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发来消息，令我谈谈李敖。这个名字，实在久违了。
2009年，我写过一篇谈李敖的文章，无论自拟的标题“从斗士到小丑”，还是见报的标题“千刀万剐说李敖”，都沦为靶子，备受批判。“千刀万剐”之说，源自李敖访谈，记者问他身后之事怎么安排，他的口气依旧玩世不恭，语不惊人死不休：“（墓碑）什么都不写，我死无丧身之地。遗体我会捐给台湾大学医院，千刀万剐。”报纸编辑从中截出“千刀万剐”四字，可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意在调侃，而非攻击。如果引起反感，被视为暴戾，我愿诚挚道歉，尽管这不是我的本意。
至于称李敖为小丑，我曾在文中声明：“‘小丑’之称，倒非贬义，如马戏团的小丑，可视为一种职业。”彼时我的意思是，李敖的知识与性情，注定了“他是专制时代最无畏的斗士，却是民主时代最普通的小丑”。自1987年起，台湾启动民主转型，作为民主斗士的李敖反而无所适从，他无法提供民主政治所急需的观念与德行，只能以夸张的言行活跃于政治舞台，他的参政，接近于一种表演。
也许怪我表述不清，还是有一些读者，把“小丑”理解为跳梁小丑，于是指责我人身攻击，以大义责李敖云云。对此错位的批判，我不知该怎么辩驳，索性沉默。现在来看，我不得不佩服那些批判者的先见之明，他们对小丑的理解虽然错位，却清晰预见了李敖的未来。不说其他，自2011年5月李敖开通新浪微博以来，这五年的微博言论，充分诠释了他何以是一个小丑：不是马戏团的小丑，而是跳梁小丑。
从斗士到小丑的转型，归罪于李敖之余，还得注意时代因素。李敖此人，可谓“真人”，他的一生，始终一以贯之，青年时期坚持什么，老年时期一如既往，在专制时代怎么表现，在民主时代持之以恒。然而，时代终究在艰难前行，专制时代的李敖，位置是前锋，等到民主时代，被迫打到后卫，甚至被挤上替补席。说到底，他不变，时代变了，初心不变，角色变了。当他不能与时俱进，以适应新时代，终而被时代的车轮无情碾过，零落成泥，坠入历史的垃圾堆。
李敖深知个体与时代的存亡关系。他写《北京法源寺》，借李十力之口论康有为与慈禧太后：“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代比你去得快，你是落幕的十九世纪里最后一个先知，但二十世纪一来，你就变成了活古董。你命运注定要为时代殉难，你超不过你的时代……”说及对康有为的评论，这是我最认同的一则。只是不知，李敖在写作之时，是否意识到，自己将重蹈康有为的悲情命运：如果把这番话里的慈禧换作蒋介石，那么几乎每一个字，都适用于李敖。
以李敖的聪明与敏锐，自然有所察觉。1995年，他在《蒋介石评传》（与汪荣祖合著）序中引用了李十力的这段话，感慨道：“对我说来，这本书的完成，象征的的确是个全面的结束。——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同时也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页。——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但是，未来的残酷，远远超出了李敖的想见。他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相互捆绑，蒋氏政权的终结，不仅意味着其青春的终结，还意味着其民主斗士生涯的终结。他一贯通过与敌人的战斗来确认自己的位置，一朝失去了敌人，从而失去了自己在新时代的位置感，他并不甘心为旧时代殉葬，却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节奏，最终，他与康有为一样，从旧时代的先知，变成了新时代的古董，从旧时代的前卫，变成了新时代的边缘。不同于康有为的是，慈禧的死亡终结了一个时代，蒋经国的死亡则开启了一个时代，相形之下，李敖的命运比康有为还要惨淡。
拿李敖比附康有为，绝不仅仅因为，李敖写过康有为。说起来，这二人身上，不乏相通之处。梁启超曾对比自己与康有为，认为自己太无成见，康有为太有成见，并引康有为之言为证：“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清代学术概论》）大体而言，康有为的思想，三十岁便已成型，从此唯有小补，并无大修。这样的情形，如果发生于停滞时代，未必有什么害处，可惜碰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被时代抛弃，势在必然。
就“太有成见”这一点而言，李敖比起康有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思想之成型，比康有为略晚，不过不会晚于1980年代。质言之，在台湾民主转型的潮水袭来之时，李敖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而且他自大成狂、予智予雄的性格，严重阻碍了他的知识更新。这里还需要注意，审视李敖的知识结构，我们会发现，他对自由（“自由主义只是两个部分，一是反求诸己的部分，一是反求诸宪法的部分”）、民主（批判间接民主，斥台湾民主为假民主，以国别、东西划分民主等）、宪政等现代政治的认知，其实相当浅薄、粗糙，恐怕还不如作为启蒙者的胡适、殷海光等人。不妨断言，他的政治知识储备，也许可供反抗专制，却不足以建构民主。置身于民主政治的浪潮之中，他的历史作用必将日渐弱化，甚至沦为逆流。
此外，如果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还是一种思维的话，那么李敖的缺陷，愈发显著。他的思维，受专制政治束缚，或者说被专制政治同化，完全是一种斗争思维、敌我思维。管子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他把最后一个字改成了“敌”，以树敌为乐，以战斗为乐。譬如他写《蒋介石评传》，干脆自称“复仇之作”。这般思维，与以寻求对话、共识为基点的民主政治，显然格格不入。这正是其悲剧之所在：时代进入了民主的晨曦，他的思维还停留在专制的黄昏。
不论知识还是思维，李敖都无法追随民主政治的匆匆脚步，只能表现为逆行和捣蛋，借用其自造的说法，可谓“民主讽刺者”。诚然，他为受众带来了笑声，然而民主并不单单需要笑声，所以他在台湾的背影越来越落寞。转战大陆，照旧三板斧：骂国民党，骂美国，同时自吹自擂。在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这非但效应不佳（难望娱乐明星之项背），反而折射了他的颟顸与狭隘。他曾自诩“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落脚台湾，“本是时代与地方的交错”，“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成东海布道”；然而，当他有机会跨越海天，征战大陆，所体现的却是典型的孤岛心态，无论豪气还是怨气，实质都是一个“小”字。
李敖一直喜欢抱怨台湾对他的禁锢与限制。然而他忘了台湾对他的成就，而且，他的晚年之局限，大抵来自他的妄自尊大、故步自封，台湾不曾败坏他，他反而拖累了台湾。刻薄一点说，早在三十年前，他便沦为台湾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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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灏
