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鸣宇
2007 年的厦门 PX 事件后，媒体的报道里开始出现一个词：“邻避问题”。“邻避问题” 和环境问题相关。随着中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大家对环境问题关注越来越多， “邻避问题” 也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端。
“邻避问题” 的本意是：Not-In-My-Back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即不希望既有居住地因为任何外来因素而受到影响。Dear 在 1992 年的论文 “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the NIMBY Synodrome” 里描述：“人们（只是）希望保卫自家的草皮”。但是，除了约定俗成的意义和学者们的描述外，“邻避问题” 似乎没有一个公认的严谨学术定义。Dear 之后的研究大多沿类似的描述方法，把人们对即将兴建在居住小区附近的、带有未知风险的设施的抵触情绪和抗议行为形容为 “邻避问题”。这些描述中的背后含有两个基本假设：“在地”，即居民们抗议邻居居住地点的建设；“非理性”，即居民的抗议行为不一定有根据。
然而，上述两个假设不断被新的研究挑战。比如，Kraft 和 Clary 两位研究者分析了 1045 位居住在可能成为核废料处理仓库选址附近的居民给予美国能源部的意见材料，发现有大约 20% 的居民能够使用科学术语对政府的选址方案给出具体和详细的批评。另外有 47% 的居民虽然未能给出太多技术细节，但可以看出，他们多少理解核废料处理是什么一回事。只有不到 30% 居民是真的什么都不懂。研究者们因此认为，至少在这个案例中，并没有证据显示欠缺科学知识是居民反对建造设施的主因。
Michaud 的研究则认为，“在地” 这个要点站不住脚，因为并非是距离邻避设施越近，人们反对建设的态度越强烈。他们分析了两套调查数据：1998 年整个加洲地区居民对兴建新的钻油台的意见，以及 2002 年圣巴巴拉居民对信件的钻油台的意见。回归分析显示，圣巴巴拉的居民并不比加州其他地区的居民更显著地反对建新钻油台。而相对加州其他地方，圣巴巴拉靠近采油区，并且在 1969 年发生过漏油事故。这个调查结果就说明了：居住地是否靠近采油区，并不显著影响居民对兴建新钻油台的支持度。
以上研究反映出早期研究对 “邻避问题” 的理解存在问题：即使 “在地” 和 “非理性” 确实是居民反对的部份原因，“邻避问题” 发生的背后也必然有更深层的原因。早期研究中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居民对风险的认知。有意思的是，这种认知不一定是正确的。早在 1987 年，心理学家 Slovic 就通过比较普通人和专家对风险的认知，说明了这一点。Slovic 让专家和普通人分别对 30 项活动 / 技术的风险程度进行排序。普通人把核能风险排在了首位，而在专家看来，核能风险只能排到 20 位。
不能准确判断风险的普通人可以依靠相关机构来认识风险。这个过程中，“信任” 是关键。Siegrist 和 Cvetkovich 的研究表明，当个体拥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去评估一项技术的风险时，信任并不起作用。反之，则个体只能依赖于信任来评估风险。个体的科学知识和对监管该项科学技术的机构的信任程度是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
因此，如果把居民的反对行为贴上 “邻避问题” 的标签，就可能把问题发生的原因简化了。“邻避问题” 的发生不止涉及到 “在地” 和 “非理性”，它至少还包含居民的风险认知和对监管机构的信任等因素。正因为如此，Slovic 认为，在进行风险（邻避）设施的选址决策时，有必要开放决策过程，让公众参与到其中，以提高他们对监管机构的信任度。同时，公众的参与也能够更好地反映利益相关者的偏好，赋予决策过程合法性，以及给决策者提供信息反馈。
所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述的研究以及研究者们的建议对于解决中国的 “邻避问题” 或许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各种 “邻避问题” 的背后，可能反应出的是对居民对的监管者的不信任。而相较于单纯地强调技术乎合国际标准，增加居民对监管者的信任，让居民相信官方的风险评估，或许能够更有效地解决 “邻避问题”。而建立信任的起点就是：一个更公开和透明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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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