。 周作人是一个没有金句的人。
对于文艺青年来说，周作人是个非常不讨喜的人，他完全没有金句。也就是说，即使大家知道民国有过这样一个人名，鲁迅有过这样一个弟弟，但是大家完全想不起来，周作人写过哪个句子，最多能想起来几个杂文集的名字，比如《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等。
董桥有金句：“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桌上半途换她出任团长，几下招式立刻成了铁娘子，全世界看到的是这个女人胸中一片竹林，满身竖起利刺，谈吐亮情趣。”（摘自《吴仪胸中那片竹林》）
木心有金句：“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摘自《从前慢》）
张枣有金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就落满了南山。”（摘自《镜中》）
鲁迅也有金句：“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摘自《野草》）
周作人不仅没有金句，似乎连名篇都没有，仿佛一个不能分割的存在。格非没金句，但是格非有《相遇》。阿城没金句，但是阿城有《棋王》。余华没金句，但是余华有《鲜血梅花》。
我被一个自己也写杂文、写小说的骨灰级文艺青年问过：“你爱周作人，我捏着鼻子看了两个半本，到底哪点好啊？”
我想来想去，不知道如何讲，就像不知道如何讲黑不溜秋的宋代建盏的好处，只能说，你耐心再看看，再看看，再看看。
3。 周作人是一个对家事不辩解的人。
现代心理学讲，自责是负能量最大的一种情绪。所以，几乎所有人都自我开脱，特别是有一定话语权的人。
周作人一生里至少有两件事值得他仔细辩解：一是和他哥哥鲁迅反目成仇，二是为日伪政权服务成为汉奸。我翻过周作人几乎所有的书，他没有正面辩解一次。
对于兄弟反目，鲁迅是这样写的：“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周作人是这样写的：“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自己阐述过不辩解的原因：“我们回想起以前读过的古文，只有杨恽《报孙会宗书》，嵇康《与山涛绝交书》，文章实在写得很好，都因此招到非命的死，乃是笔祸史的资料，却记不起有一篇辩解文，能够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的。”
周作人自己坚定地认为：“鲁迅的《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
周作人反复引用：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
之后，关于鲁迅的一切，周作人都尽量回避，甚至包括鲁迅的死。关于鲁迅的死，周作人写的是他和鲁迅共同的母亲鲁老太太：“我还记得在鲁迅去世的时候，上海来电报通知我，等我去告诉她知道，我一时觉得没有办法，便往北平图书馆找宋紫佩，先告诉了他，要他一同前去。去了觉得不好就说，就那么经过了好些工夫，这才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看情形没有什么，两个人才放了心。她却说道：‘我早有点料到了，你们两个人同来，不像是寻常的事情，而且是那样延迟尽管说些不要紧的话，愈加叫我猜着是为老大的事来的了。’”
4。 周作人是一个对国事不辩解的人。
对于成为汉奸一事，周作人说的就更少：简单描述过和土肥原的几次交往，简单描述过被日本军部派来的枪手行刺，简单描述过被国民党政府“劫收”，被抢走了一块刻着“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和一块Movado钢表。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塌台，关了三年的周作人被放出来，只写了二十八个字，一首诗：“一千一百五十日，且做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
5。 周作人是一个好吃的人。
周作人和其他老一辈艺术家不一样，周作人不是一个好色的人。
通常，艺术就是色情，艺术家好色，大艺术家特别好色，周作人却一点也不。好在周作人还好吃、爱古董，否则就更难解释他的艺术成就了。
周作人八十岁前后时写《知堂回想录》，充满了对各种吃食的口水。
兵荒马乱的路上，记得“路菜”：“最重要的是所谓的‘汤料’，这都好吃的东西配合而成，如香菇、虾米、玉堂菜（京冬菜），还有一种叫做‘麻雀脚’的，乃是淡竹笋上嫩枝的笋干，晒干了好像鸟爪似的。”
考场上，记得吃食：“这一天的食粮原应由本人自备，有的只带些干粮就满足了，如松子糕、枣子糕、红绫饼等，也有半湿的茯苓糕，还有咸的茶叶鸡子，也有带些年糕薄片。”
在学校里，记得吃食：“早晨吃了两碗稀饭，到十点下课，往往肚里饿得咕噜噜地叫，叫听差到学堂门口买两个铜元山东烧饼，一个铜元麻油辣酱和醋，拿着烧饼蘸着吃，吃得又香又辣，又酸又点饥，真比山珍海味还鲜。”
到了北京，就是对帝都以饮食为代表的粗鄙生活的无情嘲讽：“说到北京的名物，那时我们这些穷学生实在谁也没有享受到什么。我们只在煤市街的一处酒家，吃过一回便饭，问有什么菜，答说连鱼都有，可见那时候活鱼是怎么难得而可贵了。”
我觉得写北京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周作人写的：“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在北京呆了接近三十年，我常常纳闷，这样一个草木丰美、山水俊逸、历史悠长的地方，怎么就这么不讲究呢？
我相信周作人在饮食上的真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猜想，在民国时代，江浙的饮食水平极其高，甚至世界领先。佐证是周作人对于日本餐饮的最高评价就是和家乡相似：“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噌汁与干菜汤，金山寺味噌与豆板酱，福神渍与酱咯哒，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鲑与鳓鲞，皆相似的食物也。”
今天的日本是美食的集中地，东京是世界上米其林三星餐厅数目最多的城市。二战前日本的餐饮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如此想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江浙一带的吃食得多好吃啊！
6。 周作人是一个蹩脚的诗人。
周作人写的白话诗是这个样子的：
“雪愈下愈大了，
上下左右都是滚滚的香粉一般的白雪。
在这中间，好像白浪中漂着两个蚂蚁。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祝福你扫雪的人！
我从清早起，在雪地里行走，不得不谢谢你。”
好在民国白话诗整体水平不高，让周作人的白话诗不至于显得差得离谱。
周作人写的最好的旧体诗是这个样子的：
五十自寿诗
其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天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我喜欢周作人五十岁生日时的心态：不管世事如何，在家出家、玩古董、儒释混杂、看草、咬蒜、说鬼、吃茶、吃茶、吃茶。
7。 周作人是一个平实地描述了民国的人。
细细想来，周作人是最合适写民国的人，而且他也真的写了，还写了好多。
周作人生在晚清，长于民国，死于文革，活了八十二岁。他在私塾学的国文，之后因缘际会，精通日文、希腊文、英文，粗通俄文、德文、法文、世界语、梵文。他专业学的是工科，鱼雷、轮机等等舰船操作，养活自己靠的是写作、翻译和教书。他生在浙江，后来北上南京、上海、北京，留学日本，再回国，再在北京呆了很久，后来死在北京。
如此古今中外文理兼修，东南西北到处走过，还娶了日本老婆，还坐过牢，还有个极其了不起的哥哥，还活得长，还写得多，在民国人物里，我找不出第二个了。
周作人笔下的民国教育是：在私塾先生的棍棒殴打之下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十三岁开始记日记，开始的日记里记录的都是读《壶天录》《读史探骊录》《淞隐漫录》《阅微草堂笔记》《徐霞客游记》等等。考试的题目是：“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竟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又如，“问，秦易封建为郡县，衰世之制也，何以后世沿之，至今不改，试申其义”。
都说万恶的旧社会迂腐陈旧，但是如果少年人在二十岁前能读通这类书，能独立思考回答好这类问题，这样的教育绝不能说是失败。
周作人笔下的民国革命是：“原来徐伯荪的革命计划是在东湖开始的，不，这还说不到什么革命，简直是不折不扣的‘作乱’，便是预备’造反’，占据绍兴，即使‘占据一天也好’，这是当日和他同谋的唯一的密友亲口告诉我说的。当初想到的是要纠集豪杰来起义，第一要紧的是要筹集经费，既然没有地方可抢劫，他们便计划来拦路抢夺钱店的送现款的船只。”
这个徐伯荪就是不久之后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起义四个小时后，被镇压，第二天被杀，心肝被恩铭的卫兵炒了吃了。
周作人笔下的日本是：“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
我看过很多说日本文化的书，周作人这句似乎平淡无奇的话总结得最好。
尽管周作人非常了解日本，他还是有巨大的疑问：“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种种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是那么拙，日本人爱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是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
周作人笔下的北京是：公开表演的京戏还有严重淫亵成分，“我记不清是在中和园或广德楼的哪一处了，也记不得戏名，可是仿佛是一出《水浒》里的偷情戏吧，台上挂起帐子来，帐子乱动着，而且里面伸出一条白腿来，还有一场是丫环伴送小姐去会情人，自己在窗外窃听，一面实行着自慰。”
往来的北京文化人里星光灿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陶孟和等等。有超级自负的，在师范大学教大一国文，第一篇选的是韩愈的《进学解》，从第二篇到最后一篇选的都是自己的文章。也有爱招摇的，洋车上装四盏灯，在那时的北京没有第二辆，如果路上遇到四盏灯的洋车，就是这个人正在开心地前往“八大胡同”的路上。这些人也先后死去，“中年之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老朋友死了，周作人常送挽联，他的挽联比他的诗写得好。
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遍及北京的东南西北：宣武的补树书屋，后海附近的八道湾胡同，西城的砖塔胡同，城中心的沙滩，崇文门内的盔甲厂，海淀的勺园。
周作人笔下的民国物价是：一九三一年翻译了四万字古希腊文，编译委员会主任胡适给了四百块翻译费，“花了三百六十元买得北京西郊板井村的一块坟地，只有二亩地却带着三间房屋，后来房子倒塌了，坟地至今还在，先后埋葬了我的末女若子，侄儿丰三，和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学希腊文的好纪念了。”
其实，周作人对写作的意义和方式是有深入思考的，不是为了琐屑而琐屑、为了平而平、为了淡而淡。比如谈写作的对象，“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学问，才可供我们的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比如谈写作风格，“我写文章平常所最为羡慕的有两派，其一是平淡自然，一点都没有做作，说得恰到好处，其二是深刻泼辣，抓到事件的核心，仿佛把指甲狠狠地掐进肉里去。”
周作人写的那些花花草草、杯杯盏盏倒是从一个侧面构成了中国真实的二十世纪上半截，至少是一个有知识、有见识、有趣味的人提示的一个明确的角度。我一直怀疑所有新闻和历史著作的真实性，因为它们和权力离得太近、受写作者的主观影响太大。我更愿意相信文学的真实，它毕竟是一个心灵竭尽心力的对于世界的描述，多看几个、几十个、几百个，这个世界就逐渐丰富和真实了。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明有《金瓶梅》《肉蒲团》，清有《红楼梦》，民国幸亏有他的杂文、老舍的小说和《围城》，解放初和文革幸亏有王小波、阿城的小说和《洗澡》，否则真不太容易知道那时候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可惜的是，一九四九年之后到去世之前，周作人以翻译和回忆为主，很少写眼前的社会和生活了，否则真值得好好看看。
8。 周作人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周作人在乱世八十二年，前半生著述不断，结集近四十种。后半生翻译不断，出版近二十余种。以一己之力，构筑了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的中文翻译基础。
9。 周作人是一个死因不明的人。
我没查到周作人到底是怎么死的，查到了他死前的一些事实，罗列如下：“1966年5月，文革开始。1966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1966年8月2日，周作人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殴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无音信。1967年5月6日，去世，享年82岁。”
我听说，经历过文革的大文人无一例外都不愿意出全集，因为他们无一例外都在文革期间发表了一些底裤全无的文字。
周作人或许是唯一的例外。“月夜看灯才一梦，雨窗欹枕更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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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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